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

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天有多种含义：有时指上帝，即主宰一切的超自然超社会的人格神，或支配、主宰人事的神秘力量;有时指自然的天空;有时指客观的自然界及其规律，等等。人，则是指社会人事及主观人为。对天人关系的探讨，是中国古代哲学极其重要的内容。“究天人之际”是中国众多哲学家、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殷周时期，天神天命思想占支配地位，人们认为有主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上帝神，其意志就是“天命”，“天”能赏善罚恶，支配人间吉凶祸福，人必须听命于天意。统治者借助“天命”来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周灭商时，周公说：“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尚书?多士》)，把殷商灭亡归于天意。商朝的灭亡也带来对“天命”的冲击，周初已出现“天命”顺应“民欲”的思想：“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惟天时求民主”(《尚书?多方》)。认为天的赏善罚恶不是任意的，而是顺从人民的愿望，这种认识实际上是使天的绝对权威受到了限制。春秋时期，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这是早期的“天人相分”的思想。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天人关系问题成为哲学探讨的重点，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孟子从主客体的合一方面，提出“天人合一”的观点，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道家主张人和自然的一致合一。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易?乾?文言》提出：“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把天人合一视为人的行为与自然法则的一致。与“天人合一”相反的观点是“天人相分”。荀子首次在中国哲学史上较正确地解说天人关系问题，他把“天”看作有自身规律的自然天，明确提出“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认为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提出著名的“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命题。西汉董仲舒吸收了以前天命论和阴阳五行说的迷信内容，提出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其内容包括：1.天人相类。提出“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地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如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人有醒眠，天有昼夜，等等。2.天人感应。天能以灾异谴告人世，世态民情也会感动影响上天，天便会作出相应的反应。这是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天人观。唐代刘禹锡继承发展了荀子以来有关天人相分的思想，明确提出“天人交相胜”的光辉命题，认为“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论》)。自然界的“天”和人类社会各有其特定的作用和规律，在一些方面天能胜人，在另一些方面人也能胜天，所以是“天与人交相胜”(同上)。宋代主张“天人合一”者，较多从人与自然的合一进行论说。张载提出：“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程颐、程颢从“物我合一”论证天人合一，提出“天地之用，皆我之用”(《遗书》卷二)。二程甚至认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遗书》卷六)。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多从天人交互作用论说“天人合一”，主张“以人道率天道”(《思问录?内篇》)，强调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