史诗的草原文化特质

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史诗一样，蒙古英雄史诗是关于英雄业绩、关于人们的命运的长篇叙事诗。它所叙述的事件发生在“完全过去的”时间里。叙述者站在比听众更高的观点(Point of view)上。叙述是在一种“全知”的视角中完成的，因而也具有一种“完全综览”世界的气度。叙述的声调是高贵和庄严的，等等。

除了作为史诗一般具有的某些共性之外，蒙古英雄史诗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我们知道，作为蒙古草原特定地域上产生的、作为这种草原文化的聚焦的蒙古史诗，必定是带着它与众不同的特点、带着独有的艺术魅力立于世界史诗之林的。在我看来，至少下述方面应算是它的特色：

蒙古高原地域辽阔，又是狩猎和游牧经济发生发展的摇篮，这种特定地域上养成的特定文化就深刻地影响了史诗的内在品质。史诗英雄作为“战神”，又都同时是猎神或牧神。西方史诗传统中曾经可见的海神、工匠神之类，在这里是看不到的。这一区域虽与农业文明毗邻，但农耕文化中曾有的“农神”这里亦无踪迹。甚至在一些蒙古地区有了农业经济因素之后，蒙古史诗在其传承过程中亦未改变面貌。这种战神与猎牧神的统一，成为蒙古史诗主人公的一个典型标记。英雄谷诺干拥有“五畜成群结队”，而又经常在“深山旷野游猎”(《勇士谷诺干》)。楚伦勇士既是个精于放牛牧马的牧人，又是个擅长骑射狩猎的猎人(《大无畏的楚伦勇士》)。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浓郁的草原文化特征，也使史诗形象的外貌描绘，具有与众不同的韵味。

洪古尔穿上虎头红靴。

这双红靴精致华美，

人们看见这靴印，

愿用一千匹马来交换，

亲眼看见这双红靴，

甘愿用万匹骏马来交换。

洪古尔穿上肥大的绒衫，

又穿上高贵的衲衣，

上面是三层铁衣铁甲，

腰束珍贵的腰带，

价值七十匹骏马。

七十一庹长的阴阳宝剑，

佩在右股上，

价值一万户奴隶的肩甲，

在双肩上闪光。

头戴金盔，辉煌灿烂。

洪古尔英俊、健壮，

像天神下凡。

……

六千又十二名勇士齐来端详，

让洪古尔在众人面前昂首阔步，

看看他是何等的威武、雄壮。

他的前额有玛诃喀拉的力量，

他的头顶有宗喀巴的威力，

他的脑顶有奥其巴尼的力量。

……

洪古尔跨上飞快的铁青马，

将黄金宫殿绕行一周，

告别家乡，跃马扬鞭。

①

一个踌躇满志、动身娶亲的蒙古武士的光采宛如在眼前。英雄受难时的刻画，颇可拿来与此对照：“洪古尔的战袍破烂，破烂的战袍如春天的驼毛，片片挂在身上。”这种落魄和狼狈，也彻头彻尾是草原英雄式的，与别种文化不同。

如果说，这些表面的刻画只提供了一种外在的、现象上的草原文化特征的话，那么史诗中主人公的精神风貌却无疑是内在地、较为有深度地揭示了这一文化的特质。

我们知道，草原牧人们千百年来在蒙古草原空旷而单调的环境中，过着朴素、单一的，同时也是贫穷的生活。严酷的自然条件，极为悠久的狩猎文化传统，练就了他们勇敢无畏、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使他们具有浓厚的尚武习气。毗邻农耕经济的急剧发展和城市文明的建立，财富的积累和贸易活动的频繁，都从外部给他们以影响和刺激。他们内部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氏族所有制和私有制，也刺激了占有财产的欲望。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对较为发达的农业地区城市文明的向往，就成为他们向外冲击的动因。于是，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征战就大量出现了。

当然，我们没有忘记，在此之前的草原上也仍然有杀伐争斗，起因是个人或民族的复仇。征战的动机不同，结果也有差别，但征战本身却极为相似，对英雄提出同样的要求，征战过程也同样是“血的洗礼”(Chisun Horim)。所以史诗主人公对其手下战将下达这样的命令是十分自然的：

你跨上大红马，

前去问问他，

要和睦相处?

还是要厮杀?

如果他说要厮杀，

你就填平他的阿布辉海，

把他的奴隶全部赶来，

不要给他留下一条母狗，

不要给他留下一个孤儿!

