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报应和大团圆

俗讲、变文和宝卷，反映了佛教对说唱文学、尤其是早期说唱文学体制的影响。早期说唱文学的体制又影响到通俗小说以及后来的弹词、鼓词的发展。可是，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主题、结构、情节、人物塑造诸方面的影响。纵观中国小说的发展，佛教因果报应观念的影响，不可忽视。这种影响对戏曲可谓大矣。

佛教之渗入中国的小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的主要形式是称扬灵异、张皇鬼神的志怪。志怪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佛教的传入。一些志怪的作者本身就是佛教徒，如《冥祥记》的作者王琰、《补续冥祥记》的作者王曼颖、《系应验记》的作者陆杲。一些志怪的作者是信佛佞佛的俗徒。志怪中有一类“释氏辅教之书”。这类志怪反映了佛教渗入中国古典小说的初期成果。这种“释氏辅教之书”有刘义庆的《幽明录》、《宣验记》，王琰的《冥祥记》，颜之推的《冤魂志》，侯白的《旌异记》等。《幽明录》中有一批宣扬奉佛事法、鼓吹轮回报应的作品。有些故事富有人情，读来趣味盎然。例如宣扬鬼怕佛门的《新死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顿，忽见生时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问讯曰 ：‘卿那尔?’曰：‘吾饥饿殆不自任，卿知诸方便，故当以法见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为人作怪，人必大怖，当与卿食。’新鬼往入大墟东头，有一家奉佛精进，屋西厢有磨，鬼就挨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语子弟曰：‘佛怜我家贫，令鬼推磨。’乃辇麦与之。至夕磨数斛，疲顿乃去。遂骂友鬼：‘卿那诳我?’又曰：‘但复去，自当得也。’复从墟西头入一家，家奉道，门旁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状。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复来助吾，可辇谷与之。’又给婢簸筛，至夕力疲甚，不与鬼食。鬼暮归，大怒曰：‘吾自与卿为婚姻，非他比，如何见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瓯饮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今去，可觅百姓家作怪，则无不得。’鬼复去，得一家，门首有竹竿，从门入，见有一群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见之大惊。言自来未有此怪，占云：‘有客索食，可杀狗并甘果酒饭于庭中祀之，可得无他。’其家如师言，鬼果大得食。此后恒作怪，友鬼之教也。”

《幽明录》中《赵泰》、《康阿得》、《舒礼》等篇，竭力渲染地狱的恐怖(其中《赵泰》又见于王琰的《冥祥记》)。文中极写地狱之阴森可怖、残酷凄厉：“所至诸狱，楚毒各殊。或针贯其舌，流血竟体;或披头露发，裸形徒跣，相牵而引。有持大杖，从后催促。铁床铜柱，烧之洞然，驱迫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焦烂，寻复还生，或炎炉巨镬，焚煮罪人，身首碎堕，隋复翻转。有鬼持叉，倚于其侧。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当入镬，相抱悲泣。或剑树高广，不知限量。根茎枝叶，皆剑为之。人众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意，而身首割截，尺寸离断。”正如季羡林所说，“我们当然不能说，在佛教输入以前，中国就没有阴间的概念。但是这些概念是比较渺茫模糊、支离破碎的。把阴间想象得那样具体，那样生动，那样组织严密，是印度的创造”(《印度文学在中国》)。《幽明录》中《庞阿》一篇，属于离魂型的故事：

“巨鹿有庞阿者，美容仪。同郡石氏有女，曾内睹阿，心悦之。未几，阿见此女来诣，阿妻极妒，闻之，使婢缚之，送还石家，中路遂化为烟气而灭。婢乃直诣石家，说此事。石氏之父大惊云：‘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

