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风范

从如前的记述来看，无论是地下出土的遗存还是从文字记载，都能说明汉代建筑文化的特色。

恢宏壮观的宇宙模式

汉承秦制。西汉初年，经济文化未及全面复苏，仅修筑兴乐宫、未央宫、长乐宫与北宫，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才大兴宫苑。虽然如此，修建离宫别馆，其意在象征“天下重威”。如汉高祖在长安所修之未央宫，为长安之主要宫殿。其位于长安西南隅，这风水位置正好处于八卦方位之“坤”位上，在当时人看来是大吉大利的。基地利用龙首山岗地，削为高台，筑宫址。它以前殿为其主要建筑，这是沿袭秦制，类于“前殿阿房”。未央宫前殿面阔广大而进深略浅，平面呈东西狭长形。整座未央宫周长8900米，除前殿外，另有十数组宫室及武库、藏书楼之类，其规模不可谓不大。长乐宫是在原秦之咸阳兴乐宫基础上修建的，供太后所居，位于长安东南隅。这在八卦方位上处于“巽”位，也是吉利之地。其北与明光宫连属，内构长信、长秋、永寿、永宁四组宫殿，是一种大宫中套建小宫的形制，宫之周长为10000米，具有庄严的平面布局和宏伟的气魄。长安之西有建章宫，武帝时建。该宫设诸多门阙、殿阁与楼台，并于宫区中堆山开池，模拟自然，有“千门万户”之奇观。

我们可以从一些古籍记载进一步加深对这些汉代著名宫殿的认识。

《三辅旧事》、《宫殿疏》：“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里。”

《三辅黄图》：“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高皇帝始居栎阳，七年长乐宫成，徙居长安城。”

《长安志》引《关中记》云，“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周回二十余里，有殿十四。汉太后常居之。”

《三辅黄图》：长乐宫“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杼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长乐宫有鸿台，有临华殿，有温室殿。有长信、长秋、永寿、永宁四殿”。

至于未央宫，《汉书》云，“高祖七年，萧何造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上见其壮丽太甚，怒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对曰： ‘以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上悦，自栎阳徙居焉。”

《三辅黄图》：“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营未央宫因龙首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兰为棼?、文杏为梁柱、华榱璧?，雕楹玉

，重轩镂槛，青琐丹墀，左?、右平。黄金为璧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也。未央宫有宣室，麒麟、金华、承明、武台、钩弋等殿。又有殿阁三十二，有寿成、万岁、广明、椒房、清凉、永延、玉堂、寿安、平就、宣德、东明、飞雨、凤凰、通光、曲台、白虎等殿。”

至于建章宫，《三辅黄图》云，“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灾。粤巫勇之曰：‘粤俗有火灾，即复起大屋以压之’”。可见，建此宫还有消灾的巫术意味。“帝于是作建章宫，变为千门万户，宫在未央宫西长安城外。”

《汉书?武帝纪》： “太初元年二月，起建章宫。”

《郊祀志》： “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像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

又，《三辅黄图》云，“帝于未央宫营造日广，以城中为小，乃于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构辇道以上下。辇道为阁道，可以乘辇而行。”又说，“宫之正门曰阊阖，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门。左凤阙，高二十五丈。右神明台，门内北起别风阙高五十丈，对峙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连阁皆有罘裂。前殿下视未央，其西则唐中殿，受万人。”

《汉书》：“建章宫南有玉堂，璧门三层，台高三十丈，玉堂内殿十二门，阶陛皆玉为之。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门。”

汉代的城市也大有发展。

先秦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争，民生凋衰，经济力量有限，各诸侯国的首都规模都不大。当然，在战国中后期，由于封建制的日益登上历史舞台，生产力得到解放，手工业与商业有所发展，城市建设也曾繁荣。如周之成周、齐之临淄、赵之邯郸、楚之鄢郢、魏之大梁、韩之宜阳等，都有一定程度的扩展。到了秦代，咸阳城的规模急剧扩大。而项羽西屠咸阳，使这一秦之大都几遭灭顶。到了汉初，由于需要休养生息，高祖时代未曾大兴土木，也无力营造。而时至武帝盛世，国力日盛，手工业、商业有峰起之势，这刺激了汉代城市的建造与发展。当时首都长安成了商、周以降最大的城市。

