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下的安徽教育

民国16年 (1927)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同年10月，成立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次年5月，大学院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注重科学、注意学生运动、教育经费独立、教育方案等决议案，提出加强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方针。同时，国民政府发表 《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大学院颁布了一系列教育章程和法规。

从民国16年至38年的22年中，前十年安徽教育得到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新建了安徽大学，中小学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较大增长与提高。抗日战争八年，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教育事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国民党政府又发动了反共内战，教育事业又一次跌入深谷，到全国解放时，安徽教育和华东邻省及全国其他省份比较，均处于落后地位。

一、高等教育

民国17年以后，先后建立了安徽大学、安徽学院和安徽工业专科学校。

(一) 安徽大学

安徽大学是民国时期安徽省办学历史最久、专业设置齐全、培养人才最多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它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民国10年 (1921)，安徽省长许世英倡议在安徽设立大学，并成立筹备处。但因种种原因，延至民国15年，筹备处才正式得到批准。同年秋，决议在安庆百花亭省立高中筹设大学预科。10月，聘姚永朴为校长。筹备工作又因北伐军兴，一度停顿。北伐胜利后，省政府聘余谊密、刘文典等11人组成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定校名为安徽大学。民国17年2月，预科开始招生，8月，文法学院成立，公推预科主任刘文典兼文法学院主任，始招本科，内设中文、教育、政经、法律4系。至此，安徽大学正式成立，标志着安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民国18年，省政府颁订 《安徽大学组织大纲》，改定校名为安徽省立大学，并将文法学院分设文学院和法学院，同时着手筹备理学院，以符合教育部关于设3院方可称为大学的规定。同年9月，理学院始招新生，学校发展为3院9系，即文学院：设中文、哲教、外语3系; 法学院： 设法律、政治、经济3系; 理学院： 设数学、物理、化学3系。民国19年，杨亮功继任校长，极力整顿校务，停招预科，并呈准备案，于同年7月正式定校名为安徽省立安徽大学。民国20年7月，理学院增设生物系，并拟筹设农、工、医学院。民国21年4月，几濒停顿的安大勉强复课，并颁布校外学生借读规程，收教淞沪学校因日军进犯而失学的青年。6月，组成以许世英、李国杰、柏文蔚、周学熙、方振武等16人参加的安大董事会。同月，首届毕业学生96人。

民国23年，安大奉教育部令停办法学院，政治、经济两系合并为政经系，改属文学院，并筹办农学院，先后增设农艺、农经、森林3系。民国26年，第六届毕业学生44人。至此，安徽大学经过多次调整，分设3院8系，即文学院的中文、外语、教育3系;理学院的数理、化学2系; 农学院的农艺、农经、森林3系。全校教职员135人，在校学生271人。建校11年，共培养六届本科毕业学生551人。

民国26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民国27年1月，安徽省政府由安庆迁往六安。安大大部分教职员避乱离校。至民国28年夏，经多年苦心经营，已具一定规模的省立安徽大学被迫停办。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批准安徽大学复校，并改省立为国立。民国35年1月25日，教育部聘朱光潜、陶因等11人组成国立安大筹备委员会。6月，接收安庆原省立安大校舍，着手聘定教师，筹设院系，积极准备复校工作。9月初，开始招收一年级新生，同时接收省立安徽学院转入有关系科的二、三、四年级肄业生。9月30日，由于朱光潜固辞，教育部任命陶因为国立安徽大学校长。全校共有教职员300人，在校学生1079人，这是民国时期安大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国立安大分设4院13系，即文学院设中文、外文、历史、哲教4系; 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3系; 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3系;农学院设农艺、森林、园艺3系。另设一个大学先修班。

先后在省立和国立安大任教的著名教授有郁达夫、陈望道、周建人、朱湘、陆侃如、冯沅君、周予同、刘大杰、吕思勉、赵景深、樊映川、苏雪林、许杰、潘重规、刘乃敬、吴锐、齐坚如等。

复校后的国立安徽大学，原拟以战后重建安徽更好地培养人才，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国统区政治腐败，物价飞涨，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安大又一次在困难中挣扎。民国38年春，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教育部强令安大迁移，广大师生员工坚决反对。当时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中共安大地下支部与桐城支前指挥部总指挥桂林栖等取得联系，领导全校师生胜利地进行了反迁校和护校的斗争，保住了一批教学骨干，使安大在安庆解放时回到人民手中。

