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的哲学思想

吕坤字叔简，号心吾，生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河南宁陵人。万历二年(1617年)登进士第，当了几年地方官，为政清廉。山阴王家屏任吏部，向幕友们称赞吕坤是天下第一不受请托的清官，在万历五年(1574年)特疏荐吕坤入朝任吏部主事，后来官至刑部侍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吕坤上章力陈时弊，直言不讳，触犯了权贵，又遭到张位等人的劾奏，遂引疾归田。

吕坤家居20多年，肆力于著述和讲学。平生学识宏深，著作很多，有《去伪斋集》、《呻吟语》、《四礼疑》等书。他比王廷相晚60多年，是继王廷相之后中原地区在明代批判理学最坚决、也最有成就的思想家。

吕坤早年笃信程朱，他说：“仆少年，自《省心纪》入手，苦自束缚，而中年以后，渐自解脱。”(《去伪斋集?答康庄衢礼部》)对理学由怀疑而批判，并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一)平常日用的道。吕坤继承了陈龙川“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陈亮集》卷十)的观点，又与王艮所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心斋语录》)十分类似。他说：“不日用，非道也;离事物，非道也。”(《明庸篇》)他主张在日常事物中，随时随地认识、体验道;否认在日用事物之外，存在着一个超自然的道。他说：“苟不于日用体贴，而冥目端坐，见性明心，此释氏之寂也。高谈性道，卑视夷伦;忽于一动一言，只说无声无嗅，此俗儒之幻也”(《日用说寄杨启昧门人》)。

吕坤否认了“圣人之道”的提法。自韩愈提出“圣人之道”后，宋代理学家尽力推行宣扬，他们认为圣人之道是由尧、舜、禹以来，一直相传的密旨，历代圣贤以它来垂世立教，作为道统论的基石。吕坤认为道是天下的公物，非圣人一人所得而私有。道至广大，无边无尽，亦非圣人一人所能尽。他说：“道非圣人所得而专，圣人亦未尝专道”(《易广引》)，“道无津涯，非圣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时势，非制人之制所能尽”(《呻吟语》卷一);而且道又是大公无私的，“道不自私，圣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圣人之道”，言心循经，事必稽古，曰‘卫道’。(《呻吟语》卷一)，在这里揭示了“圣人之道”束缚人们思想的保守性质。他把这些卫道的“世儒”的态度说成是“坐井守株”，比为故物的守藏吏，“守藏者之于所守也，期保故物，不敢一毫加损…奈何但为圣人之守藏吏也?”(《易广引》)吕坤在道与器的关系上，也否认孔子“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气”的分类标准。他说：“形上形下之说，乃仲尼之强名”。他认为道器不相离，犹如人的身体和精神一样，器是道的基础，“舍器则道为杳冥，舍道则器皆糟粕。”(《与总河刘晋川论道脉图》)所以“道无精粗，说精粗者妄也”(《呻吟语》卷一)驳斥了理学家以道为精，以器为粗，崇道贬器从而脱离实际、鄙视事功的倾向。

(二)理即是气的唯物主义思想。吕坤论理与气的关系，和他论道与器的关系是一致的。既然道器不可分离，反对贬器崇道，那么也反对重理贬气。这一观点基本上与王廷相相同，站在气一元论的立场，他说：“道器非有两物，理气非是两件。成象、成形者器，所以然者道;生物、成物者气，所以然者理。道与理，视之无迹，扪之实物。必分道器、理气为两项，殊为未精。”(《呻吟语》卷十二)

吕坤认为，世界万物均来源于气，万物的运动和发展，是气的聚散所形成，他说：“天下万物只是一气聚散”(《呻吟语》卷四)，同时也是由气来主宰宇宙万物，他又说：“宇宙内主张万物的只是一块气”(《呻吟语》卷一)所以世界是统一于物质的气，而非精神性的道。吕坤宣称，他和朱熹相反，“朱子云：‘天者理也’，余(吕坤自称)曰：‘理者天也’。”(《呻吟语》卷四)。朱熹是在说，天地万物出自非物质性的理;吕坤针锋相对地说，天地万物不是出于理，正相反，所谓理却出自天。在吕坤看来，“天，积气所成，自吾身以上，皆天也。”(《呻吟语》卷四)也就是说天地物来自物质的气，理也是来自物质的气。

什么是理呢? 吕坤说：“理者，气之自然者也。”(《呻吟语》卷一)他认为，气与理的关系在于，气是生物、成物的基础与根源，理是生物、成物的“所以然”(《呻吟语》卷十二)。作为“所以然”的就只能依附于物而存在，自己不是什么独立的事物。他在这一点上，就比王廷相前进了一步。王廷相主张渠横渠论理气的观点，但看“理字不甚分明，只知无气外之理，…不知天地之间，只有气更无理。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四》)吕坤提出“理者天也”(《呻吟语》卷四)和“气即是理”(《呻吟语》卷一)的观点，就克服了王廷相的不足之处和机械论的气味，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和圆融了。

吕坤在天人关系中坚持人定胜天的观点，在批判有神的鬼神迷信中躬行实践的精神，在认识上对不可知论的否定，以及其民本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有很精辟的见解。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及批判理学坚定、勇敢的精神，可以与汉代王充及同时代的李卓吾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