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及其特征

吴文化这一概念，起始于吴国的建立。太伯仲雍奔到吴地之后，亦即吴文化的开始。如前所述，太伯、仲雍所奔之吴是在宁镇地区，而宁镇地区的远古文化的代表为北阴阳营文化，此时这一地区已进入农耕时代。与此同时已处在母系社会的解体和父系社会的确立的社会形态。承接北阴阳营文化的是湖熟文化。湖熟文化为早期的青铜文化，出土有小件的青铜器物，如镞、小刀、鱼钩、凿、斧等工具。但此时的主要生产工具仍然是以石器为主。如石锛、半月形穿孔石刀、扁平形穿孔石斧与椭圆形石斧、石镰等。这些生产工具都是北阴阳营文化的延续，所不同的只是出现了小件青铜器。尽管青铜器均为小件器物，可是这无疑地标志着这一地区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

这里更值得一提的是，北阴阳营新石器文化的上层，即第三层是典型的湖熟文化层，这两个文化层的重叠决非偶然，这一文化重叠现象，充分地说明了这个地区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文化的传承关系。

如前所述，北阴阳营的新石器文化的主要特征反映在陶器上，它以夹砂陶、泥质红陶为其大宗，灰陶占其次。罐式鼎、带把鼎、甭、盘、豆等自成组合。以三足、圈足、平底器普遍。?有圆腹和双弧腹两类，均为圜底，较为少见，但其内壁往往彩绘线条图案。这种圜底彩陶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为首次发现，为北阴阳营文化的代表器物。生产工具主要有斧、刀、锄、锛等农耕石器工具，一般都打磨得很精细。玉器装饰品也极为富丰。到了湖熟文化时期，石器还是主要的生产工具，但在陶器方面，除保持了地方特色的陶器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带有角状把手的鬲和鼎，以及?。从中国考古文化中得知，鬲和?是商朝最为典型器物，也就是说，鬲与?是北方的典型炊器，到了湖熟文化时期，这里的先民也普遍地用鬲与?，出现了鬲、鼎并存的局面。对这一现象学者们解释颇多，但有一点被疏忽了，那就是，从地域的角度看，这里是南北文化接触，交融的最佳处所。在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此地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从已出土的古器物得知，当时的交流仅限于同相毗连的地区，即淮河流域、赣江流域、太湖流域。到了湖熟文化时期，宁镇地区与外界的交流，已越过黄河，向西和北延展，鬲与?在宁镇地区出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北方的典型炊器鬲和?在长江下游地区出现的原因只有两种，即：一是北方人南下时随身所携带之物;二是宁镇地区的人或太湖北面地区的先民们北上之后，返回故居时捎回之物。无论是出于那种情况，都说明地处长江下游的宁镇地区与北方的文化交流，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很频繁了。

根据考古证实，北方的典型炊器鬲和?在宁镇地区出现之前，这里的典型炊器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钱塘江畔的炊器基本上是一致的，如鼎、罐、豆等陶器。可是在鬲与?在宁镇地区出现之前，南方的典型炊器早已在黄河两岸出现了。如在龙山文化时期，北方就出现了鼎作为炊器。这是在远古时代南、北文化交融的又一实证。

正因为当时有这种南北文化交流的实事，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文化交流现象更为频繁，到了周初时期，太伯、仲雍两人南奔到了吴地并非不可能，在太伯、仲雍继位无望的情况下，他俩远离国土，远奔他乡是极其自然的事。何况在商末周初，弃故土而远奔异地也是一件平常之事。

湖熟文化是长江下游、宁镇地区的青铜文化，在这一文化的遗存中发现了铜矿石以及炼铜用的陶钵和炼渣等遗物，表明这一地区的先民们已掌握了青铜的冶铸技术。湖熟文化的晚期与吴国文化早期相衔接了。