国立安大复校3年，共培养三届本科毕业生729人，连同省立安大时期的551人，两阶段合计毕业本科生1280人。

(二) 安徽学院

民国28年夏，省立安大停办后，为解决高中毕业生升学问题，安徽省政府在战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于民国30年8月成立安徽临时政治学院，院址设在临时省会所在地立煌县古碑冲黄家集，由省主席李品仙兼任院长。10月开学，招收安徽及鄂东北、苏北、豫东等地高中毕业生2373人，分设文、法两科，文史、教育、法律、政经4系。学制一年。全院有教师61人。民国31年1月，聘刘乃敬为院长。同年夏，第一届学生一年修业期满后，经教育部批准，临时政治学院改为安徽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学制3年。刘乃敬继任院长，师专设国文、英文、数学、教育、史地5科。暑期招收一年级新生，同时吸收大部分临时政治学院肄业生入二年级，在校学生达344人，教员84人。

民国32年元旦，日军扫荡立煌，师专校舍被烧毁。后经重建，并报教育部批准，为拓宽培养人才科类，师专于同年9月改为安徽学院，聘朱佛定为院长。本科学制4年，设中文、史地、政治、教育4系; 专科学制2年，设银行、艺术、师范3科。后增设英文、数学2系; 教育系并入师范专修科，内分教育、艺术、理化3组。10月，始招一年级新生，原师专学生分别升入二、三年级，在校学生550人，教员113人。

民国33年暑期，首届大专生36人毕业。同年秋奉部令，师范专修科改为师范部，内设教育、数学、理化、艺术、体育5科及1个大学先修班，在校学生达744人，教职员增加到126人。知名教授李辛白、赵景深、黄荫莱等来此执教。同年，在休宁县万安镇设立了安徽学院皖南分院，由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兼院长，后由张明时继任。内设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农艺、森林4系、银行、会计、茶叶3个专修科。10月，分院面向皖南地区招收高中毕业生159人，11月开学上课。

民国34年底，安徽学院迁至合肥东乡临河集办学。民国35年，经省政府与教育部商定，安徽学院部分学生转入国立安大有关院系继续学习。同年10月，安徽学院迁至芜湖赭山，并将皖南分院并入，定点建院，11月开始招生上课。至民国36年，安徽学院设8系1部4科，即中文、外语、史地、数学、政经、法律、土木工程、农艺8系及师范专科部，下设教育、艺术、体育、银行会计4专修科，教职员175人，在校学生844人。民国38年7月，该院第六届毕业学生121人。

民国时期，安徽学院三易院名，三迁院址，实际办学9年，共毕业本、专科学生964人。

(三) 安徽省立工业专科学校

民国36年秋，省政府决定把蚌埠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升格迁淮南洞山改建安徽省立工业专科学校，设土木、机械、电机3科，招初中毕业生，学制5年，在校学生425人，教师68人，为当时全省唯一的工科学院。

至安徽全境解放时，全省高等学校只有3所，学生1052人。

民国38年4月23日、24日，安庆、芜湖先后解放。6月，南京市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国立安徽大学。7月长江洪水泛滥，安大受淹。10月安大奉命由安庆迁至芜湖，与安徽学院合并，成立新安大，许杰为安徽大学筹委会主任。12月5日，安大迁校工作完成，两校师生会合于芜湖赭山，新的安徽大学从此诞生。

二、中、初等教育

(一) 中等教育

民国16年 (1927) 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安徽政局较以前稳定，至抗日战争前的10年间，安徽的省立中等学校有了较大发展。当时的怀宁、合肥、凤阳、阜阳、歙县、宣城、贵池、芜湖等8县均分别设有省立中学(包括高初中)、省立女中和省立师范，另外，还设立省立滁州中学、怀宁设有省立安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阜阳设有省立颍州农业职业学校、六安设有省立农业职业学校等。

当时省政当局，将地方教育的发展情况，列为各县考核重要内容之一，并制订教育视导制度，划定视导区，建立视导网。教育厅设督学室。督学有职有权，对中等学校校长、县市教育局长和教育行政机关与学校，可根据视察情况，报请省政府予以奖惩或批转，要求各地各校贯彻执行。对教学成绩优异、有专门著作，并有特殊贡献的中学教师定为“厅聘教师”。对成绩卓著的中学都是按年发给300―500元的 “奖助金”。这一时期，中等学校校数较少，经费相对集中，因而校舍建筑和教学设施相当充实。各省立中学一般都分别建有教室、自修室和寝室; 图书仪器设备一般都能适应教学需要。师范学校学生一律享受公费待遇，另外还设有一定名额的清寒学生奖学金。

