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屋顶文化的历史走向

中国大屋顶的历史十分悠久。据考古，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时代的宫殿建筑，平面布置以廊庑院落，而立面之屋顶，可能已是《周礼?考工记》所言的“四阿重屋”，即为庑殿重檐式，是一种成熟的大屋顶形制。由此不难推想，大屋顶之诞生，必远在商代早期之前。而反宇飞檐式的出现，看来也在遥远的中国古代。否则，《诗经》怎样会有如此精彩、优美的文学描写?“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斯飞，君子攸跻”。又云，“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其建筑规模宏敞、宇“飞”如翼，令居者身心大快。

简言之，大屋顶历史悠久，在各个历史时期又有不小变化、发展。

最早的中国大屋顶，一定是十分朴素的。依古籍所言，即所谓“两注”。“两注”者，就是指双坡人字形屋顶，“注”是屋顶溜水之意。主脊居屋顶之最高部，双檐在下，坡面斜落，有利于落水。《周礼?考工记》有关于 “四阿”的记载，“四阿”指四面坡屋顶，“阿”为垂脊之意。又有“四烀”之说，“烀”即“流”或“溜”，都说明了屋顶用于落水、泻水的实用功能。为了使屋顶下落的雨水不至于损蚀墙体、门扉、台基，使檐部出超于屋身是必要的。

这种只求满足其实用性功能，对审美、伦理或宗教崇拜等意义还来不及讲究的大屋顶，应该说是较早出现的。

在殷周之际，随着宫殿出现成熟趋势，大屋顶形制也正在“成长”。殷代末年，商纣广作宫室，益广囿苑。《史记?殷本纪》：“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这些宫馆，大凡离不开大屋顶。

春秋战国年间，崇尚“高台榭，美宫室”，此宫室之美，亦包括大屋顶。故宫博物院藏采猎宫室图，据梁思成云，其图所绘之“屋下有高基，上为木构。屋分两间，故有立柱三，每间各有一门，门扉双扇。上端有斗?承枋，枋上更有斗?作平坐。上层未有柱之表现，但亦有两门，一门半启，有人自门内出。上层平坐似有四周栏干，平坐两端作向下斜垂之线以代表屋檐。藉此珍罕之例证，已可以考知在此时期，建筑技术之发达至若何成熟水准，秦汉唐宋之规模，在此凝定。后代之基本结构，固已根本成立也” ( 《梁思成文集》第三卷)。在屈原的诗作中，《诗经》所谓“翼飞”之反宇飞檐亦隐约可见：“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楚辞》) 这里，葺，是一种用以覆盖屋顶的草。虽然“茅茨不翦”，但“经堂入奥，朱尘筵些。砥室翠翘，挂曲琼些”(同前)。“翘”者，反宇也。看来，当时已有反宇这一形制。

秦汉之世，大屋顶风行天下，在宫殿，陵寝、园林建筑、祠庙、阙等建筑上，几乎到处可见其踪影。汉阙之造型如碑而略厚，上复以略为起翘的檐;从四川、湖南之崖墓看，大者堂奥盛饰，有外檐多已风化，但堂之内壁隐起枋柱，上刻檐瓦，有出挑起翘之状，隐然在目。或门楣之上刻出两层叠出之檐部，作出挑状。一般屋檐下用斗?和具有卷杀的檐椽，并在檐下施用一层向外挑出的斜面，使檐向外挑出更长，并将檐部显著地提高。此时，屋顶以悬山式，庑殿式为多见。庑殿式正脊很短，其屋顶为上下两迭之制。班固《两都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都有关于“反宇”的记载。从广州出土的汉代陶屋看，这种汉代明器的屋檐呈反翘之势。尽管秦汉多数明器与画像石中所表现的屋面，檐口都为平直型的，然而它们的正脊与

脊之尽端已微微翘起，以筒瓦与瓦当、滴水加以强调。并且，汉代的大屋顶脊饰已十分丰富。(图五)

图五 美国纽约博物馆藏汉陶楼

在魏晋南北朝，反宇飞檐式大屋顶已为屋顶之常式。这在石窟遗制，画像石上可以见得很是分明。河南洛阳龙门古阳洞的窟檐有庑殿式，其屋脊有曲线反翘;又有歇山式，用鸱尾，使屋脊有曲线“生成”。山西大同云冈之第九窟窟檐亦用鸱尾作生成曲线之势。在河南洛阳所出土的北魏画像石，其上之屋角起翘十分明显，而从河北涿县北朝石造像碑看，其屋角之反翘被表现得十分夸张。后赵(北朝) 石虎于邺地 “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有“穷极使巧”、“徘徊反宇”之态。石虎于铜爵台上起五层楼阁，作铜爵楼巅，“舒翼若飞”。(参见 《晋书》、《邺中记》)

