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学产生的鲁国文化环境

孔子生活在鲁国。鲁国为商奄故地，东夷和商文化传统根深蒂固，而且也是周文化传播保存最多、最完备的国家，有人说周文化“与东夷文化结合而有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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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切中孔学渊源的。

(一)周礼尽在鲁矣

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周公是西周开国元勋，又是周朝礼乐制度的制定者，受封特别优待。除封土较大，地理环境优越外，还享受赐予宝器和用周天子礼乐的特权。所谓宝器并不是金银珠宝等宝物，而是指青铜铸的钟鼎器物。这些器物不是一般的器具，而是作为“礼器”而重于世的。目前已有许多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发现。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它不仅有极高的科学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含有的政治伦理意义。在商周奴隶制时代，为了区别统治阶级内部天子、公、卿、大夫、士等尊卑贵贱的阶级、阶层不同的社会地位和道德规范，国家用立法的形式制定礼乐制度，并用青铜造出各种不同的器物，以示“贵贱有等，上下有别”。这种青铜器叫做“礼器”。礼器用来祭天祀祖，宴享宾朋，赏赐功臣，死后殉葬等。其中最主要的是鼎。鼎除了用以烹牲祭天祀祖和死后随葬外，还象征国家政权。《左传?成公二年》载孔子的话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器是藏礼的，是政权的象征，把器假人，就是“与人政也。”把政权交给别人，国家就会灭亡。礼器不仅不可假人，连别人问也不行。如“问鼎”就有夺权灭国的含义。《左传?成公三年》载：楚庄王称霸中原，公元前606年(周定王元年)，亲率大军攻伐洛水流域的陆浑，陈兵东周边境。周定王派王孙满去慰劳楚军。楚庄王向王孙满问周鼎之轻重。王孙满的回答是：“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统治者把“器”都看成是命根子。

然而周天子却把礼器赐给鲁国，这种特殊待遇真是太高了。《左传?定公四年》载：成王封伯禽，“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史记?鲁周公世家》又载：“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郊”，是天子祭祀之礼，诸侯是不得郊祭的，而鲁国可以用。《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引《礼记》云：“鲁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又说：“诸侯不得祖天子”。“鲁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庙也。”

鲁国不仅享有周天子的一些特权，而且在列国中推行周朝礼乐制度最力。《鲁国公世家》又载：伯禽受封之鲁，“变其俗，革其礼”，三年而后报政周公。为了推行周礼文化，他还用武力扫清障碍，平定了徐戎、淮夷的反抗，使周文化得以较顺利推行。至春秋时期，周朝礼乐经幽王之乱，犬戎浩劫，丧失殆尽。鲁国虽在政治上沦为二等国家，但在文化上保存周朝礼乐最为完备，可说是文化的一等国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季札使鲁，“请观于周乐”，叹为观止。又《昭公二年》载：晋国韩宣子使鲁，“观书于大史氏”，赞曰：“周礼尽在鲁矣。”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齐景公和晏婴曾“入鲁问礼”。鲁国俨然成了储存周朝礼乐制度的博物馆。这种隆礼重乐的文化环境，是孔学崇礼的社会根源。

(二)尊尊而亲亲

“尊尊亲亲”是鲁国的用人传统。齐鲁受封之初，姜太公在齐国推行“举贤而上功”的用人政策，而周公则主张“尊尊而亲亲。”“尊尊亲亲”是宗法制的产物。中国古代缘于原始氏族公社的血缘宗法制，经过夏、商，到西周达到了最完备的阶段，用人根据嫡庶亲疏关系、尊卑等级区别，划分为大宗和小宗，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说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目的是防止贵族内部发生权力争夺和篡弑。在用人方面，则是尊尊亲亲，非宗室至亲不用。周朝的这一制度，各国都有推行。但鲁国特殊，特别重视周礼，故宗法制表现突出。与周围的齐、晋比较鲁国公族内部的确篡弑之事少得多，但是用人也死板得多。在那里就是像孔子、墨子、孟子这样的名人也难以得到任用。这样，一方面，其宗法制给孔学重宗法造成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孔子不得重用，得以周游列国，创办私学，有时间和机会得闻列国之政，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进行总结，从而成就了其学说的创立。

(三)东夷文化的影响

鲁虽是推行周礼最彻底的地区，但东夷礼俗文化根深蒂固，直到春秋时期，在鲁国周人与夷人礼俗也还界限分明，这一点，从墓葬发掘看得十分清楚。李学勤在其《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说：“今山东省范围内，齐、鲁和若干小诸侯国合为齐鲁文化圈。其中的鲁国，保存周的传统最多，不过从出土文物的风格看，在文化面貌上更近于齐，而与三晋有别。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南部，一些历史久远的小国仍有东夷古国文化的痕迹。子姓的宋国也可附属于此。”(该书第11页)孔子为宋国贵族之后，自然会带有东夷文化的基因。前文已论及东夷文化的特点，其中“夷俗仁”，“有君子不死之国”，对孔子的“仁学”和他的“君子之风”的影响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