据民国19年统计，全省共设有中等学校67所，学生10309人。但这些中等学校，不少仅设有初中班，全省尚有30多个县没有中学，学校普及面很差。直至民国25年，“安徽全省共有普通中学64所，学生16 425人，其中省立中学16所，学生6176人;县立中学26所，学生4427人;私立中学22所，学生5822人。男子中学52所，男生12 465人; 女子中学12所，女生3960人。”( 《安徽省志?教育志》 第151页)

民国26年(1937) 11月下旬，日军沿太湖南岸进犯皖南广德县，12月8日占领芜湖，安徽大部地区先后沦陷。除皖南山区几所中学尚能勉力维持教学外，其余各中学大都停办。民国27年春，安徽省教育厅在原凤阳、庐州、安庆、芜湖等地省立中学、省立女中、省立师范的基础上成立了4所省立临时中学，校址设在金寨流波疃、舒城晓天等地，招收停课的各中学及师范学校学生，并制定《安徽省立临时中学暂行规程》。4所省立临时中学均设有中学部 (含高中、初中) 与师范部，并实行男女同校。

民国27年5月，徐州失守后，根据教育部指示，安徽省立四所临时中学及阜阳的三所省立中学全部西迁武汉。此后，省教育厅又对全省沦陷地区的教育进行整治，先后又在未沦陷地区设置9所省立临时中学。临时建立的中学大都借用祠堂、庙宇或地方公房为校舍。为适应战争情况，学校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有的白天分散自学，夜晚集中上课; 或者白天在野外林中席地或防空壕里上课。学校对学生都实行军事管理，进行军事训练，进行抗日救国教育。

抗战初期，学校教学风气良好，师生同仇敌忾，爱国热情十分高涨。设在歙县的省立徽州中学、徽州女中、徽州师范和设在屯溪的南京安徽中学 (陶行知、姚文采主办) 徽州分校，都办得朝气蓬勃，教育质量很好。各校都有一批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这四所学校一直继续留在原地上课，坚持到抗战结束。

安徽省立7所中等学校西迁武汉后，教育部先后于湘西乾城、川东江津设立国立八中、国立九中，四川永川设国立十六中，招收皖籍流亡学生。

国立第一安徽中学的成立。民国27年7月，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 (安徽巢县人) 得知安徽7所中等学校由皖迁汉，即将成立国立安徽中学时，即与教育部联系，表示希望国立安徽中学能在湘西建校。教育部在征询安徽省教育厅与7校校长意见后决定成立国立安徽中学，并任命原教育厅长杨廉为校长，不久杨廉调任四川省教育厅长 (1939年6月，杨因在安徽任厅长期间贪污公款问题被揭露，后经蒋介石批准被枪决)。邵华(安徽颍上人，CC派) 继任校长，校址设在湘西。国立安徽中学成立后，即在《武汉日报》刊登通告，并在武汉、长沙、常德三地设办事处，登记收容流亡到后方的皖籍失学青年，总数超过2000人以上，一城一镇难以容纳。在湖南省政府与湖南沅陵行署支持下，国立安徽中学决定在川湘公路的乾城县所里镇 (今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 设校本部，并在洪江、麻阳、乾城、永绥、保靖及四川秀山县平凯镇等地设立11个分校。经过一段时期的紧张筹备，10月，国立安徽中学各分校均开学上课。国立中学实行全公费制，学生食宿服装以及学杂费悉由国家供给。“抗战时期，有组织的把战区的学校内迁，是始自国立安徽中学。” (《杨亮功先生年谱》)

国立第二安徽中学的成立。安徽省其他地区的中学师生及家属辗转到达重庆，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访先(安徽怀宁人)与教育部联系，皖籍师生流亡重庆一带为数甚多，要求安排就读问题。民国27年10月，教育部决定在四川江津县德感坝 (今江津二中) 设立国立第二安徽中学 (湘西国立安徽中学改为国立第一安徽中学)，任命防访先为校长。该校设有高中、初中两个分校。