该城平面由于受地形影响，呈不规则形，但基本上是有中轴线的。城内设主要道路八条，四条南北向，四条东西向，道路均为直线型，均与城门直通，道路之间以十字形或丁字形相交接。其中贯通全城南北的安门内大街长约11华里，宽约50米，是全城中轴线之所在。其中央为皇帝御道，宽20米，两侧设沟渠，沟渠外侧又设各宽13米的大路，路旁植树。

《三辅黄图》云，“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庙记》曰： “霸城门，亦曰青绮门。”“长安城东出第二门曰清明门，一曰藉田门，以门内有藉田仓，一曰凯门。”“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长安城南出东头第一门曰覆盎门，一号杜门。”“长安城南出第二门曰安门，亦曰鼎路门，北对武库。”“长安城南出第三门曰西安门，北对未央宫，一曰便门。”“长安城西出南头第一门曰章城门。”“长安城西出第二门曰直城门，《汉宫殿疏》曰： ‘西出南头第二门也。”“长安城西出北头第一门曰雍门。本名西城门。”“长安城北出东头第一门曰洛城门，又曰高门。”“长安城北出第二门曰厨城门。长安厨在门内，因为门名。”“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门曰横门。”综观长安城四周，每边三门，四边十二门，皆通达九逵，以相经纬，衢路平正，可并列车轨，颇合 《考工记》 古制。

洛阳为东汉帝都。早在东周，此为都城“成周”之所在，秦与西汉时都曾于洛阳建造离宫。刘秀为东汉第一帝，认为长安残破，故建都于此。洛阳南临洛水，北依邙山，有?水之支脉自西向东流贯城中，依山傍水，气脉贯通，在古人看来可谓上乘之风水。而在城之纵轴线上，又依西汉旧宫形制建造南北二宫，以复道三条相构连。东汉中叶以降，在北宫之北增建苑林，其规模甚于南宫，这在城市建设上，进一步发展了以宫城为主的城规文化观念。

汉代的住宅文化也颇发达。虽然迄今出土的住宅遗存颇为少见。然而，在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明器陶屋以及文献记载中仍留下了历史的足迹。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曾将汉代住宅文化分为平民型与贵族型两种。平民型住宅规模较小，也颇简朴。平面常为方形或长方形。该建筑大多为木构架，墙体以夯土筑造，少数采用承重墙结构。屋门南向，偏于一旁或设于屋之主立面中间。窗之形式以方形、横长方形、圆形为多见。屋顶多采用悬山式或囤顶。有的住宅规模稍大，平面呈“一”字形或曲尺形，以墙垣构成院落，偶见三合式或“日”字形者。倘为“日”字形，则形成前后两个院落，空间比较丰富，而中间横向的一排房舍较高大，其余屋宇偏低，给人以主次分明的外观感。而贵族型的大型住宅，威风气派，外建正门，屋顶中央高于两侧，旁设小门以供下人出入。大门内又设中门，可通车马。门旁建门庑，是留居宾客的附属类建筑，院内建主题建筑，称前堂，堂后以墙、门分隔，门内设“寝”即卧室也。也有在前堂之后再建后堂，以供饮宴歌乐之需。另建车房、书房、厨房、库房、马厩等以及供奴婢下人居住的附属性建筑。有贵族豪门将园林美景引入宅第，如文献所载，有茂陵富户袁广汉，在茂陵北麓建一大型宅第，东西宽约1600米，南北长约2000米，其房舍重阁回廊，徘徊连属，遮天蔽日，并构石筑山，引水开池，池中积沙为洲，以象征神山。住宅之林苑中豢异兽珍禽，植千花万树，是园林化了的贵族住宅。(参见该书第50页)

要之，在文化观念上，汉人尚大、尚重拙，以象征天地宇宙也。班固说，汉之“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两都赋》)。又云，汉人苑囿之建昆明池，亦在象征宇宙，“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天涯”(同前)。张衡亦说：“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东京赋》)汉人相信，自然宇宙犹如建筑，有二十八宿居于天之四方，中天为极。“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史记?天官书》)这种恢宏的宇宙模式，自然要强烈地影响到营造，人们只要客观条件许可，均愿以建筑这土木堆垒的文化象征之。

艺术与技术的 “对话”

任何建筑都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且以技术为主。汉代建筑文化的长足进步，首先表现为艺术与技术的进步。

图一 汉阙造型 (选自萧默《敦煌建筑研究》)