隋唐之大屋顶厚重而舒展，大气磅礴。除现存佛光寺大殿为四阿顶外，还有九脊，攒尖等屋顶形制。如隋代建筑模型已表现出歇山顶。(图六)九脊顶收山颇深，山面三角部分施垂鱼。当时筒瓦之施用已极普遍，一般屋顶正脊、垂脊多以筒瓦覆盖，垂脊下端微微上翘。从唐懿德太子墓壁画可见阙楼屋角有生起(图七)，唐大明宫麟德殿复原图亦呈屋角、屋檐起翘之势。敦煌壁画所绘之唐代民居，屋檐之反翘十分明显。山西五台山南禅寺正殿之檐口，呈优美的、反翘的弧线，表现出技术结构与建筑艺术的统一。同样，佛光寺大殿之屋檐和缓的反翘与造型遒劲之鸱尾的使用，使这座名建筑显得十分庄重稳定。同时，斗?与柱高之比达到一比二，出跳达到“四跳”，整个屋檐向外伸出近4米，如大鹏展翅，雄浑而稳健，使斗?成为立面的注意中心，这是唐代建筑檐部及檐下斗?的形象特征，装饰性很是丰富、强烈。

图六 隋代建筑模型所表现的歇山顶

图七 陕西唐懿德太子墓壁画所见阙楼屋角有生起

宋代之大屋顶由唐风之浑健、雄大向优美、秀丽方向发展。各种建筑构件避免使用生硬之直线，使用弧线时亦设法加以美化，普遍地使用卷杀之法。此时，屋顶的坡度有了变化，从唐之平缓而向陡峻方向发展，规定房屋开间与进深愈大，屋顶坡度愈显陡峻，使得宋之大屋顶在优美之中透露峻肃之气。屋顶上琉璃铺砌，灿烂而辉煌，瓦饰丰富，造型秀婉，正如斗?那样，趋向于小型化。例如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大屋顶，与唐代大屋顶比较，已是檐口变轻，有飘逸之气。河北正定县龙兴寺摩尼殿的大屋顶正立面檐角缓缓上翘，其坡度比唐之屋顶形制略有加大，而檐口厚度，斗?与柱径变小。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亦具这一文化特点。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大殿，更具这一特色，它是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磨的祭殿，三间、九脊、单檐，建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檐柱有显著之生成，檐角反翘明显，有欢愉的民居情调。又如宋塔，比如福建泉州镇国塔、上海松江方塔，均为檐角反翘之佛塔。宋代以四阿顶为最显贵之屋顶形制。其余各式屋顶亦已大致发育完备。瓦饰琳琅满目，正脊两端的鸱尾、垂脊之兽头、蹲兽、傧伽等，崇尚精细制作。

元、明、清时代，总的趋势是大屋顶之造型向峻严、耸起方向发展，经过宋代《营造法式》的理论总结，整个中国建筑文化趋向于理性与有条理，但有时也不免有些僵直，大屋顶的伦理色彩亦更强烈了。比如琉璃瓦的采用十分讲究等级，以黄色为最显贵之色，故北京明清故宫之大屋顶构成了一片壮阔的黄色琉璃瓦海。此时以庑殿式为最尊，歇山 (九脊)次之，悬山又次之，硬山为下。清代庑殿顶向两山逐渐屈出，谓之推山，使垂脊于四十五度角上的立面不作直线而为曲线。其制盖始于营造法式所谓“两头增出脊?”之法，至清代便逐架递加其曲度，而臻成熟。(参见《梁思成文集》第三卷，第265页) 但清代大屋顶上的有些饰件往往过于理性化而少生气，如脊饰之制，宋代称为鸱尾者，清代改称正吻。其造型，由富于生趣的尾形变为方形之上卷起圆形的硬拙装饰，成为某种几何形体的堆砌。所以梁思成认为，如大屋顶之雕饰，“虽极精美，然均极端程式化，艺术造诣，不足与唐、宋雕刻相提并论也” (同前，第266页)。

由此可见，大屋顶形制，在中国建筑文化史上沿袭了数千年，走过了一条由简入繁、由繁化简的道路。起始之时，比较简朴，这是一种文化接近于原生的状态;向前发展，因过分推重人工智巧而逐渐导致进入繁丽之历史阶段。过分繁丽则逐渐导致夸饰虚华;于是又向原朴回归。这种回归，在科学与美学创造上，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思想净化。由于中国文化非常倚重伦理，所以这种大屋顶的思想净化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伦理意义上的严格的规范化，在逻辑清晰、简洁的同时，又不免有些僵化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