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与桃花扇

《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剧的名作，它的作者是清初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曲阜人孔尚任。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一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他出生时，明王朝灭亡只4年。其父是明末举人，明亡隐居不仕。青年孔尚任中秀才后，屡试不中，便隐居曲阜石门山读书。康熙二十一年，孔尚任入孔府续修《孔氏家谱》和《阙里志》。康熙二十三年冬，《孔氏家谱》、《阙里志》修成，正逢康熙皇帝为致祭孔子来到曲阜，孔尚任被荐在御前进讲《大学》首章，并做了康熙皇帝遍游圣迹的向导。康熙对孔尚任的学识非常赏识，即指示随员“著不拘定例，破格任用。”(《出山异数记》)第二年春天，孔尚任便奉召进京做了国子监博士。孔尚任对康熙的知遇之恩是感激涕零的。一年之后，他抱着干一番事业报效朝廷的愿望奉命去扬州办疏浚黄河海口的事务。但是，办理河务的诸大臣对河务工作并不热心尽责，作为从官，孔尚任的建议、指责无济于事。于是，伤心、失望的孔尚任便遍游当地名胜古迹。而扬州恰恰是明末名将史可法抗清的主战场，也是清兵进行大屠杀的屠场。这里的一草一木无不染着兴亡之痕。明末遗老也常常在这里出没聚会，寄托兴亡之慨。孔尚任在与这些遗老们的诗酒唱和中，更多更具体地了解到了有关南明兴亡的遗事，为《桃花扇》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康熙二十九年，孔尚任回京仍在国子监任博士一职，开始构思、酝酿《桃花扇》。经过近十年的惨淡经营，三易其稿，唐熙三十八年，《桃花扇》正式脱稿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

《桃花扇》是继洪升的《长生殿》之后又一部杰出的历史剧。它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爱情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复社清流与阉党文人的斗争全部串在一起，揭露了南明政权覆灭的根本原因。此剧是典型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作者的主旨正如《桃花扇小引》所说：“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的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在《桃花扇》中，孔尚任塑造了几个不可重复的典型人物：福王崧、阮大铖、史可法、李香君等。特别是阮大铖和李香君这两个人物，极为成功。阮大铖在失势时如丧家之犬，胆小如鼠，向人陪罪;得志时狠如豺狼，杀人如麻。在主子跟前装媚作态，极尽阿谀;在下人和对手面前则毒若蛇蝎，残酷无情。孔尚任运用喜剧式的手法，活画了这个小人卑鄙丑恶的嘴脸。阮大铖之令人可恨，即使食其肉、寝其皮也不过分，但却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李香君是位青楼名妓，她不但爱复社才子侯方域的人品、学问，爱得纯洁、高尚，而且在大是大非面前，有鲜明的正义立场，在严重的历史关头，表现了凛然不屈的高贵气节。这就比此前文学家塑造的杜十娘等人物更加光彩夺目。

在中国古典戏剧中，大团圆结局是一个程式，即使是关汉卿的悲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也总免不了天降大雪、地旱三年，窦娥以阴魂与其父阳间相会这样的大团圆结局。而《桃花扇》彻底打破了这种传统套路，明王朝一去不复返了，历尽艰辛在栖霞山相会的侯方域和李香君也因江山已改，而分手出家。其可悲可痛几乎无逾此也。

《桃花扇》当年上演的盛况，孔尚任的《桃花扇本末》曾有记载：“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独寄园一席，最为繁盛。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然笙歌靡?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酒阑，唏嘘而散。”其实，孔尚任创作此剧，意在总结历史教训，并没有想唤起人们对明王朝的怀恋。但是，由于他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剧本通过那些可歌、可泣、可憎的人物，却表现出了深沉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文学创作中客观意义大于主观创造的现象既把孔尚任推上了伟大剧作家的位置，也给现实中的孔尚任招惹了麻烦。《桃花扇》上演的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康熙令内侍从孔尚任手中索去剧本查看。不久，孔尚任便被贬官了。

孔尚任贬官后回到曲阜老家，康熙五十七年正月病卒。除《桃花扇》外，孔尚任还与顾彩合作过传奇《小忽雷》。另有诗文《湖海集》、《岸堂稿》、《长留集》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