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会

湖南的会党组织主要是洪帮，该组织起始于明末清初（1661年）郑成功创立金台山远堂，其宗旨为“反清复明”。这个组织对内称“洪门”，对外各地名称不一，有的叫“袍哥”，又称“哥老会”，有的叫“天地会”，有的取洪字的偏旁三点水称“三点会”，或“三合水”、“三合会”，群众称其为“圈子会”。

圈子会标榜义气，崇拜春秋时羊角哀、左伯桃的生死之交；三国时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宋代一百零八将的梁山聚义和唐代瓦岗寨三十六英雄结义。前三者哥们儿义气贯彻始终，称为“全香”，只有瓦岗结义后归附唐王时，单雄信不肯降唐，被瓦岗兄弟杀了，没有全始终，只能称“半把香”，合起来称“三把半香”。以伸直中指、无名指、小指代表三把全香，以弯曲食指代表瓦岗半把香，形成一个弯曲食指与拇指结成圆圈，其余三指伸直的手势代表其组织，外人不知其意，只见他们常将拇指、食指捏成圆圈，故称他们为“圈子会”。

洪帮组织开始是有政治目的的群众组织，其政治目的是“反清复明”。辛亥革命成功后，这一目的失去意义，各个组织便自拟口号，其内容多为行仁义、爱国家之类。其实这些口号多流于空头，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实际上只是一种群众性的互助性的组织，组织成分非常复杂，一般无明确政治目标，很容易被各种政治力量所利用。既可为革命者利用，成为革命力量；也可为反革命所利用，成为反革命力量。如果为公正侠义之士掌握，可以做一些维护人民利益的好事；如果掌握在流氓地痞手中，便成为危害人民的恶势力。

洪帮组织以“山”为名，内部组织严密，有内八堂、外八堂的等级。内八堂是洪帮的领导核心，其职位分总堂（即寨主）、座堂（相当副寨主）、陪堂（相当副寨主）、盟堂（管盟政）、礼堂（负责文书缮写，制定规章礼节）、管堂（管人事、处理纠纷）、执堂（负责执行任务）、刑堂（负责执法）。新开的各堂就成为外八堂，其名次为心腹大爷、圣贤二爷、当家三爷、金凤四姐、红旗（或蓝旗、黑旗）五爷、巡风六爷、银凤七妹、先锋八爷（或称“花冠八爷”）、江口九爷、幺满十爷。因四和七的座位规定为女性，过去女性参加会党的较少，一般缺席不入堂，故自大爷至幺爷称为“外八堂”。洪帮成员无论入会早晚，年龄大小，座次高低，均以兄弟相称，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实际上会内地位有严格的等级区别。

洪帮组织系统分山、堂、水、香，并有一首说明的诗歌，如湖南开山早、势力大的楚南山，其山、堂、水、香的名称是：“楚南岳麓山，文星忠义堂，四海长流水，五湖万寿香。”其诗云：“天下楚南岳麓高，文星忠义聚英豪。五湖四海长流水，万福临门跨海鳌。”其内口号原为“反清”，外口号原为“复明”，后内口号改为“亲爱精诚”，外口号改为“努力救国”。

又如混元山的山、堂、水、香为混元山、明伦堂、先一水、至诚香，其诗云：“混元山万教为一，明伦堂五圣讲经，先一水洗清世界，至诚香永庆升平。”内口号是“普化人类”，外口号是“亲爱精诚”。

集中山的山、堂、水、香为：集中山、八义堂、仁爱水、民族香。其诗云：“集中意志莫?徨，八义威名四海扬，民族复兴从此始，仁爱原来得久长。”

楚荆山的山、堂、水、香是：楚荆山、忠义堂、甘露水、通天香。其诗曰：“楚荆山上把香烧，忠义堂前结故交，甘露水中漂好汉，通天各寨该英豪。”内口号是“反清复明”，外口号是“结仁结义”。

会党成员的凭证叫“符帖”，上面写有山、堂、水、香的名称，还有恩兄、承兄、拜兄、义兄的姓名，再就是入会者（称“新贵人”）的姓名。符帖发给会员后要很快背熟，然后烧掉，以防泄密。以后成员彼此见面时，用手势和暗语联络。圈子会的人无论给人端茶、敬烟，均屈食指，与拇指结成圆圈，其余三指伸着，摆放碗筷、桌子、凳子都有手势，如对方也是圈子会的人，一看便知，便用隐语进行对话。如问：“仁兄为何把指弯，弯指的根本在哪山？什么人弯指打渔鼓？什么人弯指来请安？”答：“仁兄问我手指弯，弯指的根本在梁山。湘子弯指打渔鼓，小弟弯指来请安。”

对上暗语后，有的还要用隐语和手势互相盘诘，弄清对方的身份和来龙去脉，认定是自己人后便称兄道弟，对方如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都要设法帮助解决。