民国28年元月，教育部根据国立中学成立先后，统一重新命名，设在湘西的国立第一安徽中学更名为国立八中，设于江津的国立第二安徽中学改为国立九中。抗战时期，教育部共设立国立中学34所，其中以国立八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 (学生最多时达3600余人)，教学质量较高，历届毕业生5000余人，其中有朱槠基总理 (1944年9月至1946年7月在高中部就读)，萧纪美、刘赓麟等院士，历史学家唐德刚、台湾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徐震等。被教育部授予 “国立模范中学” 称号的国立九中，其规模仅次于国立八中，共培养毕业生3500余人，其中有“两弹元勋”邓稼先(1941年高中毕业)、赵仁凯、汪耕、夏培肃、黄熙龄、余英时等。

抗战时期，中学、师范复合并设立。原有省立中学多遭破坏，而县立、私立中学的筹设则如雨后春笋。民国32年3月，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管理私立中等学校应行注意事项》，并于35年修订《安徽省私立中等学校设置办法》，要求对私立中学加强管理。到民国34年抗战胜利时，安徽全省共有普通中学146所(其中省立中学21所、县立中学48所、私立中学77所)，学生42 562人。战后中学数量虽比战前增加，但是，由于战时动乱，师资缺乏等原因，教学质量远较战前降低。

抗战胜利后，安徽省政府积极进行教育复员工作。接收沦陷区敌伪所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 分别于皖南、皖北增设普通中学5所，女子中学2所、师范学校2所，收容原国立八中、九中、十六中及茶洞师范等校返皖师生。其中原国立八中师生回皖成立省立贵池中学及省立芜湖女中、太和中学、当涂师范; 原国立九中回皖成立省立安庆女中、省立东流中学和省立宿县中学。全省重新划分9个中学区、9个师范学区、9个工业职业学区和6个农业职业学区，并按学区划分对原省立中等学校进行通盘调整，此时安徽教育事业比战前稍有恢复。至民国35年秋，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安徽教育事业发展到最高峰时，全省有中等学校206所，学生7.4万人。

民国35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内战，教育事业再次受到挫折，在校学生大量流失。到民国38年5月，全省中等学校减至167所，学生仅3. 6万人。

(二) 初等教育

民国17年，安徽省政府颁布《厉行安徽义务教育暂行规程》，将原订义务教育期限延展到民国22年;各县都制订了实施义务教育计划，对本地区的学龄儿童进行调查，学校设置、师资和经费等问题，都做了安排。据民国18年统计，全省共有小学3143所，在校学生142 696人 (《安徽通志?教育志》)。民国17年，安徽全省人口为2117万人，如以400万适龄儿童计算，在校小学生只占适龄儿童的百分之三点五，入学率仍是很低的。

近代小学在安徽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远不能满足适龄儿童的入学要求，在安徽城镇特别是广大私塾教育仍占有优势地位。据民国24年统计，全省私塾为14 388所(其中已改良的私塾有3372所)，塾师14 424人，私塾就读的学生达188 935人，平均一所私塾有学生13人。民国23年，全省各县共有各类小学3792所，教师11300人，小学生为207 088人(《安徽教育要览》第三回)。私塾与小学比较，则当时的私塾数为小学的4倍，塾师数也超过小学教师数，在私塾中就读的小学生也与小学相差不多。30年代，私塾教育在安徽教育事业中仍占如此大的比重，说明近代教育在安徽的发展是很不充分的。据民国19年统计“全国各省市每千人中已入学儿童数，平均为24人，安徽为9人，在全国居第25位。”(王鹤鸣著《安徽近代经济探讨》第241页)到民国26年6月，安徽全省共有小学3827所，学生达216 789人。当时安徽各地尚设有一二年制的短期小学达3800所 ( 《安徽教育要览》 第四回)。