有的学者还认为，吴文化的渊源来自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说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发展的终点即是吴国文化的确立。对于这一论点，因论据不足，目前尚难已成立。湖熟文化与马桥文化因地域相连，虽有不少共同之点，但两者的差异还是极为明显的。马挢文化承袭于良渚文化，而湖熟文化直接来源确是北阴阳营文化，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从典籍中的记载和近十几年的出土文物都证实，吴国从建立起就是周人与当地土著的结合体。史籍中记载的“太伯奔荆蛮”中的“荆蛮”，指的就是吴地的土著民族，即宁镇地区长江两岸的“句族”与“吴族”。史籍中的“荆蛮”二字，是周人和后来中原人对南方土著人的一种带有贬义的泛称。其义与古代中原人称西边民族为戎，北方为狄类同。因此，此处之“荆蛮”并非意味着吴地的土著民族与楚地的“荆蛮”同族。周人和土著人民相结合的这一特点，与当时中原多数诸侯不一样，从上到下同一个民族，而周代有的诸侯国，统治者为周人，而其人民则为当地土著，如晋国、燕国，境内民众多数为戎狄。吴国也是同样，其王为周人，而民众则为当地土著。这类情况，在周边地区并非鲜见。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太伯“亡命”“奔吴”后，就“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从一开始就完全接受了当地土著的文化和风俗，这一点与晋、燕之国是有较大的差异。这种不同民族相结合的特点，就决定了吴国的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来源互相交流融合的特性，这也和多数中原诸侯国不一样的。再加上地理特征，生活在长江边上的吴地人民，长江――这位伟大的母亲哺育下的子孙的性格，也同滚滚东去的江水一样，能融百川之流，汇成巨涛，奔向大海。这种兼融特性，也是这里先民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果把兼融作为吴文化的特征的话，那么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这一特征更加显露出其光彩了。

在吴文化中，土墩墓是独具特色的。这种独特的土墩墓分布的区域、年代及其文化内涵均与湖熟文化相关联。墓地多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山坡、丘陵和平地的高处。平地起葬，无木质葬具，只是在葬时死者及其随葬品置于经平整好的地面上，用土掩埋，形成馒头状的土墩，因而得名。

土墩墓一般不大，有的高2～3米，个别的高达5米，底径一般为20多米，最大的有40余米。有的为一墩多墓，有的则是一墩一墓，一墩多墓的现已发现最多的葬有12座墓，这些墓有的是同一个时期葬入的，有的则为分期入葬。这种一墩多墓中一般随葬品很少，这说明这墓中主人的地位不高，可能为一般的贫民百性。一墩一墓则不一样，其两旁的随葬品极为丰富，有组合的夹砂陶炊器、几何印文陶盛器、原始瓷食器为主，如鬲、鼎、坛、罐、豆、碗等，有的还有青铜器。这说明其主人的身份极高。一墩多墓所占比重较大，约为80%。一墩一墓则较少，仅有20%左右。

这种平地起葬的方式，是承袭了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的墓葬方式。到了湖熟文化时期，由于这里的气候温湿多雨，为了防潮，当地的居民把居室建筑在土墩之上，房基用土垫高夯实，在其上再建居室。这样的建筑方式直接用在了墓地上，一改北阴阳营文化时期的那种将死者简单地掩埋于公共墓地的方式，而是营建了土墩。为了避免水患、防潮，将墓置高处，不挖墓穴，在平地铺以石扳或石块当床，不用木质棺椁、直接平地掩埋。

这种葬制的改变，也说明了当时的社会已经出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一墩多墓的主人其社会地位是低的;而一墩一墓的主人则社会地位极高，他们可能是氏族或部落的首领或者头目。这种社会内部分化的状况，也是当时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

太伯奔吴之后，全盘接受了当地土著的习俗，其墓葬形制与习俗，当然也照搬照用，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土墩石室墓”。对“土墩石室墓”目前学术界争论颇多，同时又涉及到越文化，为此，以后专章论述，在此就不赘述了。

