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的军事思想体系

孙武的军事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首先，他对战争有一个较为科学的总体认识。其次，按照这个认识而对统筹全局的战略原则，决定战争胜败的各种因素，以及如何去夺取胜利的策略原则、战术原则等都进行了较为唯物的辩证的分析，故而成为“兵家之祖”。

(一)孙武的战略策略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延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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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的论断。他又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②

孙武虽没有这样高的认识，但他认为战争是关系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政治大事，要认真研究，并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几个基本因素。这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他在《计》篇中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 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 赏罚孰明? 吾以此知胜负矣?

这里讲的“五事”，就是决定战争的五个基本因素。道是政治，讲要使民众和君主思想一致，使民众可以为君主生，可以为君主死，而不敢违抗。天，指天时，讲昼夜、阴晴、寒暑等气侯变化。地，指地利，讲地形高低、广狭，距离远近，地势平坦险隘。将指将帅，讲究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威严等品格。法，指法制法令，讲组织纪律、作风等素质问题。

孙子把“道”也就是政治因素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里他看到了人民的作用，人心背向的意义。政治清明，得到人民拥护，上下一心，举国一致，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孙武也重视其他条件，对天时、地利、将帅、法纪等作了全面分析。

“五事”之后，孙武讲了“七计”。“七计”是对“五事”的计算、谋划。既然战争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就必须对战争的诸因素进行计算。《计》云：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

“五事”、“七计”之外，孙武认为经济条件也是关乎战争全局的因素。《作战》篇写道：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孙子说：凡用兵作战的一般规律，要动用轻车千辆，重车千辆，步兵十万，还要向千里之外运输粮食，那么前方后方的经费，招待国宾使节的用度，胶漆材料的补充，车辆盔甲的修补，每天要费“千金”。这个经济条件具备了，十万大军才能行动。

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孙武的见解是先造成不可战胜的条件，等待时机战胜敌人。故《形》篇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就要求作好战前的充分准备。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就能把握胜败的决定权。

战争的目的虽是破敌取胜，但是孙武认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胜利最好。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指导战争的策略原则，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最上策是不用打仗，就使敌人或举国、或整军、或整旅、或整卒、或整伍地全部屈服。用武力攻破其国、破其军、破其旅、破其卒、破其伍，是次一等的。因此，百战百胜并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战就使敌人屈服，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所以，战争的上策是挫败敌之计谋，其次是挫败敌之外交，再次才是攻打敌军，下策是攻城。攻城是迫不得已。这里强调政治攻势，外交攻势。

掌握战争主动权。主动权，是军队的自由权。毛泽东讲：“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

①

孙武重视主动权，论述贯穿《孙子》全书。其《虚实》篇载：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逸)，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就是说善战者要主宰敌人而不被敌人主宰，要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摆布。怎样主宰和调动敌人呢?要有策略手段，如“诱之以利，形之以惑，予之以贪，阻之以害”等，用虚实、利害牵着敌人鼻子走。故《势》篇云：“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虚实》篇则说：“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善于进攻的人，敌人不知怎么防守;善于防守的人，敌人不知怎么进攻。微妙到不露形迹，神奇到毫无声息。所以能成为敌人的主宰。

此外，孙武对策略的论述也是很全面的，如“示形”、“任势”、“奇正”、“虚实”、“利害”、“用间”、“占地之利”、“避地之害”等。《计》篇云：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以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

这里讲的有策略思想的运用，也有战术思想的分析。

(二)孙武的战术思想

有了正确的战略、策略，还必须有正确的战术。战术是为战略服务的。按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如果“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总是关乎战争全面的话，那么“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

①

，它直接与具体战斗联系，是关乎具体战斗的胜负的问题。战斗构成战役，战役构成战争。战斗的胜利是战争胜利的基础。怎么才能保证战斗必胜呢? 如果有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剩下的问题就是战术指导问题了。既然“兵者，诡道也”，那就“不厌其诈”。孙武指出的战术原则很多，举其要者;第一，“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孙子认为“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计》)也就是选择敌人无备之时，不备之地，突然进攻，使敌人措手不及，就可稳操胜券。作为战术进攻，是相机而动，随机应变，故“不可先传”，不能事先什么都规定死了。第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用孙武的话说就是“我专而敌分”，造成“以众击寡”之势。如《虚实》云：“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能把敌人的情形都侦察清楚而不让敌人侦察到我的情况，这样我军就可以集中兵力而使敌人分散。我军集中为一，而敌军却分散十处，这样我军就有优于敌十倍的力量，打起来，等于十个打一个。第三，“避实击虚”，也是造成优势，战则必胜的战术之一。敌人防守，不会平均使用力量，必定有强有弱，有虚有实。这样只要在摸清敌情后，即可采取“避实击虚”，选择弱点以攻击了。这一战术，是任何人都懂得的。所以孙武说：“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虚实》)第四，“避锐而击惰归”。治军者，必治气。曹刿论战，讲“一鼓作气”(见《左传?庄公十年》)。气就是“士气”，军队的精神状态。孙武很重“治气”。《军争》篇云：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者锐气，击其惰归。

战士初上战场，有如早上，精神饱满，锐不可当。经过一段战斗，如到了中午，就有些疲劳怠惰，锐气大减了。再战斗下去，如到了晚暮，锐气完全没有了，都要回家休息了。根据这一规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可以胜利在握了。

