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僧侣与东西方文化的传入

早期岭南的对外文化交流，集中表现为东西方宗教的传播上。早在东汉前期，佛教就已传入中国，至六朝开始时，已有外国僧人随海舶到广州传教、译经、建寺。据记载，东吴孙皓时，外国沙门强梁娄至(真喜)来到广州，并翻译了《十二游经》一卷。10年后，即西晋武帝时，西天竺梵僧迦摩罗到广州，在城内建了三归寺和王仁寺，这是两所最早的寺院。此后，印度高僧昙摩耶舍、求那跋摩、求那罗跋陀等先后也到广州讲佛法授门徒，创建寺院多所。来广州传教译经最著名的高僧是菩提达摩。梁武帝中期，天竺国王子菩提达摩经三年泛海达广州，在今西关下九路附近登陆，创西来庵(后改称华林寺)。后人将菩提达摩登陆地命名为“西来初地”。后达摩又到先孝寺传播禅法，成为我国的禅宗初祖。这一时期，在广州兴建的佛寺有37所之多，主要集中在外国僧人停留和行经的地点。佛教在岭南的传播，在文化上增进了我国人民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使印度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吸收，创造出禅宗文化，成为中外历史上一次成功的跨文化传通。而到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又传来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并带来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仪器及欧洲的绘画和塑像。西方文化的传入，又为岭南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早在嘉靖年间，西方传教士便不断进入澳门，除建立起许多座教堂外，还向当地的中国人传教。公元1579年，意大利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到达澳门，后利用广州每年开放两次集市贸易的机会，随同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后又在肇庆居住了四五个月，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西方传教士，为以后的传教活动打下了基础。公元1582年，另一名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从印度的果亚来到澳门，第二年随同罗明坚进入肇庆。他们向肇庆知府表示遵纪守法，请求允许他们在肇庆修建一栋住所和一座小教堂。后经两广总督郭应聘的批准，终于在肇庆西城外西江的岸边建起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

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得到地方长官的支持并取得落脚点之后，为了便于开展传教活动，继续学习中国语言、书法和风俗习惯，还采用中国的服式、饮食和礼仪，因此当地的知识分子与士大夫都愿意与他们交往。他们在肇庆的传教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先后有几十人接受了教会的洗礼。除了传教外，利玛窦还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天文、地理、数学、机械方面的知识。他在教堂内挂上一幅世界地图，宣传欧洲的地理学成就;还陈设了自鸣钟、三角玻璃棱镜，制作了天球仪和地球仪，用以表明天文并指出地球的形状，还绘制日晷或者把日晷刻在铜板上，并亲自解释和指出太阳的位置、星球的轨道。利玛窦在广东的传教活动，促进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增加了人们的世界知识、地理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

继利玛窦之后，许多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带来了各方面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后来由于康熙帝下令禁止西洋传教士“在中国行教”，西方传教士大多转入秘密活动。公元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秘密传教，这期间，他开始把《圣经》译成汉文和编纂《华英字典》，以译著书籍作为传教的入手工作。公元1814年，马礼逊译成《新约圣经》在广州出版，接着又和传教士米怜合作译成《旧约圣经》在马六甲出版。公元1817―1823年，马礼逊编成《华英字典》6卷在澳门出版，这部字典所用的中文参考书有万卷之多，仅从《康熙字典》收进的汉字就达4万字，这是中国第一部汉英对照字典，在沟通中英文化方面起了桥梁作用。公元1826年，马礼逊从英国重返中国，由于清政府仍然严禁传教，他只能编写一些传教小册子散发，如《劝世良言》、《天国之道》等，据说洪秀全曾从《劝世良言》中得到启发。

除马礼逊等人外，公元1830年美国传教士禅治文、卫三畏和伯驾以及德国籍传教士郭完腊等也先后来到广州，在传教的同时，也做了许多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工作。概括起来看，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在岭南以传布科学技术为传教手段，也办了一些实事：在出版方面，除出版马礼逊、米怜等人的著述外，西方传教士还出版了一些刊物，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国丛报》等，登载有关基督教教义、西方科学知识、中外关系，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以及有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字、风俗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当然，也发表了许多侵略中国的言论。在医疗方面，公元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把种牛痘法传入广州，据说30年之间接种牛痘者达100万人。公元1827年，英国医生哥利支在澳门先后开设了眼科医院和养病院，创中国西式医院之开始，五年之间入院受医者达4000多人，后他又在广州开设医院。公元1835年，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广州也开了一所眼科医局，并招收几个中国学生传授一般医疗知识，这是中国人学习西医的开始，推动了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这所医局后来成为著名的广州“博济医院”。在教育方面，公元1839年，美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第一所西式学校“马礼逊学堂”，由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布朗筹办并任教。第一批入学的6名学生都是穷人子弟。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汉语、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音乐、化学等，中国近代改良思想家容闳和第一位西医黄宽都是该校学生。这所学校是中国开设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洋学堂，布朗是第一个向中国学生系统地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人，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后外国传教士陆陆续续在香港、广州等地也办起了一些教会学校，如英华书院、南华医学堂、格致书院等，其中格致书院经几度迁移，于1916年扩大为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分设文、理、农、医等科，成为华南一所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外国传教士还在广州创办了不少中学，如美国长老会创办的真光书院、培英书院，美国女传教士容懿美创办的培道女子中学，中国基督徒廖德山创办的培正书院等。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编纂书籍，出版刊物，创办医院和教会学校，其目的是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但客观上这些文化设施对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和进行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是通过东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明清时期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岭南人民吸收了西方许多有益的文化成果，并创造性地运用到岭南的文化建设中去，如“广彩”的绘画仿照了西洋的画法;一些建筑物仿照了西方的建筑风格;一些工匠仿照西方制造自鸣钟;一些商人拿出钱来请人学种牛痘，一些少年儿童进入洋学堂或读书班学习等等，从而加速了岭南文化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