民国26年，日军入侵安徽，小学大多停顿。民国28年起，安徽省政府着手恢复小学教育，并在立煌、无为、南陵、绩溪等38个县设立临时小学41所，吸收当地儿童入学，兼办来自战区、战后难童的救济与教养。小学教育得到恢复。至民国35年秋，全省有小学12904所，学生103.6万人。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仅10%左右，全省90%的人是文盲” ( 《安徽省志?教育志》 第16页)。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后，教育事业停滞不前，学生大量流失，到民国38年5月，安徽解放时，全省仅有高等学校3所，学生1052人; 中等学校167所，学生3.6万人; 小学12399所，学生66.3万人。这时安徽教育事业不仅明显落后于华东各省的教育发展水平，而且落后于全国教育的平均发展“1949年，安徽全省有2786万人，平均每万人口中在校学生数仅有大学生0.38人，高中生1.58人，初中生9.4人，小学生238.37人; 而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有大学生2.2人、高中生3.8人、初中生15.4人、小学生450.1人。” ( 《安徽省志?教育志》 第16页)

三、中等师范教育

(一) 民国初期的师范教育

民国初年，重视中等师范教育。安徽依原府、州治的范围，划分为6个师范区，将清末的师范学堂变更设置，改称学校。民国元年，将原设在安庆的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增设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芜湖原皖江中学改为师范学校。民国2年后，先后将歙县紫阳书院筹设省立五师(次年迁休宁万安，改为省立二师); 在阜阳设省立六中 (次年改为省立三师); 宣城原宁国府中学堂改为省立四师; 芜湖原安徽女子师范学堂改为省立第二女师; 在凤阳设省立五师，合肥原庐州属五县联立甲种工业学校改办省立六师。

民国9年，全省改划9个师范区，并在贵池、当涂、滁县分设省立七师、八师、九师。在凤阳设省立第三女师 (次年迁寿县)。民国11年，全省改划11个师范区，在广德设省立十一师，在休宁隆阜设省立第四女师，全省共设省立师范14所(内含女师4所，另省立十师筹建未成)。师范学校以培养小学教员为目标，女师以造就小学及幼稚园教员为目标，修业年限5年，分为预科和本科。民国12年，师范学制延长为6年，前、后期各3年。

(二) 民国时期的师范教育

民国15年，北伐军兴，学校暂时停办。此时，在世界教育改革新潮影响下，国立高师大都并入普通高等学校，省立师范并入普通中学。民国16年冬，安徽开始实施中等学校改造方案，相继将省立一师至六师、一女师至四女师并入或改为省立中学、省立女中。结果，师范教育丧失独立性，社会地位下降，师范生人数由1737人减至1025人。同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始创南京晓庄师范。

民国17年，大学院公布全国教育会议议决的乡村师范学校制度办法，规定师范恢复独立建校。次年，安徽在贵池、桐城分别建立省立第一乡村师范、桐城乡村师范学校。不久，在蚌埠设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在涡阳、太和分设农村师范学校等。至民国22年，安徽省实施新的中等教育改革方案，普通中学、师范与职业学校，分别独立设置。已并入中学的高中师范科，恢复单独设校，由省设立; 原前期师范及义教师资养成所，改为简易师范学校，由县设立。同年，设省立安庆女子师范学校、省立陵阳乡村师范学校等。至民国25年，全省9所省立师范在校生增加到1743人，较省立师范并入中学前的学生人数略有超过。

抗日战争爆发后，至民国27年夏，安徽各地师范学校大多关闭，只有省立徽州师范、陵阳乡师在敌机轰炸袭扰下，勉强坚持办学。民国28年春，安徽省奉令实施政教合一，规划从民国31年起，实施国民教育五年计划，5年内共需培养小学新师资2万多人。为此，除在各临时中学酌设师范班、简师班外，并在初中三年级增开师范课程，多方培养小学师资，以应急需。还先后增设省立立煌、太湖、颍州、池州师范学校。至民国34年，又在桐城、歙县分设省立第一、第二女子师范，省立凤阳师范复校。至此，全省共恢复、重建师范学校34所，学生9211人，教职员719人。

抗战胜利后，安徽于民国35年调整了全省中等学校的设置和布局，迁改或更名设省立舒城、歙县、凤台、灵璧、黄麓师范，安庆专科师范等。另外，增设省立当涂师范和滁县劳作师范，以收容战时国立中学和师范学校复员回省的皖籍师生。至民国36年秋，全省已恢复战前9个师范区，共设师范学校14所(其中省立师范9所、女子师范3所、专科师范2所)，在校学生3617人。加上省立中学附设师范科、县立简易师范、县中附设简师科等，总计省、县立师范51所、学生11 951人。校数与学生数分别比战前有较大增加。但因战事影响，学生程度远低于战前水平。