阿妇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斋中，自拘执以诣石氏。石氏父见之愕眙，曰：‘我适从内来，见女与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仆于内唤女出，向所缚者奄然灭焉，父疑有异，故遣其母诘之，女曰：‘昔年庞阿来厅中，曾窃视之。自尔仿佛即梦诣阿，及入户，即为妻所缚。’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神所感，灵神为之冥著，灭者盖其魂神也。既而女誓心不嫁，经年，阿妻忽得邪病，医药无征。阿乃授币石氏女为妻。”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石氏女爱上有妇之夫，居然灵魂离躯，自赴爱慕之人。作品借离魂写出爱情的力量。《太平广记》卷三五八所引《灵怪录? 郑生》一则志怪，写一位过世的老太太要将外孙女嫁给郑生，她先让外孙女的灵魂化作人身，与郑生结为伉俪，“其夕成礼，极人间之乐”。后来，外孙女回娘家，“先报柳氏(女主角的母亲)。柳举家惊愕，柳妻意疑令(女主角的父亲淮阴县令)有外妇生女，怨望形言。俄顷，女家人往视之，乃与家女无异。既入门下车，冉冉行庭中。内女闻之，笑出视，相值于庭中，两女忽合，遂为一体”。唐人陈玄佑的爱情名篇《离魂记》显然由此得到启发。而这种离魂型的故事多见于佛经。刘义庆的另一部志怪小说集《宣验记》，专门搜集佛法应验的故事。法琳《辩正论?十代奉佛上篇》说：“宋世诸王并怀文藻，大习佛经，每月六斋，自持八戒，笃好文雅，义庆最优……著《宣验记》，赞述三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概括此类小说的性质“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宣验记》着力宣传信佛的好处。例如《沈甲》一篇：

“吴郡人沈甲，被系处死。临刑市中，日诵观音名号，心口不息，刀刃自断，因而被放。一云吴人陆晖系狱，分死，乃令家人造观音像，冀得免死。临刑，三刀，其刀皆折。官问之故，答云：‘恐是观音慈力。’及看像，项上乃有三刀痕迹，因奏获免。”

