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山文化

与芝山岩文化几乎同时流行于台湾本岛西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圆山文化。圆山文化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延续时间长达2000多年。到公元前后，才被铁器时代的十三行文化所代替。

圆山文化以台北盆地为中心，遍布于淡水河两岸及其上游的基隆河、新店溪、大??溪的中下游沿岸。主要遗址有圆山上层、芝山岩上层、关渡，台北县的大坌坑中层和基隆市的社寮岛等数十处，大都是位于河岸的山丘或台地上的贝丘遗址。圆山文化的代表遗址，是台北市北端的圆山贝丘。这个遗址位于基隆河下游河岸的山丘上，面积很大，在直径数百米的范围内遗物分布密集。最厚的贝丘层可达4米，可见居住时间相当长。据圆山贝丘各层贝壳经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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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的三个数据分别为：3860±80B.P.(y―1547)、3540±80B.P.(y―1548)和3190±80B.P.(y―1549)，经树轮校正所得年代幅度为公元前2560―14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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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坌坑中层遗址圆山文化遗物测得的年代为公元前1420年―公元50年(经树轮校正)，可见这两个遗址所代表的年代达两千多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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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和圆山文化遗址中的房址、石器、陶器、骨角器和贝壳、鱼骨、兽骨等遗物可以推知，圆山时代的人们选择在台北盆地中较高而干燥的孤山或山麓的一块平坦处，用碎石铺地基盖房子，过着定居生活。在生活区的附近，有以较高大的砥石为标志的工具制造场，有用草拌泥搭盖的半圆形低屏壁挡风的烧制陶器的露天窑址，以及墓葬。在生产工具中，有磨制大石铲、平凸面大石锄、圆刃石斧、偏锋石

，以及有肩石斧和有段石

。这些可以用在伐林、垦地和锄地，由此可以说明圆山人已从事农业生产。这里没有发现石刀和谷类或其他农作物化石。但从陶器中的陶罐、陶支脚与碗、簋等器形看，都与煮、盛谷类食物有关。有的陶器上的小圈形印纹，可能是用黍类桔杆戳印上去的，也可以作为圆山人可能种植谷类作物的旁证。石凿、石锛、石斧，还是木作工具，既可作建造住房之用，也可以用来制作独木舟或桴筏。出土的石镞、骨镞、骨鱼叉和石网坠、石矛、骨矛，以及堆积很厚的水晶螺、小旋螺、牡蛎、乌蚬、中国田螺、台湾小田螺和鱼骨、野猪、水鹿、花鹿和糜鹿骨，说明圆山人既在陆地打猎，又在海边和河中捕捞鱼、贝。在意识形态方面，圆山出土的一些大型磨光的长条形石器，下端磨出圆刃、上端分为两叉，全长可达60―70厘米，也许是仪式用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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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用蛇纹岩一类美石制成的极小石

，不可能用于农业生产或渔猎作业。林惠祥认为其艺术意义多，兼作交易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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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圆山人还有佩带玉制手镯，以及拔牙的习俗。圆山人还有直接埋葬死者在贝冢中的习俗。这些方面，似应说明圆山时代的人们已有了原始宗教信仰，比之万物有灵崇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引人注目的是，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藏有圆山文化出土的一枚人类上颚左外门齿，编号为2045。这枚人牙与其他3枚人齿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齿冠之舌面上有明显的箕形;二是在齿根中央偏上有人工对钻成的粗糙小孔。张光直认为，2045号人牙可能是圆山民族猎取异族人头习俗的遗物。他根据现代台湾世居民族泰雅人、邹人有用猎得人头的牙齿穿孔后，与猪牙、银色玻璃珠和黄铜小铃等连结成颈饰，以夸耀佩戴者之武勇的民族学资料，和三国吴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关于夷州民猎头习俗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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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圆山民族可能有猎头的习俗，并有将猎得的人头上的门齿取下穿孔串成颈饰以炫耀勇武的行为。圆山文化之猎头习俗之成立，把这一分布辽阔的文化丛的年代至少推早了一千年;根据这项习俗，我们可以对圆山住民的社会行为与宗教信仰作不少合理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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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山文化颇具地方特色。与台湾本岛其他新石器文化相比较，无论是较早的大坌坑文化还是时代相近的芝山岩文化，虽然在文化层位上有相重叠的现象，但很难说明它们有承袭关系，似乎是圆山文化人不过是一群后来者，居住在大坌坑人或芝山岩人原来居住过的地方。这种现象是说明大坌坑人或芝山岩人在圆山人到来之前因某种原因(自然的天灾病祸或人为的)已迁往别处还是早已灭绝了，很难推断。韩起说，圆山文化的来源很难说定。圆山文化的陶器，除了圈足和涂彩这两点以外，在大坌坑文化里看不出什么祖型，向岛外看，也只能说明圆山文化与华南大陆间的文化接触关系，而不能说明它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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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薰曾把圆山文化与台湾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牛稠子文化(垦丁遗址)和茑松文化(乌山头遗址)进行对比，指出这三个文化的异同有：三地所出陶片均多属于所谓红陶系统，葬式为仰身直肢，都有拔齿痕迹。但三遗址红陶的色调、质地、型制及纹饰等都不甚相同;关于葬俗，垦丁遗址以石棺葬著名，圆山与乌山头遗址尚未发现过棺椁;至于石器，作为圆山文化最大特征的有段石斧(锛)及有肩石斧等完全不见于其余二地，见于乌山头及在台湾中南部平地出土的石刀却不见或罕见于圆山及垦丁。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发展阶段“不会相距甚远”。与现在台湾土著族“不同部族间的差异”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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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圆山文化的主要来源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还是要到古东夷人文化中去寻找。

