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七子与齐鲁文坛

明朝弘治年间(1488―1529)，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崛起于文坛，他们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力倡文学复古，以反对和扭转当时文坛的“台阁体”文风，对明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居济南的边贡也名列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齐名，世称“四杰”。

边贡(1476―1532)，字廷实，号华泉，20岁中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他“雅负才名，美风姿，谙吏事，好交天下豪俊，久游留司，优闲无所事事，游览六代江山，挥毫浮白，夜以继日”。终因名气过大，遭人嫉妒。公元1531年以“纵酒废职”而罢官归里。边贡爱书成癖，一生积蓄甚富。归里后，在大明湖建藏书楼，自题为“万卷楼”。不幸在一场大火中，金石藏书全部毁于烈焰。边贡忧伤成疾，郁郁而终。作品有《华尔集》行世。边贡以诗擅长，“兴象飘逸而语尤清圆”(胡应麟《诗薮》)“华泉……律体翩翩，自是风流，一代人豪。”如他的《谒文山词》：

丞相英灵迥未消，绛帷灯火飒寒飙。

黄冠月日胡云断，碧血山河龙驭遥。

花外子规燕市日，水边精卫浙江潮。

祠堂亦有西湖树，不遣南枝向北朝。

这首词通过瞻仰文天祥纪念祠的所见所想，表达了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崇敬和怀念。特别是尾联的”不遣南枝向北朝”一语双关，比喻生动，形象地刻画了文天祥坚贞的爱国精神，被沈德潜评为“吊信国(文天祥)诗，此为第一。”

继“前七子”之后，“后七子”结社初期的著名诗人是临清(今山东临清县)人谢榛。

谢榛，字茂秦，自号四溟山人，又号脱屣山人。他一目失明，16岁时即有诗名。从此，他折节读书，潜心于诗歌创作，很快以声律闻名于当世。嘉靖年间，他携诗卷西游长安，仗义营救学士卢楠出狱，此事被广为称扬，名流望族争相与他结交。谢榛名列“后七子”之首，除诗词创作外，擅长批评。后来，“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社会地位日隆，再也不能忍受谢榛这位布衣诗人的批评。彼此发生冲突，李攀龙写信与之绝交。王世贞偏袒李攀龙，竟把谢榛排除在七子之外，同时对谢榛的诗作和诗论进行猛烈的攻击。但是，谢榛在文坛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谢榛著有《四溟集》10卷，《四溟诗话》(即《诗宗直说》)四卷。《四溟诗集》计有诗1159首。这些诗多是酬唱赠答送别怀人之作，也有些诗真实地反映了朝政腐败、民生疾苦的社会现实，如《渔樵叹》、《狼儿涧歌》、《哀哉行》、《隆庆道中有感》等。谢榛的诗工力深厚，结构严谨“五言近体，句烹字炼，气逸调高，七子中故推独步”(沈德潜《明诗别裁》)。

谢榛论诗，主张“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即是不以拟古为目的，要通过拟古自成一家：“选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熟谈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四溟诗话》卷三)这些理论，对于提高诗的艺术是有一定意义的，但谢榛没能将诗与现实这一源泉的关系突出出来，这就不无偏弊了。

“后七子”的另一位著名诗人是历城人李攀龙。李攀龙，字于鳞(一作子鳞)号沧溟。他出身贫寒，年30(1544年)举进士第，历仕刑部主事、员外郎、陕西提学副使、河南按察使等职。公元1570年，因母丧悲哀过度而疾卒。

李攀龙等“后七子”追步“前七子”力倡复古，对于廓清“台阁体”的萎弱文风在诗坛上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他们的创作盲目仿古，从字句到格式笔笔临摹，以至于“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至使大部分作品诘屈聱牙，不堪卒读，造成了“台阁体”之后另一种不健康的文风。在李攀龙的《沧溟集》、《诗学诗类》、《韵学事类》、《白雪楼诗集》等著作中，也有一些真情郁勃，写的生动流畅的佳作，显示了他富健敏锐的诗才。如他在赋闲居家十年时写的以《白雪楼》为题的数十首诗作和《岁杪放歌》、《广阳山道中》等。

