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社会

关于夜郎，一般人都认为它既是民族名称，又是该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的名称，是发展于秦汉时期的一个奴隶制政权。根据夜郎社会对青铜器的一定程度上的使用，说明其生产力已发展到一定水平，促进了奴隶制的萌芽。但据其所使用的器物特征、种类及数量看，青铜器不能构成其生产力的主要内容，其社会仍然具有更多的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性质。

之所以说夜郎已有了奴隶制度的萌芽，除它已有一些先进的生产工具外，其它一些现象也可作为补充证明。如史书记载的买卖?僮及掳掠老幼，就和奴隶买卖、掠夺人口为奴有关。夜郎市场上有种类繁多的商品，如笮马、髦牛、枸酱、丹砂、蜜等，其商业贸易亦很繁荣，虽说在这方面极大地得益于秦开通的五尺道，是外界推动的结果，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正是通过五尺道，少量铁器进入了夜郎地区，虽说还不能构成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但对以后的社会发展有潜在的推动作用。从政治上看，秦汉王朝治理夜郎，能够从当地找到代理人，并授以王印。可见，当时的夜郎已有首领。这一做法与夜郎从部落联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取得了步调一致的效果，部落联盟的酋长要发展为君主，中央王朝亦加封了已有一定权力的酋长。不论当时夜郎酋长是正处于或是已完成了向君主的过渡，中央王朝的加封都从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过渡或是巩固了新君主的地位。

从文化互为影响的角度看，夜郎所受的最大影响当来自滇。其一，滇此时处于发达的奴隶制时期，对周边产生影响是必然的。其二，处于从原始社会末期级社会过渡时期的夜郎，不可能更多地接受更先进且相距遥远的封建文化而放弃更易于接受的奴隶社会文化。封建文化对它的渗透只能是个别现象。这一点也从夜郎故地的青铜文化中得到了证明。

从地理上看，滇国的自然条件要优越于夜郎地区，但两者势力范围相交，且北部都是彝族先民的分布区，在文化传统及民族渊源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因为上述这些原因，滇对夜郎的影响是极大的，故在夜郎文化中处处留下滇文化的痕迹。夜郎的奴隶制经济尚处于萌芽阶段，汉武帝便派兵直接控制了该区，重新设置了郡县。到东汉、三国时，南中大姓兴起，封建经济与政治逐渐在夜郎故地占据了统治地位。

夜郎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时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第一，是秦王朝设置郡县的失败，虽说这与秦王朝的迅速崩溃有关，但由于各部落间互属关系不突出，即使设置了郡县，亦不能随之就产生严格的行政所属关系;第二，如果夜郎是一个完全进入了奴隶制的国家，在当时的西南地区，应该有很突出的政治及经济地位，那么，关于它的记载也就不会鲜见于史书，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第三，作为一个奴隶制国家，必有森严的等级，王者、贵族用于祭祀及生活的大型青铜器也应较多，但夜郎青铜遗物正缺少这一类青铜器;第四，秦开五尺道，必为当地人所防范，但史书未记对该区用兵，如果夜郎是一个奴隶制国家，那么，它必就此事与秦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但事实正好相反，可见该区在当时没有什么武装力量，那么，夜郎也就谈不上是一个奴隶制国家。

夜郎社会的奴隶制萌芽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与邻近的滇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因处于这样一种被动追随的境地，其奴隶制因素的发展也就落后和不成熟，整个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如夜郎人以竹为图腾，自认为都是竹王的后代，把血缘作为其社会组织结构的纽带。当然，作为前后相继的两个社会形态，有些东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是共有的，但同一种现象在两个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或目的却不是一样的。如掳掠人口在原始社会末期也频繁出现，但多为本部落的生存或复仇，而在奴隶社会，则是掳人为奴，剥削其劳动。奴隶社会也有图腾崇拜现象，但真正起作用的是地缘组织，由此分析两个社会皆存在的“耕田，有邑聚”，显然也有不同的内涵。所以，用一些共有的现象或是个别出现于奴隶社会的特征，来证明夜郎已确立奴隶制，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再者，即使到今天，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的发展，尚重重受制于自然条件的优劣，更何况两千多年前的夜郎。贵州崎岖不平的地貌、瘠薄的土地，对于手段粗放的农业来说是极其不利的，这里的自然条件远不如滇池、洱海、巴蜀平原等地区。那么，又怎能在两千多年前就在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上与上述地区并驾齐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