首先，在圆山文化的石器群中，有段石锛与有肩石斧被认为是最典型的代表遗物。同时，在台湾本岛，也只此一处有，连附近的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没有发现。宋文薰曾对台湾、大陆和东南亚这两种石器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有段石锛的分布偏在江南的北部。有肩的石器在中南半岛多成锛形，向北到中国境内则逐渐变为与台湾北部所见者相似的斧形器，沿着东南沿海往北其出现频率渐渐减少，到了华中则消失。”因此，他认为，广东沿海的香港和海丰区域，是圆山文化要素来源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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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山文化虽然与福建、江浙一带的新石器文化有一些共同因素，仔细推敲起来，很难说圆山文化是由这些地区传入的。如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昙石山中、下层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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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分别距今3090±90年或3005±90年，其存续时间要比圆山文化至少晚100年。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三阶段――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在器表装饰上，三个阶段都没有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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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浜文化的俯身葬，与圆山的仰身直肢葬的葬俗迥然有别。钱山漾遗址的葬式虽然仰身直肢，但陶系以灰黑陶、黑皮陶为主，与圆山的浅棕或红褐陶系也有差异;圆山文化的石锛由薄变厚，而太湖地区的石锛发展趋势相反――由厚变薄;“另外，在马家浜阶段只有刃部稍加磨制的石刀，到崧泽阶段出现双孔石刀，到良渚阶段更有大量半月形石刀、石镰以及耘田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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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圆山文化石器中缺乏石刀的特点又不相同。圆山人的拔齿习俗，在太湖流域与福建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骨上还没有发现过。

上述不见于福建昙石山和太湖流域马家浜、崧泽、良渚等新石器文化的圆山文化的若干特点，在古代东夷人所创造的新石器文化――大汶口文化以至我国华北、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都能见到，且出现的年代均早于圆山文化存续的时间。从石器特点看，大汶口文化的中期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至2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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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出现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等，江南的张陵山的比之大墩子、花厅遗址的更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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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造型规整、通体扁薄的穿孔石铲数量增多，出现了大型石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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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石镐、石凿。石器穿孔都采用对钻法。大墩子、刘林、花厅等遗址，也都“比较缺乏石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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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红褐陶占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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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形有鼎、豆、壶、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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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表装饰“素面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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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施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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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以简朴的圆点、带纹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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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彩“线条流畅，主要母题为三角纹、网状纹、波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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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专门从事台湾考古学研究的日本学者金关丈夫、国分直一指出：有孔石斧“在大陆上是不少见的。例如大连市滨町贝丘、旅顺北郊羊头洼遗迹中都有”;有孔磨制石镞的出土事例，只出现在中国的华北、东北和日本各地的史前遗迹中。可见，台湾就是这种有孔石镞分布的南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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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关、国分二氏指明的上述与圆山文化有相同点的地区，也都在古代东夷人的活动范围之内。此外，圆山文化中的陶支脚，“形制上也缺乏自身的特点，应是从别处传播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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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山出土的陶支脚为夹砂褐陶，实心，圆座歪头，顶面倾斜，通体素面无纹，属“猪嘴形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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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型支座最早见于北辛类型与大汶口文化诸遗址。其中北辛遗址出土的支座，“形状多歪头，顶面倾斜，通身刻划纹或镂孔，当为猪嘴形支座的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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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圆山人的拔齿习俗，学者们已公认以大汶口文化的创造者古东夷人的拔齿习俗为最早，距今约6000年。之后，逐渐向东、向南传播。因此，综合以上比较，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圆山文化的主要因素是由我国古渤海湾沿岸的东夷人传播到台湾岛上而形成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在圆山文化中，还透露出当时圆山人与商周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就是在大坌坑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长脊、实铤、双翼形青铜镞。它与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镞毫无二致。圆山出土的双耳圈足罐，有的学者直称为簋。著名的考古学家石璋如教授认为，这种器形是“抄袭青铜器而来”，它的母型就是周代的青铜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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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700―500年左右，圆山文化由圆山期进入植物园期。植物园期的主要遗址有台北县树林镇狗蹄山、潭底、十八份、营盘口和桃园县大园尖山等，以狗蹄山遗址为代表遗址。其分布范围与圆山期基本相同，并稍向南发展到今桃园县境内。圆山文化发展到它的晚期植物园期时，有肩石斧消失，有段石

加厚;陶器不带手把，器表饰方格印纹。宋文薰说：从圆山期向植物园期转变的原因，“是否受外来的文化的影响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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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后，整个圆山文化被铁器时代的“十三行文化”所代替。

植物园期陶器表面所饰的方格印纹，在胶东半岛的夷人文化中也能见到，如距今3840±135至3695±130年之间的岳石文化，就有压印或刻划的人字纹、方格纹、之字纹等。研究者认为，胶东半岛的岳石文化与山东内陆的夷人文化是有较大区别的，“显然不属于同一支系的夷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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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东夷人部落较多，有“九夷”的概称，也说明其支系之多。同是东夷人，其文化面貌各有特点。这或许是圆山文化早晚两期文化面貌不完全一致的原因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