这种主动挑衅，急欲扩大牧场和获得财富，在史诗中都是被当作英雄行为而大加称赞的。在英雄史诗中不难见到这样的描写：勇士们酒至半酣、热血沸腾的时候，便夸耀自己牧地辽阔、国势富强、勇士雄壮，便迫不及待地希望遇到较量的对手。这种看似“好战”的现象，其实有很深的历史原因。日本历史学家江上波夫的一段话，极好地说明了这些战征出现的主要前提：

他们是牧民，自然注重马的增殖。秋冬之际，无须顾虑生产，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习惯，也使他们把鞭打着肥壮的秋马，远征千里之外看成家常便饭。加之随牲畜，逐水草，淡于土地观念的游牧性格，他们更易于抛弃故土，随时移居利于作战的新天地。

他们始终携带着“活的、会走的家具”――牲畜，从而也能够确保军粮。装载毡制帐篷的牛车这一可动的房子――住车，又随时可以布置成适于战斗的位置，可以处于能应付平常或进攻、退却等任何一种战时状态。游牧民皮制或毡制的圆袖上衣、裤子、复耳的帽子、长靴，又都是适于骑马和御寒的服装。他们的特产乳制品，便于携带，不易腐坏，耐长期贮存，也是军旅生涯中的绝好食品。

还有，干燥地带酷烈的风土所锻炼出的，他们那顽健的肢体和异常的忍受饥渴寒暑的体质，都成了行军时无形的武器。欧亚内大陆一副穷相的原始游牧民，当他们学得了骑马战术以后，马上变成了世界上最能干、最勇敢的骑马战士。

①

史诗中主人公的勇敢无畏，不仅表现在征战――复仇或掠夺――主题中，还表现在婚姻主题中。蒙古游牧文化进一步成熟后，考验女婿才能的是“好汉的三项比赛”，即赛马、射箭、摔跤。这自然是典型的游牧文化传统。但我们更想说另一种更为古老的传统，即抢婚。在一些史诗中，不仅抢婚行为本身是极其自然的，为了实现抢婚而杀人或抢婚不成报复性杀人也是极其自然的。例如在《江格尔》中，江格尔的“左手头名勇士”洪古尔按江格尔的旨意，纵马飞奔了49天去娶亲，到时见姑娘正与大力士图赫布斯举行婚礼，便尾随至新婚毡房，向大力士挑战。一番苦战后将新郎砍为两段驮至新娘面见。新娘诅咒他，便也被劈作两段挂在毡房门旁。这还没完，他将大力士的坐骑杀死，烤熟饱餐一顿，最后找到姑娘的父亲，“揪着扎木巴拉的头发拖出宫殿/将他槊倒在地，狠击之鞭”。他也为自己的鲁莽而垂泪，但不是因为杀了人，而是因为无法回覆众大臣的责怪，没有遵从江格尔的旨意带回新妇。这里并无丝毫展示残暴的意思。无论史诗的创作者、讲述者还是欣赏者，所赞赏的是英雄对首领的忠诚和顺从，对古老生活法则的恪守，不畏艰险长途跋涉的勇气，与情敌生死较量的胆魄。

英雄主义还表现在扩大地盘，掠夺民众，占有财富上。在农耕民族国家，除了以异族佣兵抵御外敌的所谓以夷制夷之外，不大容许异族集团的大量移入。这不仅由于农耕民族一般都具有视他民族为夷蛮野种的倾向(民族自尊意识和环境决定的结果)，而且由于其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有浓厚血缘、地缘和传统性的，封闭的结构。游牧民则不同，不仅集团自发移民普遍存在，而且还有将异族强行迁往本地区的情况。这是由于游牧经济本身具有开放的性质，它不能自给自足，需要通过掠夺、交易和贡赋而与外部世界互通有无，促进自身发展。所以为掠夺战争而走向集团化和组织化，在短期内纠合不同的人们集团迅速构成庞大的军政联合体，乃是骑马民族的一大特征。部落联盟和国家，都是这样建立的。

文学不是历史。为历史提供佐证也不是文学的功能。但是，英雄史诗中的主人公，作为牧人们用美的尺度塑造的生活理想的某种代表，他的性格行为中最重要的部分却无疑与现实生活中最迫切的生存问题直接相关。不仅主人公的出身奇异、身躯伟岸、膂力过人、魔法超群、智慧不凡、擅长征战、视死如归等等品质特性与现实需要不可分割，就连史诗中的婚姻主题亦是如此。抢婚或联姻，无不与显示勇气和力气、增强部落氏族的力量相联系。现实的需要，内化为现实的理想化代表的欲望和行为目的。于是，史诗中最为辉煌的业绩，就是：

周围四十二个可汗的国土，

都被荣耀的江格尔征服。

江格尔的乐土辽阔无比，

快马奔驰五个月，

跑不到它的边陲;

圣主的五百万奴隶，

在这里蕃衍生息。

蒙古草原文化在史诗中的又一突出表现是骏马形象。我们知道，在其它民族的史诗和其它文学体裁中也常常出现骏马形象，有时也极力赞美。但蒙古史诗与此不同。在蒙古史诗的14个基本母题系列中，专有一个是关于骏马的(5.骏马的特性和作用。其中包含8个母题)。此外，在第4系列，即“英雄”系列中有9个关于马的母题(4―9―1至4―9―9)。在第六系列即远征系列中，有4项备马母题。另外在“仇敌”、“计策和魔法”、“求婚”等系列中，都有若干骏马母题。由此即可初步感受到骏马在史诗中所占的比重。