祖籍安徽，定居蓬莱(山东蓬莱市)的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是一位难得的将帅诗人。

戚继光(1528―1587)，字敬源，号南塘，晚号孟诸，他一生戎马倥偬，先后在山东半岛、东南沿海和明朝北疆守边抗侮，功勋卓著，深受人民的爱戴，官至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录功加少保。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遭奸人弹劾，罢官归里，含愤病逝。戚继光的诗不同于一般的文人诗来自诗酒酬唱，而是写于南征北战的间隙，风格遒劲豪放，抒发了爱国豪情，记录了军旅生活。如他的《马上作》：

南北驰驱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生三百六十日 多是横戈马上行。

戚继光的诗，为明代齐鲁诗坛增添了耀目的光彩。他的《止止堂集》保存了他的二百余首诗稿和近百篇文稿。

在明代“后七子”力倡诗文复古，因袭模仿之风盛行之时，于慎行清雅平达的诗文创作，“为一时之冠。”(《明史》本传)

于慎行(1545―1607)字可远，更字无垢，山东东阿人。他在隆庆二年中进士，官至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于慎行除诗文创作有《谷城馆诗集》20卷和《谷城山馆文集》42卷外，另撰有《笔尘》18卷，分35类。其中记载了很多明代的典故。还有《读史漫录》14卷留存至今。

明代的散曲创作与诗文创作并驰文坛。临朐(今山东临朐县)人冯惟敏被推为散曲家明代第一人，也是中国散曲史上的第一流作家。

冯惟敏，字汝行，号海浮山人。他著有曲集《海浮山堂词稿》四卷，《不伏老》、《僧尼共犯》两剧，和诗文集《冯海浮集》、《石门集》两种。他的散曲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从揭露贪残骄横的官僚统治，到抨击社会的恶行弊端;从抒写对人民的关怀同情和个人的田园情趣，到追念友人、悼亡死者以及规写家训;从与亲眷友朋的唱和应答，到写男男女女的欢爱、嘲风弄月，等等，无所不有。其中，尤以嘲谑和揭露统治者的暴虐昏庸最有特色。如：“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抱，全不在贤愚上，新人换旧人，后浪推前浪，谁是谁非不用讲!”。(《八不用》)“谁会钻天，休嫌胳膊短，谁好绵棵，休嫌膝盖软”(《阅世》)对官场的黑暗无耻，刻画的入木三分。同时，可以见出冯惟敏曲词语言朴素、清新、活泼、老辣的特色。任中敏论其散曲“最有生气，最有魄力，为明曲中仅有之豪放一派”，的确恰中要处。

清代的齐鲁诗坛，可谓人才济济，名家辈出。

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的莱阳人宋琬，是清初著名诗人。他早年即聪慧能诗，公元1647年中进士，历官至四川按察使。

宋琬的诗因其曾被诬下狱三年，多为感伤时事之作;风格激宕凄凉，感情悲愤沉痛，如《感怀》、《悲落叶》等。在诸体诗中，他尤擅长五言古诗，王士祯评其有“时闯、杜韩之奥。”而他的七律多作壮语，风格豪放近陆放翁。钱谦益在《宋玉叔安雅堂集序》中引叶襄的话评价宋琬“天才俊朗，逸思雕华，风力既遒，丹彩弥润。陶写性灵，抒寄幽愤。声出宫商，性兼雅颂。其诗人之雄乎?”这些并非言过其实。此外，他的词作也幽婉新艳，富有特色。宋琬曾手定《安雅堂诗集》30卷，可惜都散佚了。现在所存《安雅堂诗集》是后人重辑的本子。