洪帮组织纪律严格，戒律有十条十款，在入会宣誓时由带香人宣读，座次越高要求越严，处罚越重。其条款规定：“上四排哥子反了教，自己挖眼自己跳（自己挖眼活埋）；中四排哥子反了教，自己拿刀自己?（用刀自杀）；下四排哥子反了教，三刀六眼定不饶（用刀在腿上扎三刀，要扎穿，两面成六个眼）；幺满十弟反了教，四十军棍定不饶。”洪帮称违犯会规为“反教”，始建时严格执行纪律，不讲情面，真有处死、扎三刀和打军棍的，后来便渐渐松弛。到抗日战争时期，会党发展迅猛，滥收会员，以上纪律很少执行。

湖南洪帮组织有明显的两面性。在革命的各个时期都起过不小的积极作用，也有一些组织为恶势力或反革命把持，作恶多端，为人民所憎恨。

清时，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唐常才为联络会党力量，在湖南创“富有山堂”，康、梁、唐为正、副龙头，会堂曾为变法维新做过一定的工作。

辛亥革命前夕（1903年），民主革命先驱黄兴与宋教仁、刘揆一、刘道一等在长沙成立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当时华兴会成员大多是革命知识分子，黄兴认为要推翻清政府必须武装起义，要武装起义必须联络发动会党力量，并决定由刘揆一出面与歌老会首领湘潭马福益联络。马在湖南首创回龙山，为湘、鄂、闽、赣四省洪江会首领，湘鄂两省正龙头，人称他的势力“上通两广，下通两江”。刘揆一联络成功后，黄兴便进一步与马共议光复大计。在黄兴的提议下，成立以哥老会为骨干的“同仇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并根据日本佐尉军制编为革命军旅，黄兴为上将，刘揆一为中将，马福益为少将，掌握会党事务，并决定在十一月十六日慈禧太后生日的万寿节那天，趁全省官吏在省城大举庆典之时，举行武装起义。后事泄，华兴会员和会党成员被害者甚多。黄兴、宋教仁东渡日本，马福益奔走广西。翌年，马回至湖南，图谋再举，不幸被捕就义。马福益事后，洪江会成员为马复仇，多次举事，在萍、浏、醴起义时，遭到清政府残酷镇压，其组织因而散亡。

辛亥革命中，湖南会党虽没有独树旗帜组织武装，但在同盟会的统一领导下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中写道：“革命（辛亥革命）之成，实种因于二百余年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不计险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也。”这些赞许当然是对整个洪门而言，然其中的主力是湖南洪帮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洪帮在农村发展壮大，到处有帮会头子开山堂，入会者甚众。有的是利用这个组织团结一部分人进行抗日，有的是借会党势力保身家性命，有的借此为非作歹，鱼肉乡民。其中有两支以会党力量为主干的抗日游击队非常有名，对日寇的横行作恶给予严重的打击。一支是张鹏飞组织的飞部，一支是马扬德组织的马部。张鹏飞原本是圈子会大爷，便以开山堂的名义，吸收扩大抗日队伍。马扬德原为和尚，后还俗。开始个人夺取了日寇数枝枪支，然后联络了13个热血汉子，采用传统的结盟兄弟的方式，在关帝面前焚香结拜，喝雄鸡血酒盟誓：“同心协力，共同抗日，永不变心。”后马扬德参加了圈子会，担任大爷，便宣布全体队员均为圈子会会员，内口号是“同心协力”，外口号是“共同抗日”。

这两支以圈子会形式组织的抗日队伍纪律严明，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哪里有鬼子作恶，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在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打得日本鬼子闻风丧胆。1945年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途经湘潭时，听到群众对这两支队伍的赞扬后，给张鹏飞、马扬德二人下了派令，委任二人为“湘鄂粤人民自卫队大队长”，并吸收马扬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两支抗日队伍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湘潭地下党城市工委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共同为解放湘潭出力，决定成立“兄弟联谊自治会”，作为党在洪帮组织各山堂进步人士中开展工作的统战组织，提出“消灭豪绅，除暴安民，兄弟自治，世界大同”的口号，并制定了互相监督、实行自治的纪律和联络暗号。经过联络工作，把20多个山堂秘密联合起来，控制了他们的消极作用，发挥了他们的积极作用。

尽管圈子会在湖南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危害亦不小，主要是在辛亥革命后，谭延贻在湖南任督军时，与权绅、军阀勾结，大肆屠杀起义新军和会党成员。许多会党成员被迫拖枪上山当土匪，时间一久，形成为一股危害社会、人民的恶势力，他们杀人、抢劫、绑票“拉肥猪”等，连政府也怕他们几分。抗日战争时期会党组织膨胀，不少与官府勾结，为害百姓，大部分会党组织已无进步作用可言，有的还为反革命势力利用，沦为反革命的工具。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特务机构组织的“金陵戴岱山”，它的山、堂、水、香是：金陵戴岱山，名标中正堂，源流溪口水，豪杰万年香。从“金陵”、“戴岱”、“中正”、“溪口”便可明白地看出，它是一个以会党形式作掩护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后因群众识破及时报告公安部门，未得到发展便被镇压下去了。

湖南会党还有清（青）帮组织，但影响不如洪帮大，势力不强。民间有“清转洪，万年兴；洪转清，剐皮抽筋”的说法，赞成清帮成员转入洪帮，不赞成洪帮成员转入青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