没有歌颂骏马内容的蒙古英雄史诗，我们至今还未见到。史诗中对马的叙述里，又表现出蒙古人对马的审美直观、审美情趣、审美情感活动的规律性趋向。所以，尽管在不同的史诗中赞美骏马的手法不同，在同一部史诗中，也采用着不同的艺术技巧，但也通常都包含下述内容：马的静态描绘，马的动态描绘，马的身世、来源、特性的介绍，马具的刻画，马与其主人生死相依的关系，马的神性，以及马的功绩。

江格尔心爱的阿兰扎尔，

是无价的珍宝，罕见的坐骑。

它有宝石的长鬃、珊瑚的尾巴。

阿兰扎尔的父亲是驰名的赤骥，

阿兰扎尔的母亲是罕见的神驹。

它们没有给它一根杂毛，

它们没有给它微小的斑疵。

……

阿兰扎尔的身躯，

阿尔泰杭盖山方可匹敌;

阿兰扎尔的胸脯，

雄狮一样隆起;

阿兰扎尔的腰背，

猛虎一般健美;

阿兰扎尔的毛色，

鲜红欲滴;

阿兰扎尔的八十一庹长的长尾，

翘立如飞。

阿兰扎尔跑起来，

疾风、闪电都不能相比。

阿兰扎尔的脖颈八庹长，

天鹅的脖颈一样秀丽。

阿兰扎尔的鬃毛，

湖中的睡莲一样柔媚。

阿兰扎尔的两条前腿，

山上的红松一样峭拔。

阿兰扎尔的双耳，

精雕的石瓶一样名贵。

阿兰扎尔的牙齿，

纯钢的铡刀一样锋利。

阿兰扎尔的双唇，

比鹰隼的双唇还艳丽。

阿兰扎尔的四蹄，

如钢似铁。

阿兰扎尔的眼睛，

比苍鹰的眼睛还要敏锐。

阿兰扎尔跑再远的路，

也不会力竭精疲;

冲向千军万马，

它从不畏惧。

①

蒙古草原猎牧文化的特征，在这种充满激情和气势的由衷赞美中已经鲜明地凸现了出来。马被比作高山、狮虎、天鹅、鹰隼……充满力度和美的事物。不光马是如此的俊美，马具也不同寻常：

马背上先铺了毛垫，

上面是精致的鞍屉，

再铺六层平整的鞍鞫，

上面是铁砧般巨大的雕鞍，

雕鞍上是珍贵的鞍垫和鞍幔。

彩色斑谰的肚带，

曾在毒蛇的唾液里浸染，

肚带上有八十八个扣环，

环环扣紧，

把那肥壮的肚皮，

勒出了七十二道皱纹。

丰满的臀部上，

系着一百零八个银铃。

美丽的脖颈上，

挂了八个铸铁铃。

对骏马的神奇和夸张的称颂，最集中地体现在动态描绘上。牧人对马的全部幻想，最终是在马的力量和速度上，所以这时的想象最为瑰丽;

铁青马听了洪古尔的话语，

放开四蹄疾驰如飞。

两条前腿一跳，

跳过三座高山;

两条后腿一蹿，

蹿过无数的丘陵和平原;

像出巢的雄鹰展翅飞翔，

像离弦的飞箭转瞬不见。

两只后腿带起泥块腾空，

如同射出的炮石在空中轰鸣。

四蹄扬起的尘烟弥漫，

嘴里喷出的唾沫四处飞溅，

羊头大的血块凝聚在铁嚼旁边。

蒙古史诗中的骏马，就是这样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产生了独特的美学价值。我们知道，史诗中英雄主人公形象是人与神的统一，而反面的恶魔蟒古斯则是人与兽的统一体。只有骏马形象是神性、人性和兽性的合一，它具有神的智慧、法力和预见性;具有人的语言，通晓人间万事万物;具有兽的形体、生活方式，发挥兽(被乘骑)的功能。

史诗中这种对坐骑的神圣化和拟人化，与各民族古老的神话、童话和动物传说故事中所常有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不是简单地来源于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观念或动物图腾崇拜。马作为蒙古人的一个重要审美对象而存在于史诗中，一方面是由于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生活。在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的蒙古高原，马匹是牧人日常生活中决不可缺少的东西。在史诗中也是如此，没有了马匹，婚姻和征战则变得不可能。而没有了婚姻和征战，也便没有了蒙古英雄史诗。

其实不仅是在史诗中，在民间说唱艺术和造型艺术中，骏马形象都是被大量歌颂的对象。例如赞词中就有大量的马赞，而古老的民间叙事诗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便是以两匹骏马作主角的《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在其他体裁如民间故事和民歌中，骏马形象也经常出现并占据重要地位。由此可见，蒙古英雄史诗中大量出现关于马的母题，就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