沈甲、陆晖被判处死刑，当然是因为犯了死罪。可是，“日诵观音名号”，或是“造观音像”，即免于一死。观音成了

坏人的保护伞。 佛教应当劝人行善，结果却来庇护恶人。 况且沈、陆之流，本无信佛的虔诚，只是“临时抱佛脚”而已。 可是，作者偏要写沈、陆的幸免，以突出观音的无边法力。 由此可见这类作品思想之浅陋。 然而，这类故事偏偏广为流传。临时诵观音，可以救急，侮弄、轻蔑佛教的行为，必然要遭到报应。如《孙皓》、《程道慧》等篇，写孙皓尿像头上，以为戏乐，结果“阴囊忽肿，疼痛燥热，不可堪任，自夜达晨，苦痛求死”;程道慧不信佛，刁难沙门，后来病死，见阎罗，才知道“佛法可崇”。以上这些作品，反映了佛教如何影响了中国作者对题材的处理。 另有一些作品，则是反映中国作者对佛经故事的改造。 例如吴均《续齐谐记》中的《阳羡书生》一篇，便是对《旧杂譬喻经》中一个故事的改造。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贬误篇》中说：“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 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 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晋人荀氏《灵鬼志》曾据此撰成《外国道人》一篇，与原著出入不大。至《续齐谐记》，道人变成书生，情节更加复杂，由三人又增出一人，壶、担变成鹅笼。成为《续齐谐记》中情事最奇特生动的作品。人物已经是中国气息，故事吸收了佛经故事的想象力。“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这种笔调使人想起后来的《聊斋志异》。《冤魂志》是又一种情况。 作者记历史上的冤魂复仇故事，宣扬因果报应之说。 正如鲁迅所说，《冤魂志》“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直接利用志怪小说的形式宣扬佛法，宣扬轮回报应的思想。 形成一批“释氏辅教之书”。 与此同时，中国的小说在逐渐吸收消化佛经故事中的想象力。 小说的作者也在改造佛经故事，使之“中国化”。 佛教对小说的影响愈来愈深，也愈来愈隐蔽。 这种影响在本质上是中国和印度两大文化的碰撞和融合。隋唐时，六朝那种“释氏辅教之书”仍然层出不穷。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临的《冥报记》。《冥报记》是唐人小说最早的结集。 唐临，字本德，官至吏部尚书。 两《唐书》有传。他在《冥报记》中自述著书的宗旨：“昔晋高士谢敷、宋尚书令傅亮、太子中书舍人张演、齐司徒从事中郎陆呆，或一时令望，或当代名家，并录《观世音冥险记》，及齐竟陵王萧子良作《冥验记》、王琰作《冥祥记》，皆所以征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寤。 临既慕其风旨，亦思以劝人，辄录所闻，集为此记。 仍具陈所受及闻见缘由，言不饰文，事专扬确，庶人见者能留意焉。”唐临自称“言不饰文，事专扬确”，实际上当然都出于虚构。例如，唐初有个思想家傅奕， 他曾经上疏，请求下旨除去释教，认为“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反对佛教徒“恐吓愚夫，诈欺愚品”，并对寺院“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寺多僧众，损费为甚”、“军民逃役，剃发隐中”等危害进行了揭露。 傅奕曾经收集魏晋以来反佛思想家的言行，为《高识传》十卷。《冥报记》便恶毒地编撰说，傅奕死后被打入泥犁地狱：“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风。 少好博学，善天文历数，聪辨能剧谈。 自武德、贞观许年常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轻僧尼，至以石像为砖瓦之用。至贞观十四年秋，暴疾卒。 初，奕与同伴傅仁均、薛赜并为太史令。 赜先负仁均钱五千，未偿而仁均死。 后赜梦见仁均，言语如平常。 赜曰：‘因先所负钱，当付谁?’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赜问泥犁人是谁;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 是夜，少府监冯长命又梦已在一处，多见先亡人。 长命问：‘经文说罪福之报，未知当定有不?’答曰：‘皆悉有之。’又问：‘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报?’答曰：‘罪福之有然。 傅奕已被配越州为泥犁人矣。’长命旦入殿，见薛赜，因说所梦，赜又自说泥犁人之事。 二人同夜暗相符会，共嗟叹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 赜既见征，仍送钱付奕，并为说梦。 后数日间而奕忽卒。 初亡之日，大有恶征，不可具说。 临在殿庭，亲见二官说梦皆同。”(见《法苑珠林》十恶篇邪见部)言之凿凿，凭空虚捏，以此恐吓不信不敬佛法的人。《冥报记》中的多数故事比较粗糙，说教味很浓，例如《隋李宽》一条：“隋上柱国蒲山惠公李宽，性好田猎，常养鹰数十。 后生一男，口为鹰嘴，遂不举之。 公即李密之父，临家与亲，并悉见之。”《冥报记》之后，有郎余令的《冥报拾遗》。 书中写到敬佛的好处：唐幽州渔阳县无终戍城内有百余家，龙朔二年夏四月，戍城火灾，门楼及人家屋宇并为煨烬，唯二精舍及浮图并佛龛上纸帘蘧哨等，但有佛像，独不延燎。 火既不烧，岿然独在。 时人见者，莫不嗟异，以为佛力支持。(见《法苑珠林》敬佛篇观佛部)僧人道世在总章元年(668)编成《法苑珠林》一百卷(或一百二十卷)。 这部类书将佛教故事分类编排，共一百篇。篇下又分若干小部。 博引经、律、论原典。 所据典籍，除佛经外，约有一百四十余种。 篇前大多有作者述意;篇末或部末多设“感应缘”，广引故事，以明所说不妄。隋唐时期，宣扬佛法灵验感应的书极多。例如敦煌遗书中《金光明经果报记》(斯462)、《金光明经冥报验传记》(斯6035);再如《灵异志》二十卷、《寺破报应记》、《感应传》十卷、《道宣律师感通记》一卷、《沙弥忏悔灭罪辨瑞相记》一卷等。这些“释氏辅教之书”自觉地把鬼神志怪故事当作宣传因果报应的工具，简陋粗糙，在小说史上没有地位。 可是，这类作品对民众思想的影响却不可低估。 在唐人小说的某些优秀作品中，作者吸收了佛经故事的想象力，而人物与故事完全是中国气息。 例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写短梦中忽然经历一生，其间兴衰荣辱、宦海沉浮，刹那而尽。 转念尘世富贵，味同嚼蜡。 出世之想，油然而生。 这种主题显然与佛教的盛行有关。《幽明录》中杨林故事，即为《枕中记》张本：“宋世焦湖庙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 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