不久，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师范教育再次受到影响，在校学生人数急剧下降。至全省解放时，师范学校仅存11所，学生3466人。

四、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对外教育交流

中国派遣出国留学生始于清末同治十一年(1872)，安徽是派遣出国留学生较早的省份之一。在清末派遣赴美、德、日等国的留学生中都有安徽籍学生。

(一) 清末的安徽留学生派遣与外籍教师聘请

清政府为培养一批办理洋务 (对外交涉) 和工矿企业所需的科技人才，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接受了容闳提出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由容闳主持招考选定幼童(12至15岁) 120名，分4批派往美国学习，学习时间15年。在这批幼童中，有安徽籍的4人：徽州府婺源县 (民国23年划归江西) 的詹天佑、休宁县的吴敬荣、黟县的程大业、凤阳府怀远县的黄祖莲。

12岁的詹天佑是第一批30名赴美幼童的一员。詹天佑生于广东南海县 (今三水市)，7岁由其父詹兴洪送他进私塾读书，他对念四书五经，写八股文兴趣不浓，却热心于捏泥人和做机器模型，甚至把家里的大自鸣钟的机件拆下又装上。当时中国闭关自守，对外界了解很少，家长不敢把自己的幼子送到陌生的外国留学。詹兴洪在好友谭伯村的力劝下，同意送子留学，走 “洋翰林” 的路。经过报考录取后，詹兴洪在 《出洋志愿书》上签字画押，并于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三代具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时，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同治十一年(1872) 8月11日，詹天佑和中国第一批幼童30人由上海乘海轮赴美留学。幼童扬帆赴美，从此揭开了中国选派留学生的新篇章。

安徽学生留日，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是年，安徽学生方时简、潘赞化，首批赴日留学。翌年，又有金子兰、姚震赴日留学。光绪三十年，安庆农工商实业学堂选派5名学生赴日学习工艺，由学校支出费用。

安徽官府正式选派官费留学生的时间，据 《安徽通志?教育考》记载： 是“自前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巡抚诚勋始，嗣恩、冯两抚继之。”根据光绪二十八年清廷制订出洋游学办法，安徽巡抚诚勋批准学务处建议，停止发给安徽大学堂学生每年膏火银4000两，将这笔款项用于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堂、师范学习之费用。但此款仅够选送10名学生，故学务处提出，自愿出洋，经费不足者“应需经费公家津贴一半”。这一建议也得到诚勋批准。翌年2月，鲍庚等10名留学生由安徽官府派遣赴日学习; 7月又派遣许成材等34名。这些留学生均是通过各地保送考试录取，赴日学习完全师范或速成师范的。在这44人中，有40人为安徽官府付给150日元的半费生，而胡宗翰等4人则为自筹留学费用的自费生。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二月，学部电告各省，由于语言、学历等原因，暂缓派遣学生出洋。七月，学部再度电告各省，“本部议定出洋学生非有中学程度，概不咨送，并停派速成游学。”因此，在第二年，安徽巡抚恩铭仅咨送葛共一人赴日留学。另外，根据皖省教育会长蒯光典的请求，在皖籍自费生中遴选余之风等11人改为官费生，令其入农工商业学堂或各种实业学校学习。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无全国和分省确切统计。据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生》等资料分析，自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二年两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就从一千多人增加到八千至一万二三千人。《安徽通志?教育考》记载，光绪三十四年 (1908) 以前，安徽赴日留学生77人，并附上他们的姓名、出国年代、留学学校、学习科目。但所载数字并不准确，上述提到留日学生鲍庚、许成材、姚涣、胡宗翰、葛共、余之风等人，在上述附表中均不见其名。据日本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一书记载，这一时期安徽官费的赴日留学生有姚永朴、桂月峥、程家柽、陈格非、陈独秀等。上述附表中也未见其名。“安徽列全国大省之一，留日学生当在数百人以上。” ( 《安徽省志?教育志》 第569页)

中国最早派遣赴欧洲5名留学生中就有3名是安徽学生。清政府在选派人材到号称世界上陆军最强大的德国去留学，经严格考核(一说由李鸿章推荐)，段祺瑞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光绪十四年(1889)春，皖籍学生段祺瑞、周畅亭、吴风岭等5人，以官费派遣到德国柏林军校学习军事，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正式接受西方军事教育的留学生。