安丘诗人曹贞吉在清初也颇有名气。曹贞吉(1634―1698)，字升文，号实庵，康熙三年(1664年)进士及第，官至礼部郎中。曹贞吉能诗擅词，作品气清力厚、感情真挚，风格遒劲有法度。更为可贵的是，在他的诗篇中有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如《山民叹》六首等。在《观灯叹》中，他悲愤地控诉了那些残酷压榨人民血汗的统治阶级：“太平物力富年年，五侯七贵囊金钱，一挥中人数家产，持向深闺伴绮筵。呜呼! 金可竭、灯不灭，六鳌皆上繁星列，斑斑照见苍生血。”这种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诗作，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是少见的。

清代最负盛名的诗人是新城(今山东桓台县)的王士祯。

王士祯，(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他自幼聪敏过人，21岁中进士，历仕扬州推官、户部郎中、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兵部督捕侍郎、左都御史，直至兵部尚书。谥文简。

王士祯是清诗“神韵说”的创始人。所谓“神韵”，就是吸取了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的理论，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闲运的风神韵致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在诗歌创作上，由于他一生仕途得志，不断飞黄腾达，除早期少数诗作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外，大部分是应酬赠答，咏怀古迹，流连风景之作。但是，由于他的“神韵说”主张比较切近诗歌创作的规律和特点，他本人又有非常高的艺术修养，因此他的诗歌创作艺术性很高，影响很大。如《真州绝句》：

江干多是钓少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晓上江楼最上层，去帆婀娜意难胜。

白沙亭下潮千尺，直送离心到秣陵。

这两首诗前首以清新蕴藉的语句，赞美了真州江边人们的生活情景，描绘出一幅鲜明优美的图画;后一首则以真实的感受，表达了依依惜别，去国怀乡的真挚感情，而拟人化手法的运用，更加深沉感人。王士祯还有些景物诗十分工整，如《江山》、《红桥怀古》、《青山》、《碧云寺》等，都写得明丽清新，风致幽然，与唐代王维的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诗歌创作，王士祯还善古文，工词作剧，著作丰富。流传下来的著作有《渔洋诗集》、《渔洋诗语》、《古欢录》、《池北偶谈》、《渔洋文略》等19种著作。

作为一代文宗，王士祯好奖掖寒素，门生甚众。《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很得他的推重。字秋史、号蓼谷山人的济南人王苹本是一布衣诗人，因得王士祯奖掖，才诗名大振，并终成进士。而今，他的故乡桓台县建起了“王士祯纪念馆”以纪念这位清诗一代正宗。

王士祯的甥婿赵执信，是与王士祯同时的著名诗人。

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人。他18岁中进士，选入翰林院，23岁担任山西乡试正考官，25岁晋升为右春坊右赞善。这样一位少年得志的才子，却于公元1689年因洪升的《长生殿》演出一案，被革职除名。从此，一直到63岁，他决心退隐，诀别仕途，漫游于全国各地。64岁之后他退居田园直至83岁逝世。“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这首诗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他的一生遭际。

赵执信现存著作多种，仅《饴山诗集》19卷就集各体诗歌1044首之多。这些诗有的表现了人民的苦难，揭露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有的暴露了统治集团的丑恶残暴和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有的表现了自己拒绝与统治者合作，不肯同世俗苟合的高尚品质;有的歌颂了壮丽的祖国山河，描绘了优美的田园风光。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暴露统治阶级腐朽残暴的那些闪烁着现实主义精神的诗篇，如《吴民多》、《两使君》等。而《氓入城行》一诗则以人民被天灾人祸逼得无路可走，只好铤而走险，举行暴动，形象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历史规律。

《谈龙录》一书，是赵执信的诗论著作。他针对文坛盟主王士祯的“神韵说”的弱点，提出了诗之中要有人在、诗之外要有事在、文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艺术风格要由作家自由选择的理论主张。这对扭转当时诗坛的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代的齐鲁诗坛，除了这些名重一时的齐鲁诗人的创作为齐鲁增添了光彩外，顺治、康熙年间，杰出的学者、民族志士顾炎武、大诗人吴伟业、施闰章、宋荦、朱彝尊，著名诗人、画家蒋士铨、学者诗人翁方纲、毕沅、郑燮、黄景仁、何绍基等，都曾在齐鲁大地栖迟留连，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文，为齐鲁文学增添了诱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