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木作与小木作

中国建筑的土木结构，可比喻为以木为“骨架”，以土为 “肉躯”。就木构而言，又有大木作与小木作之别。

宋代建筑学名著《营造法式》对大木作之做法的研究颇有成就。清代颁立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对此亦有研究。所谓大木作，指木构建筑的主要承重构件，所构成的建筑物之主要框架，是一种比较 “宏观”的木构架。

比如，柱是直立承重之物，一般须垂直于地面，角柱、侧柱可略内倾，称为“收分”。按其结构功能及所处建筑部位，可有檐柱、金柱、中柱、山柱、童柱、门柱等区分，其形一般有圆、方之别。柱之长度，与屋舍的高度直接相关。立面植柱的数量，决定整座建筑立面开间的数量与伦理规格。

中国木构架建筑正立面两檐柱之间的区域，称为“间”，又称“面阔”。整个正立面“间”之区域总和，为“通面阔”。中国木构架建筑的“间”数，汉代之后一般尚奇。其间数按建筑物之实际用途与文化品位，可有三间制、五间制、七间制、九间制直至十一间制不等。刘叙杰《古代木构建筑的特征与详部演变》云，“建筑的开间在汉以前有奇数也有偶数的，汉以后用十一以下的奇数间，民间建筑常用三、五开间，宫殿、庙宇、官署多用五、七开间，十分隆重的用九开间，至于十一开间的建筑，除了西安唐大明宫含元殿、麟德殿遗址和北京明清故宫太和殿以外，还没有见到其他的实例。建筑中各开间的名称又因位置不同而异，正中一间称为明间(宋称当心间)，左右侧的称次间，再外的称梢间，最外的称尽间，九开间以上的建筑则增加次间数。各间面阔(即开间的尺度)在商代宫殿中都是相等的，到南北朝时石窟中雕刻的建筑还有这种做法，例如云冈21窟北魏的五重塔。后来中部各间相等，仅端部一间减窄，太原天龙山北齐16窟窟廊及五台唐佛光寺大殿都是如此。在宋代建筑遗物和《营造法式》中，各间面阔有相等的，有心间稍宽、次间较窄的，也有各间不匀的。元以后也大体如此”从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点：第一，中国建筑主立面的间数一般尚奇，这是渗融着儒学文化思想的《周易》尚奇观念使然。奇是阳数，间数尚奇，体现出建筑的尚阳文化意识，而且自汉而后，这种文化意识有趋强之势。第二，间数尚奇，则意味着形成“间”的檐柱数一般尚偶。如十一间者，必有檐柱十二，九间制者，檐柱为十，余者类推。根据《周易》，偶数是阴数，故立柱数尚偶象征趋阴。第三，由间数与柱数综合来看，则中国建筑之主立面的间、柱之间，构成了阴阳调和的文化态势，这都肇自《周易》。第四，间之尺度与名称，一般以明间即中间一间为大为尊，这是中国古代居中、尚中之伦理观念的生动表现。

与柱一样，枋也是大木作的一个主要构件。它位于柱之上端，是两柱之间起联系作用的横木，有额枋、平板枋与雀替之别。

梁，是屋架之水平方向的横木，用以支承屋面檩条，如屋面梁、楼板梁等，为木构建筑的主要骨架之一。

屋架，即前引《古今图书集成》所称“举折”。举者，高擎也，折者，曲折。屋架高度，由柱高与各檩升高的幅度决定。由于各檩升高程度不一，故所求得屋面横断面之坡度，必由若干折线组成，此之谓“折”。在屋顶形制中品位最高的庑殿顶所用的“推山”之法，便是因为立面处理之需，正脊向屋顶两端推出，使四垂脊由45°斜直线变为柔和曲线，导致屋顶正面与山面坡度与步架距离不一致。在歇山顶上有“收山”做法，即屋顶两侧山花自山面檐柱中线向内收进。

大木作还有昂、椽、瓜柱、驼峰、叉手、替木、托脚等的构件，斗拱作为大木作的重要构件，下文将有论述。

小木作是相对大木作而言的，实际指的是中国建筑的木装修，分内、外檐装修两部分，品类亦较丰富，如室外之栏杆、挂落，室内之隔断 (屏风)、罩、藻井等。在室之内外通道，则有门窗。栏杆亦写作阑干，以木、竹、石等材料制成，而在中国建筑中以木栏杆为多见，是一种建筑物外延的遮拦物，一般富于通透性，多见于楼阁、凉亭等建筑物。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清平乐”云：“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宋代爱国词人辛弃疾有词写道：“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又如天花，在功能上，具有遮蔽室内梁架的作用。常于梁架下方以天花枋构为木框，框内设密密排列的木方格。天花上绘以彩画，是谓藻井，是文化品格较高的一种天花形式。高级藻井一般只在宫殿明间正中上方出现。一些大型寺庙大雄宝殿的内部空间之正中上方，也有藻井，形式以矩形、圆形、八角形等为多见。寺庙与石窟中的藻井题材，多绘以佛教名物形象。

小木作不是整座建筑的承重构件，其形体一般也小型化，可以说是 “微观” 的木构件。

(以上所述之砖、瓦和大木作、小木作等中国建筑技术，本书第三编设有专文加以论述。可以对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