宜侯矢簋铭文摹本

青铜文化是吴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为此青铜器在吴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现在已经见到的有关吴文化中的青侗器，既有完全模仿中原的、或者由中原输入的器物，又有在模仿中原器形的同时充分显露地方特色的物件，还有一些是中原没有为吴人之新创之器。模仿中原器物中，尤礼器为多，有时在形制上有所变化，但是器物的花纹地方特色极为浓厚，花纹精密纤细，并且多用镂空装饰，同时器壁较薄，与中原的风格迥然两样，亦不同于长江中游的楚地的青铜器，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另外还应该注意到，中原有些器物，如尊、卣之类的酒器，从商到西周中期是常见之物，可是到了西周晚期就消失不见了，正如马承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尊这种形制的酒器，在西周晚期的青铜器中已很难见到，但在春秋、战国之际的长江流域如吴、越、蔡、楚等地区，反而有所发现，可见其并未绝迹。”

①

这种在甲地已经消失而在乙地继续传流的文化现象，古今皆有，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吴地对中原的青铜从冶炼到制作，就不是单一地保留或者模仿，而是在进行了吸收的同时，大胆革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传统，在春秋、战国时代、吴钩、越剑独领风骚，名噪一时，也就是吴越人大胆创新的最好例证。

吴地的青铜器也是研究吴国历史的最好的史料。如1954年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是件著名的青铜器，因该器的作器者为宜侯矢故而得名。簋底有铭文126字，可以辨认的有118字，还有16字因字体残失不全，难以辨认。铭文共有12行，大体可以分为三段，一是记周康王省视武王、成王伐商、东国图，王在宜地宗社举行祭祀;二是记载封矢于宜地为宜侯，并赏赐礼器、土地、人口的具体数字;三是宜侯受封后称颂王的美德，作此器已纪念其父虞公。

宜侯矢簋(西周早期)

铭文的释文有多种，其中以郭沫若和唐兰两位先生的释文影响最大。郭沫若先生的释文是：

隹四月辰在丁未，□□?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

王立(位)于

宗土(社)南囔(向)。 王令

虞侯曰矢“繇，侯于

。锡

鬯一卣，商

一枚，

弓

一、

矢百，

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

三百□，厥□百又廿、厥□邑卅

又五， [厥]□百又

。锡在

王人□又七生(姓)。锡奠七伯，

厥?□又五十夫。锡

庶人

六百又六[十]夫”。

侯矢扬

王休， 作虞公父丁

彝。

唐兰先生的释文：

有关吴国的历史文献，春秋以前无文字史料可循，自寿梦称王并挤身于12诸侯之列后，在我国的典籍中，才有简单的记载。宜侯矢簋里和铭文，虽文字不多，可所涉及的范围很大，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吴与周的渊源关系，同时，也证实了《史记》中关于吴国的历史记载。而这些正是学者们极为关注的大问题。经专家考证，铭文中的虞，是仲雍的曾孙周章，这时周章已君吴，故武封之。铭文中的虞即吴，在春秋时期，因吴地方言的关系，虞又称工渔，攻?或句吴，一般称吴。史籍上记载的虞、工渔、攻?、句吴，这是当时记史者大多数为鲁人，他们据吴地方言记之，故字不同则音是相同的，故虞、吴、句吴是一样的。

铭文中的“宜”为地名，经考证“宜”的地域在长江以南的丹徒县一带，据此，“宜”应是丹徒最早的地名。这也实证吴太伯最早立足于宁镇地区的实证。纠正了《吴越春秋》一书中关于吴太伯立国之地为“梅里”的这一历史公案。

铭文中有关尝赐的人口、土地，其数量相当可观。经郭沫若先生考证，“宜庶人”即当地的土著人。此器是吴有文字可考的吴器，也是最早记载吴地社会制度、社会历史的文献，是研究吴文化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