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的经济思想多记录在所著《史记》的《平准书》与《货殖列传》的篇中，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重视物质利益的义利观。义、利关系，在先秦诸子中久辩不休，归根结底是道德决定物质利益，还是物质利益决定道德，司马迁则认为物质财富是道德观念的基础，“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史记?礼书》以下只注篇名)。他非常重视人们为追求物质利益而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并认为是治国之道，农、工、商、虞“求富益货”是“民所依食之原”，“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他批判老子无欲、寡欲、“至治之极”的思想是“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在他看来“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分之。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同上)。

强调求利致富的自利观。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们凭自己能力拼力求富取利，“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是天经地义的，“若水之趋下”，即便“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亦不例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货殖列传》)，这种追逐物质利益的行为，“非道之所符”，而是“自然之验”。但他反对“弄法犯奸而富”的行为。他把求富的途径划分三种，“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从事农业生产致富为“本富”，经营工商致富为“末富”，“劫人作奸”、“掘冢饰币”、用“危身取给”为“奸富”，他不否定末富而反对奸富。对“奸富”行为他主张用道德思想去防范，“以礼义防于利”(《平准书》)。

提倡经济放任的治国观。司马迁基于人好利求富“以得所欲”是自然之理的认识，主张国家不应干涉人们的经济活动，治国在于“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急”。所谓“因之”，就是依经济发展之势听其自然，不加干涉，这是最好的政策，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教育规劝，复次是整顿划一，最糟的是政府垄断与民争利。他认为社会经济“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只要“各劝其业，乐其事”，必会使国家财富大为增长。至于出现富者“累巨万”，贫者“不厌糟糠”的分化现象，他以为是正常的，“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不是国家干涉所能解决的“贫富之道，莫之予夺”。

宣扬治生之术的重商观。司马迁认为商业与农业同样重要，“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商人的经营活动是“取与时而息财富”，无害于国于人。他则为商人立传，宣传他们的经商之道。如要重视积累，“无积聚而多贫”，“富给之资……坐而待收”;要预测市场行情把握时机，“乐观时变”，“时用则知物”;要储饶待乏放眼未来，“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要加快资金周转，要价不可高，“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善于经营普通货，“欲长钱，取下谷”;要学会一技之长，出奇制胜，“诚壹”，“富者必用奇胜”;要当机立断，“若猛兽挚鸟之发”;要有勇有谋有智，“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等等。

总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总结前人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无论是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前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