直观的，是汉代建筑的艺术形象。它是这种时代建筑最富于情趣的方面，建筑的艺术形象具有葱郁的象征性。如汉代宫殿、祠庙、墓门外两侧多立双阙，或木构、或石制。木阙固然现已无存，石阙实物却颇多。阙之造型，上部复以檐顶，有类于碑而形体略厚，富于象征、纪念意蕴。(图一)有的阙附有子阙，子阙较主阙为小，另具檐瓦，为主阙之胁侍。檐下刻出斗?枋额，模仿木构模样。有的子阙，如147年所建之武氏祠阙及118年所构之河南嵩山太室、少室、启母三庙阙，均设子阙而无斗?形象刻出，实乃更类于碑。这类石阙如武氏祠石阙，其主要雕饰为四神及力神，形象丰富而动感强劲，为浮雕装饰之佳作。湖南、四川境内，汉代盛行崖墓，以四川为更多见。崖墓大者堂奥相构，雕饰华巧。据梁思成、刘敦桢勘察，四川乐山白崖、宜宾黄沙溪之崖墓，多凿祭堂于前，自堂内凿进二墓道，其墓道之侧辟为墓室。其祭堂前凿石柱分为两间面阔或三间面阔，凿出外檐形象，而堂之内壁又隐凿枋柱形象，上刻檐瓦、瓦下又刻出禽兽雕饰形象，与祭堂门外壁上之雕出的石兽形象相呼应，表现出汉代精湛的刻石艺术水平(图二)。汉代画像石是又一种石艺作品。所绘建筑形象丰富，厅堂、楼阁、凉亭、门阙、小桥之类，一应俱全。其中大半为程式化之图案，但阶基、柱、枋、栏杆、斗?、扶梯、门窗、瓦饰等，均描绘有致。如函谷关东门之画像石，现被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画有四层木构建筑两座，为楼阁式。楼下双扇门上以斗?承檐、二三层壁上均开小方窗，描画走廊及以斗?承檐之形象。第四层无廊，也以斗?承接屋檐，脊上饰以凤凰之形状，由此可窥汉代木构楼阁艺术之一斑。

图二 汉崖墓建筑及雕饰

汉代建筑形象艺术雕饰的题材，有人物、动植物、云气、文字、几何纹等多种，人物有用于结构部分的装饰，如石阙之角神力士;动物形象以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为常见，川康地区诸阙有龙虎等四灵雕饰，这四灵在汉代瓦当上也有充分表现。这种题材与主题是汉代阴阳五行观念及四方四神观在建筑文化上的表现。除此如马、鹿、鱼等形象也是汉代建筑常用的装饰母题。植物形象以藻纹、莲花、卷草、葡萄、蕨纹、树木等为多见。文字常见于瓦当艺术(图三)，几何纹有锯齿纹、波纹、钱纹、绳纹、菱纹、S纹等，而云气之形象，具自然之美蕴，又兼某种云龙之神秘意义，这是汉代宇宙自然观与神秘方技、天文观渗透于建筑文化的缘故。

图三 汉文字瓦当摹形 (直径18.5cm)

就瓦当艺术而言，已发现战国燕下都的瓦当具有二十多种纹饰，战国楚墓出土的雕花板，其花纹也秀丽多姿。这种纹饰发展到汉代，更趋丰富。其中人物纹样在瓦当艺术中占重要地位，所表现的题材包托神话中的人物、历史中的人物与现实世俗生活中的人物;动物纹样也是四灵唱主角，又增凤、蟠螭之类;植物纹样以卷草、莲花为主，前者来源于犍陀罗艺术之传布，后者取自印度佛教艺术;几何纹样有绳纹、齿纹、波纹、菱纹等，继承了中华传统的纹饰。关于阙与瓦当，本书后文尚有详论，这里不作赘述。

汉代建筑中的雕塑艺术因素大为增强，如神道两侧的石像生，反映了汉艺术的雄浑风格。西汉有著名的霍去病墓，其石马、石虎等是先雕出浑朴的圆雕轮廓，再以浅浮雕手法表现其神韵，可以“马踏匈奴”为典型之作。在绘画用色方面，因为汉代的色彩观念已与阴阳五行、四方观念结合在一起，所以色彩的象征意蕴已很丰富、深刻。如宫殿立柱以丹色为之，这一点承传至明清，它与黄琉璃瓦与红墙成为皇家宫殿色彩的主调。官署喜用黄色，以明“官”之身份地位。斗?、梁架、天花施以彩绘，墙体上又以青紫或壁画装饰。雕花地砖及屋顶饰件也因材、因伦理观念的象征意蕴不同而施以不同的色彩。