(三)孙武的治军思想

孙武治军思想有两点十分突出，一是重将，一是爱兵。

《孙子》强调将的作用和地位，认为将对战争胜负能起决定作用，具有“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的将，是决定战争的“五事”之一。因此，孙武把“将孰有能”列入战争的“七计”之一，对将要求极严。他认为，将必须具有“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的智能，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要有“知诸侯之谋”(《军争》)的战略头脑，有勇有谋，才能“示形”、“任势”、“通于九变”(《九变》)、“料敌制胜”(《地形》)。要能随机应变，又要多谋善断：“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九变》)要有负责精神，“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严明军纪，赏罚严明，能“令素行以教其民”;“与众相得”(《行军》)，“士卒亲附”等等。具有这些品德和才能智慧的将帅，便是“国之辅也”(《谋攻》)，“国之宝也”(《地形》)。

当然，要使将领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还须有几个条件，第一是处理好与君主的关系。将是君任命的，要对君主负责;其作战目的，不外辅君保国。但是，将领也要有自主权，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九变》)在什么情况下不受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因为军队在前线打仗，军情是随时变化的。君主在朝，不了解前线情况，一切听命于君，要么贻误战机，要么君主乱指挥，两者都会导致战争的失败。只有“将能而君不御者”，将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战争导向胜利。

处理好官兵关系，“爱兵”与“愚兵”，是孙武治军思想的第二个要点。

“爱兵”是“爱民”即“民本”思想的一部分，是春秋时期民本思想在军事上的反映，与管仲的“以人为本”一脉相承，与孔子的“仁者爱人”也是相通的，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是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争夺民众的一种手段，也是当时奴隶解放运动中形成的一种古典人道主义潮流。孙武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于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爱兵”是为了用兵，为了使士卒甘愿为之卖命。因此，这个爱是有限度、有分寸的。失去分寸，“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就“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同上)。

既然爱兵是为了用兵，那么“愚兵”有时也能达到目的。愚兵，是使士卒无知，盲目服从，如玩偶一样服从指挥。《九地》云：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

这段愚兵政策很有代表性，是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在制订作战计划上，使士卒闭目塞听，不问不闻不想，绝对服从。不仅战法变化、计谋更新不知道，就是居地变动，迂回行军，也不知什么意图。将帅给部下任务，就像登高而去梯子，能上不能下;率军入敌人国家，像发弓射出的箭(去而不返)，破釜沉舟，像驱赶羊群，赶过来，驱过去，不知道往哪里去。

尽管孙武的军事思想尚有某些局限和不足，但有不少东西反映了客观规律，带有普遍意义，如毛泽东所说，今天看来，“仍是科学真理”。(《论持久战》)因此，在当今世界不仅军事家(如在海湾战争中)仍视《孙子兵法》为取胜法宝，就是商界和企业界，也把它奉为圭臬，用它作为竞争的理论指导。

(四)孙武军事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肯定：“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的确，这是《孙子》一书的精华，一个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命题，是“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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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把“知彼知己”看成是正确指导战争的先决条件。诚如毛泽东所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下定决心，作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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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也认为，战争指挥者，对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七计”要熟知深究，要估计、比较双方条件之优劣，这样就需要熟知双方的客观物质条件，就需要用一切侦察手段，包括“用间”在内，千方百计去了解敌方情报。孙武主张，不吝“爵禄百金”，以用间谍。指出：“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用间》)

有了敌我双方的调查材料，还必须认真分析。因为材料有精粗之分，现象往往有假象存在，敌人也在那里用计、用间、示形、伪装。因此，必须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功夫，才能了解真情，把握规律，运用规律。所以孙武十分重视“庙算”，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计》)。孙武把对敌情的判断叫做“相敌”(《行军》)。“相敌”要贯穿战争的始终。开始要全面了解敌人的情况，在战争过程中则要随时观察敌情的变化，识破敌人的诡计。如孙武说：“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同上)，这些判断是唯物的辩证的。孙武还说，指挥员对敌情的了解，“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用间》)这个认识路线也是唯物的。

(五)孙武军事思想的朴素辩证法

辩证法的根本原则是对立统一法则。这个法则认为，事物都充满了矛盾，矛盾的双方是既对立、斗争，又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在一定条件下互相向对立面转化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矛盾运动的结果。战争同一切事物一样，是对立统一物，敌我双方斗争的表现，因此，所有与战争有关的活动范畴，也都处于矛盾的统一与斗争当中，构成战争的两极。孙武对战争两极的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是有很充分的认识和把握的。

1.孙武用对立统一原理分析、认识、解释和把握战争的特殊运动规律从《孙子》书看，他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许多对立统一的概念。如从战争主体方面提出敌我、主客、彼己等;从战争条件方面提出：众寡、劳逸、贵贱、远近、生死、利害、优劣、安危、险易、广狭、勇怯、强弱、上下、前后、朝暮、阴阳、寒暑等;从战争活动方面提出进退、动静、攻守、先后、速久、胜败等;从战争谋略方面提出虚实、奇正、避就、专分等。这些概念，都是对立统一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把握好了，用于指导战争，就无往而不胜。孙武在这方面就很会运用，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避实击虚”、“避强击弱”、“以众击寡”、“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军争》);“怒而挠之，卑而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计》)等等，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应用。

2.孙武对战争发展变化的认识

战争双方都是活的人，处于高度紧张活动中的人，随时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作战方案和行动计划。军队在不断地运动，阵形阵势都在变更，就是战争的前途和军队的命运也有奇异的变化。鉴于战争进程中各种因素迅速而奇异的变化，战争的指导者和指挥员，就必须把握这些变化了的情况，随机应变地制定出正确的战略与策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孙武在《九变》中对此进行了很辩证的论述。他说：“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只有懂得情况的变化，才能随时得出正确判断，采取新的行动。“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的原则，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而作出的。

总之，朴素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孙武军事思想体系的生命力所在，朴素的辩证法的灵活运用，是孙武军事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