安徽官府派赴欧美各国留学生的时间较晚。据 《安徽通志?教育考》记载：“至西洋游学，则始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由提学使沈曾植考录正取丁绪贤等6人，副取鲍璞等6人，随同上江公学总董赴西洋游学，分习路矿所需。游学之费，各国不同，大致折合华银每人每年约需1100之谱，正取6名由官筹费，副取6名，由路矿总局拨费。”留欧学生报考资格分两种，一正取生年龄须在20岁以下，15岁以上，体格坚实，身家清白。考试科目为中文论说、英文论说 (作文翻译)、历史、地理、算术、格致、德文或法文;副取学生年龄须在15岁以下，12岁以上，体格坚实，身家清白，考试科目为中文论说、英文 (译读默写，初步作文)、历史、地理 (问答)、算学 (加减乘除命分)。此外，录取学生还须填写志愿书，自量志愿能力，不致中途辍学。

安徽早年留学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学生，还有程演生、叶元龙、李明扬等人。

清末留美学生的人数，据宣统三年 (1911) 出版的 《教育杂志》第三卷第六期和民国元年6月 《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二号《论中国留美学生》等文记载，约有600余人，“其中皖籍留美学生当不下数十人”。宣统元年 (1909) 以后，中国利用 “庚款”(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增派留美学生180名，其中安徽籍学生7人： 金邦正、殷源之、胡适、李锡之、黄宗华、梅光迪、崔有濂等。

清末安徽出国留学生中学有专长、造诣深厚的颇不乏人。但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真正授以实官、得到重用的极少，多数人从事文教、新闻或兴办实业。据 《安庆地区志》载，从光绪二十五年到宣统三年中，据怀宁、桐城、枞阳三县的不完全统计，公费出国留学生即达315人之多，其中留日33人，留英、法各1人。这一时期，有成就回国后对安徽建设事业和参加辛亥革命有所建树的有程实施、潘赞化、施普、光晟、方孝旭、胡子穆等人。

聘请外国教师。清末安徽省各类新式学堂聘请的外国教师主要是日本人，所聘情况大致分为三类： (1) 备有关书，不另订合同，如安徽高等学堂聘请的日本教员，即属此类情况; (2) 私人聘请，并订有协议，如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安徽人吴汝纶于光绪二十八年出访日本，考察学制，他通过私人关系，聘请日本人早川新次为桐城学堂教习;(3)学校直接聘请，并订有详细合同，为清末安徽新式学堂聘请外籍教师的主要形式，如安徽武备学堂聘请日本教员保科美雄，安徽省立师范学堂聘请日本教员西山荣久，中等工业学堂聘请日本教员和实习指导教师知念嘉贞和二官猪十郎，以及陆军小学聘请日本教员，均属此类情况。在安徽近代学堂中任教的日本教习，有任语言和人文学科和理工课程教学及实习指导者。日本教习在安徽少数新式学堂任教，对于向安徽青年学生传授西方近代科学和文化知识，推动安徽教育近代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 民国时期的安徽留学生派遣

民国初期，中央政府对留学教育进行了整顿，减少了官费生，并对以往资助的留学生进行甄别，按成绩优劣，决定继续给予资助，或令其归国。派往国别仍以日本为多，其次为美欧。赴日留学生多的原因，与日本毗邻，路近费省，文字相近等有关。

安徽学生留日较多的有两次： 一次是民国10年 (1921)，安庆 “六二” 学潮后，省长许世英将汤志先、周新民、舒传贤、储应时、童汉璋、陈访先、胡浩川、朱子帆、翟宗文等30多名学生骨干分子公费送往日本留学; 另一次是民国12年 (1923)冬，省长王揖唐，解除因反对曹锟贿选，受通缉的36人，随后把王步文、余大化、苗树德、濮德志、史谦、童长荣、方治、葛文宗、方启坤 (女) 等人送到日本留学。安徽当局所以送他们出国留学，目的是怕他们在皖闹事。此外，自民国初年至16年留学日本的皖籍学生还有高一涵、方孝岳、唐哲明多人。

从民国8年 (1919) 3月到民国9年12月，全国先后派出17批1500多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安徽参与其中第1、4、5、6、9、15批，派出沈宜甲、曹强、邓同赓、汪煦昌、张其浚、陈延年、陈乔年、尹宽、李慰农、邓穆等36人。此外尚有汪腾因、叶振均、徐守楷、周秀芳、王顾宁、朱瑗、徐守模等7人。当时赴法勤工俭学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由知名人士或省教育厅保送，一是经过考试，成绩合格，被华法教育会所录取。为此，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13号设有旅沪安徽留法同学会，负责接待组织工作，在安徽省立一中设有留法预备科，帮助学生提高法文水平。

