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的建筑文化共同辉煌于中华

明代中叶，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文化萌芽开始滋长，同时，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欧洲耶稣教异质文化东渐，从而揭开了中西建筑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十五、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已臻成熟，与此同时，经过马丁?路德改革的新教，通过传教士向南美、非洲与亚洲传布影响。明嘉靖三十年(1552)，欧洲耶稣教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来到中国广东，接着，明万历十一年(1583)，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再次进入广东肇庆，接着，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国门，这批以利玛窦为最大影响的西方传教士，到处结交中国皇室人员或地方权要，在生活与文化观念上尽可能适应中国习俗，将天文、地理、历算、哲学、艺术、技术等大量西学输入中国，成为两汉之际佛学东渐之后的第二次异质文化对东方的冲击。这一冲击一直延续到明末。这虽然遭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抗拒，也多少影响与革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性质与风貌，出现了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徵与方以智这样的文化大家，他们的学识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当时西学的影响。清代有汉满文化的冲突与调和，有各宗教的张扬与互补，比如喇嘛教在此时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角色。康乾盛世，朝廷任用西方传教士，使中西文化在彼此推推就就中进行着艰难的历史抉择。

正因如此，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增加了一些西方异质文化的“语汇”。如在已毁的北京圆明园中，曾有属于长春园区域的西洋楼区，是清代中国建筑文化受到西洋文化影响的有力佐证。

这是西方建筑文化首次进入中国皇家建筑领域。据已故的著名建筑学家童隽考据，大约两百年前，法国传教士晁俊秀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从北京函告当时巴黎图书馆印刷部主任，说已绘制园图二十幅并刻为铜版，指的就是圆明园西洋楼区的这一批西洋风格为基调的建筑。这批铜版图所示西洋楼设计为郎世宁所绘，其建筑风格为法国洛可可式，该建筑群的文化主题是西洋大水法的运用，建造年代始于清乾隆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乾隆帝颇欣赏欧洲文化，乾隆十二年，当其偶见西洋画的喷泉形象时，因喜爱即问郎世宁谁可仿制，郎氏即推荐传教士蒋友仁，于是乾隆便命其在长春园督造西洋大水法。(参见《北京长春园西洋建筑》，下同)

大水法即西洋喷泉是西方古代重要的建筑及园林景观，它以动水的向上喷涌与倏而溅落，表现了西方人好动、外向与欢愉的文化情调，始见于希腊罗马时期，兴盛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七世纪达于极盛。中国古代建筑与园林之文化景观中，也时常采用“水”这一文化题材与主题，只是以静水为主，表现出东方古代的含蓄、明澈与内向。故西洋楼区大水法的采用，是西方古代建筑文化与园林文化东渐的重要标志。在圆明园之西洋楼区，有最早的西洋楼，被命名为“谐奇趣”，建造于乾隆十二年。楼设三层，从南面左右两侧曲廊伸建六角楼厅，为演奏蒙、回、西域音乐之所在。楼之南北，均建水池与喷泉。乾隆二十五年，又造西洋楼“方外观”于圆明园之中，此观之贴面以大理石为材，加刻回纹装饰。又造 “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集全园水法之精华。海晏堂为全园最大的西洋楼，但主立面向西而不是通常中国传统建筑的“向南”，足见异国风味。主立面为两层十一间，门设于立面之“中”，这又是中国式的。门外平台左右对称布置以弧形石阶及水扶梯扶手墙，阶下设有水池，水池两侧设铜铸喷水动物，共十二种，以象征中华传统的地支“十二属”与一日二十四小时十二时辰，此可谓“中西合璧”。海晏堂以东还有石龛式“大水法”，大水法正北，有筑于台基之上的远瀛观。此观之大平台下面，设水库，以为水源。此由北京玉泉山水引入圆明园之东部的长春园。

从全园西洋楼区的平面布局看，虽设有中轴线，却是东西方向的，而不是中国传统的南北纵向。童隽分析道：“全园总平面规划一反中国传统，突出地表现西方轴线对称特点，东西方向的主轴长800米，和主轴垂直的有南北向三条次轴。从最西开始，由 ‘谐奇趣’ 与 ‘花园门’ 组成第一条次轴，再和靠西墙的 ‘蓄水楼’ 面对 ‘养雀笼’构成四合院。第二条次轴由北面的 ‘方外观’ 对南面的‘竹亭’，再与东西相对的 ‘海晏堂’和 ‘养雀笼’东西构成又一四合院。再东，坐南的 ‘观水法’宝座加靠壁，北对 ‘大水法’、‘远瀛观’、与西面的 ‘海晏堂’ 和东面的‘线法山门’组成最后的四合院。‘线法山门’与 ‘线法山东门’ 之间的 ‘线法山’ 自成一院。再东是 ‘方河’，隔河望 ‘线法墙’，就到了主轴东尽端。主轴全部并不似西方庭园一眼望到底的直线，而是被建筑物有节奏地分作三段，就如北京故宫由前门到景山南北3公里多长的主轴，多次被宫门殿宇隔断，从而缩短视距。西洋楼建筑群同样地把一长条园景分成几个院落，避免拉丁庭园一望无际之感。”以上分析，十分清晰地说明，圆明园西洋楼区是一个以西为体、以中为用，亦西亦中的建筑群，是只有在清代吸纳某些西洋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出现的独特文化现象。

同样，该西洋楼全部用墙承重而非木构架，其平面布局，立面柱式、檐板、玻璃门、窗以及栏杆、扶手之类，全属西洋做法，但是屋顶形制，却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硬山，庑殿、卷棚与攒尖各式，用筒瓦、鳞瓦、花脊及鱼鸟宝瓶装饰，又不起翘，满眼是喷泉，而喷泉装制又有中国化的细部装饰，间以太湖石、竹亭等中国建筑文化 “语汇”，这一切中西文化之因素，是多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华民族建筑文化与西洋民族建筑文化之间的结合。

汉民族建筑文化与其它一些同属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民族建筑文化，也有结合的一面。

明清时期，回族的礼拜寺与维吾尔族的礼拜寺同属伊斯兰教建筑文化系统。回族礼拜寺的平面轴线为东西向，大门位于东端，为的是使回教徒进寺后礼拜时面向麦加圣地。这种平面布局呈轴线两边平衡对称态势，具有汉族建筑平面对称之特征，只是轴线东西向了。这种礼拜寺，最富于回族特色者，莫过于礼拜殿内装饰，常以暗红色、棕色和金色的藤蔓卷草纹及阿拉伯文字构成奇丽的图案，殿宇神秘而深邃，而所渲染的宗教气氛显得低沉而凝重。不过，礼拜寺的前殿天花和斗?、彩画又是汉族形制，由此可见汉、回建筑文化的交融。维吾尔族的礼拜寺，在新疆形成了独特体系，其建筑结构有木柱密梁平顶和土坯(或穹隆顶)两种形式。在其发展道路上，也吸收了汉族建筑以及回、藏族建筑的某些“语汇”。如喀什市的阿巴伙加玛札主墓的外观造型，具有伊斯兰教特有的穹顶与?门式样，而其窗棂花纹又显然受到了汉族花窗艺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