汉代建筑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方式的汉代建筑，其后期大量出现多层楼阁式。据文献与出土建筑遗址，中华先秦颇热衷于高台建筑的建造，商纣有鹿台之建造。春秋时重屋及高台这类建筑形式已颇多见。如《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说文》：“台观，四方而高也。”先秦之台，传说体量高巨，《新序?刺奢》说，“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战国时之高台建筑亦颇盛行。《韩非子》 云：“(齐)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后世将孰有此?’”直至西汉，建造高台之风仍未衰减。然而到了东汉，高台建筑锐减而多层楼阁式建筑陡增，东汉之楼阁建筑，每层都有独立的结构单元。这是木构架技术的进步使然，也是建筑文化观念的转变，建筑技术“语汇”变得更丰富多彩了。汉代木构的结构技术日臻完善，台梁式，穿斗式这两种基本的结构方式已发展成熟，尤其穿斗式，往往在柱枋之间使用斜撑，构成三角形构架，这增加了木构架的稳固性与科学性，这是多层木构楼阁能够大量屹立起来的先决的技术条件。

其二，木构之屋顶的基本形制成熟。庑殿顶 (四阿顶)、九脊顶 (歇山)、不厦两头(悬山)顶、硬山顶与攒尖顶这五种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的屋顶型式，汉代均已齐备。梁思成指出，四阿、不厦两头、硬山顶见于汉画像石及明器者甚多。九脊顶现存实物颇少见，唯见于纽约博物院藏明器之一例。攒尖顶则多见于望楼之顶型式。反宇飞檐之制亦见于汉代。汉代现存建筑遗物中，虽大多屋顶坡面及檐口均为直线，然屋坡反宇者，明器之中亦偶见之。班固 《两都赋》所谓 “上反宇以盖载，激日景而纳光”，因是汉代所通用的屋顶结构型式。(参见《梁思成文集》第三卷，第39页) 当然，正如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所指出的那样，当时之歇山顶是由中央之悬山和周围之单庑顶组合而成，其结构在两者之间构成一个阶台，成为上下两叠型式。同时，汉代出现了由庑殿顶和庇檐组合发展而来的重檐式屋顶形制。

这种木构屋顶形制的发展成熟及前述多层楼阁式结构技术的发展，得力于汉代铁器工具的普遍使用。早在战国时代，铁器已经使用，这导致了全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而到了汉代，铁器工具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其高超的冶铁技术使工具的刃口大为锋利，工具品种大为增加，这使人们对木材的加工尤其是精巧的加工变得容易起来，比如汉代精巧的榫卯技术随处可见。

其三，正因为铁器工具对建筑技术的有力馈赠，同样导致斗?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从西周到东周晚期的若干铜器文饰图案见出，当时建筑立柱之上已备栌斗，汉代的斗?随见于有关历史文献，也多见于出土的建筑文物，在东汉石阙、崖墓、明器与画像砖上均有生动表现。此时头?既用以承重以托屋檐，也用来承托平坐。它的结构功能不仅是技术的、而且是艺术的。柱头上之栌斗，即大斗，其上安?，两头各施散斗一;?心之上，出一小方块，为枋头。川康地区汉代石阙所刻之斗?形象，均在栌斗下立短柱，施于额枋之上。明器中的头?形象，每每从墙体出?或梁以挑承栌斗，在其上面再施以?，有的在柱上施栌斗。颇为常见的是“一斗三升”制。此时，还出现后世所谓重?，即在散斗之上，更施较长之?者，是谓创制。

其四，与木构技术相呼应、媲美者，是砖瓦之技术在汉代的发展。早在先秦战国年间，建筑物上已颇为普遍地使用青瓦、板瓦、筒瓦，战国晚期开始采用陶制排水管与栏杆砖。汉代瓦当质地较前细密，其坚固程度反映了汉代陶制技术的进步。同时，汉代的砖技之巧，表现为按不同使用功能，造出了多种型式的砖，空心条砖、削去一角的墓门空心砖、楔形砖和企口砖、铺地方砖等各呈其态，功能丰富了，艺术之象征意义也深化了。由此，促进了汉代陵墓之墓穴的建筑技术的发展。各种墓穴方式出现了，如板梁式、斜撑板梁式、折线楔形式、折线楔形企口式、半圆弧形式以及穹隆式等都登上历史舞台。这些墓穴结构方式中虽有一些起自战国，但到了汉代，其样式更见丰富、成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墓穴易塌陷、不耐重压的技术之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