安徽青年赴苏留学先后有两次： 第一次是民国10年 (1921)春，蒋光慈、吴葆萼二人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赴莫斯科进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第二次是民国14年 (1925)，汪菊农、廖麟、陈原道、陈维琪、贾斯干。除上述两批赴苏学生外，安徽或外地组织派遣赴苏学习的安徽青年还有： 柯庆施、韦漱园、陈延年、陈乔年、尹宽、姚佐唐、陈绍禹、王稼祥、李竹声、方运炽、方英 (女)、薛卓忠、孟庆树 (女) 等30多人。

民国初期，安徽学生留学美国的有陶行知、孙洪芬、杨武之、吕碧城 (女)、谢循初、吴半农、孙立人等人; 留学德国的有章伯钧、房师亮、高语罕、郑昕、桂丹华等人; 留学英国的有朱光潜、俞建章、陈维稷等。

民国初期，安徽省政府对留学事业的支持，为安徽近代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培育了一批人材。当时安徽省立中等学校校长，多为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如民国17年 (1928) 7月，经省教育厅长提名，省政委会批准任命的12名校长中，有8名系回国留学生。

据《安徽通志?教育考》记载，民国18年 (1929)获省费及奖学金的皖籍留学生有77人，分布在7个国家，其中有：朱光潜、谭乙声等4人赴英留学; 刘乃诚、张惟恪等5人赴德留学; 史允中、庆承道等10人赴美留学; 张忠道、陈铁、吴锐等30人赴法留学;孙多杲、房斌等26人赴日留学; 王顾宁赴比利时留学;李景泌赴奥地利留学。

民国17年(1928) 9月20日，安徽省制订省费国外留学生规程、自费国外留学奖学金规程，规定全省设立省费留学生名额32名： 欧洲14名、美国8名、日本10名; 设自费留学生奖学金名额70名： 英国8名、德国10名、法国20名、美国12名、日本15名、其他各国5名。民国23年 (1934) 省费留学名额由10名增至15名，留学教育有所发展。至抗战前夕，全省设官费留学名额30余名，国外奖金名额50名，每年共有七八十名优秀青年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留学。

据有关资料统计，“民国17年至26年，皖籍学生留学日本的有孙多杲、何鼎、胡一贯、杨礼恭、王石岩、徐光达、陈寿琪、孙天放、毕相辉等310人，留学美国的有黄敬思、杨克纯、史无中、朱子清等29人，留学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有谭声乙、章伯钧、郑大章、许本震、董桂阳、叶振钧等87人，留学国别不详的12人，合计438人。” ( 《安徽省志?教育志》 第571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行政院颁布《限制留学生暂行办法》，规定公费留学非经特准，一律暂缓派遣; 自费留学生，除有足够留学期间全部费用，无须请购外汇者外，一律暂缓出国。出国留学人数大为减少。安徽省省费和奖学金留学制度暂时中止。抗战期间，安徽出国留学生无具体统计，只有周学鸥等极少数人赴美国留学。原在国外留学生因受战争影响，经费来源一度断绝，处境极为艰难，有些留欧学生被迫流离于北欧一带，艰苦备尝。特别是留日学生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华，群情激愤，纷纷回国参加抗战。

民国36年4月，教育部颁布《国外留学规则》，同年8月，安徽省政府重新制定《安徽省奖励本省自费国外留学生办法》，确定全省设奖励名额为16名，其中美国9名、英国4名、法国3名。至于公费(省费) 留学生，安徽原拟每年保送10人出国，报教育部转呈行政院，又被否决。由于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安徽的留学教育再受挫折。实际上出国的只有杨振宁、唐德刚、邓稼先等15人。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民国元年至民国38年，全国的公、自费留学生约计20 000人左右。安徽省的公、自费留学生700人左右，约占全国留学生总数的3.5%。”(《安徽省志?教育志》第572页)

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些怀有拳拳报国之心的莘莘学子。如果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学生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中国近代化谱写了新的篇章的话，那么近代安徽留学生应是其中光彩照人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