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四大教案

所谓“教案”，是指欧美列强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引起人民反抗而酿成的案件。就全国而论，1856年至1899年先后发生教案达三百余起。安徽从1869年至1911年所发生的教案有三十多起，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安庆、皖南、芜湖、霍山四大教案。这些教案和全国的反西方教会斗争浪潮汇合在一起，展现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力量。

一、安庆教案

安庆教案，是指由参加安庆府试和院试的文武考生于1869年11月发动的打毁教堂、驱逐教士的事件。它是安徽近代大规模反教会斗争的开端，对安徽其他地区的反教会斗争，具有先导作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引起这次反教会斗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西方传教士在安庆城里的所作所为，使安庆群众愤恨不平，是主要原因。几年以前，耶稣会神父通过 “买房”、“换户”等伎俩强行入城，在人们头脑中记忆犹新;而新来的内地会教士在“布道”时公然要求中国百姓放弃祭祖尊孔信仰的做法，更使群众不能容忍; 加上这些传教士自以为受治外法权保护，动辄坐着四抬大轿出入官府，颐指气使，也使地方官对他们既嫉又恨。这是构成安庆教案的内部原因。其次，安庆教案的发生，还有其外部原因。当时，全国局势动荡不安，四川酉阳、贵州遵义在年初先后爆发了群众捣毁天主教堂的大规模斗争，江苏扬州的文武考生，也在1868年8月发动了反对内地会传教的 “扬州教案”。这些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安庆考生。再次，引起安庆教案的另一个外部原因，或者说是导火线，是从湖南、江西发来的 “揭贴”，即现在说的 “传单”。其主要内容有： “教会不敬祖宗神佛，惟知上帝”; “教堂恃金钱诱人入教”; “奸夷在条约庇护下，经营商业，关卡通行无阻，不受查验”等。这样的传单，对于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教育的封建士子，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煽动性。因此，当 “揭贴”一传到安庆，便首先在待考的考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也引起广大市民和官绅的同情与支持，使教案的爆发迫在眉睫。

同治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1869年11月2日)，在安庆府院考场的墙壁上，贴出了安庆考生自己写的 “揭贴”，内书： “匪教猖獗，与考童为难，订于初二日拆圣爱堂。”此为安庆教案的开始。次日，两名英国传教士密道生和卫养生，得知“揭贴”的内容后，一早便来到兼理外交事务的安庐道衙门，要求 “保护”并追查写“揭贴”的人。但被道台刘传祺手下人支开，要他们去知府衙门解决此事。不料，刚一出门便被考生团团围住，一面大呼 “打洋鬼子”，一面将其轿子掀翻。两名传教士只得狼狈逃回道署，躲藏起来。一不做，二不休，几百名愤怒的考生和群众随即赶到西右坊英国传教士的住所，将 “圣爱堂” 的扁额砸烂，门窗家具毁坏一空，房顶也被捅了一个大洞。接着东右坊法国耶稣会教堂也被群众打毁。此时，正在乘船准备去上海避风的安庆本堂神父韩石贞，得知教堂被毁的消息后，立即回城去知府交涉，但因受到考生和群众的围攻，未遂，只好乘坐次日一早的轮船去上海报讯。此时，躲在道台衙门里的密道士和卫养士，更是心急如焚，再三恳求派兵保护他们的家属。而参加反教会斗争的考生和群众，却义愤填膺，斗志昂扬，不仅包围了西右坊的英国传教士的住所，而且聚集在道署门口，不断发出驱逐洋教士的吼声。为避免事态扩大，知府何家聪等官员，一方面带兵驱散了包围的群众，另一方面又为传教士准备好行装和路费，趁半夜将他们送上一只小船，逃往九江。

安庆教案的发生，引起了英、法两国政府的恐慌和震怒。他们以武力为后盾，由驻中国的公使馆出面，对此事件进行干涉。首先采取行动的是英国公使阿礼国。11月19日，他在赴九江、汉口“巡视商务”的途中，率兵舰至安庆江面停泊，并派参赞葛讷利上岸，向安徽巡抚英翰提出： (1) 赔偿教堂损失; (2) 按照教士提供名单捉拿领头滋事“凶犯”; (3)处罚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并威胁说，如不及时办妥，将要诉诸武力。紧接着，法国也出面干涉。当时的法国公使罗淑亚，决定利用法国的“保教权”，组织一支特遣舰队，深入中国腹地“自行办理教案”。并于1869年12月亲自率领 “维纳斯号”、“迪普莱克斯号”、“科特洛贡号” 和 “蝎子号”等四艘法国军舰，由上海溯江而上，经南京、安庆、九江，至汉口，一路上耀武扬威，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罗淑亚对安庆教案提出无理要求： (1)赔偿教堂损失5000银元; (2) 由官府为传教士代建教堂或在城内拨出一块公地，或用旧衙署仓库等改建;(3)由两江总督派出官员到安庆查办教案并严惩为首分子;同时，还要官府贴出布告，晓喻四方，严禁再发生类似事件。在帝国主义的炮口下，两江总督马新贻和安徽巡抚英翰，对英法公使提出的无理要求，都一一表示接受。除派人赴安庆查办教案，捉拿“元凶”，在安庆城内卫山头附近找一块公地作为重建天主堂的地基和由英翰出具告示，严禁今后再有反教事件发生外; 还答应赔偿内地会1735银元，赔偿耶稣会4000银元; 并将在民教斗争中被关压的教民全部释放。但是，由于地方官员的拖延和人民群众的抵制，缉捕 “元凶”和在城内购买地皮重建教堂两件事，均未得到实现。这说明，安庆教案虽然在帝国主义的淫威下被迫结束，但人民反抗情绪并没有平息。

总观上述，我们看到，安庆教案，是一场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帝爱国斗争。它虽然是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体，但却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和响应，同时也受到安庆地方官员的默许和纵容。另外，我们也看到，这场斗争，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不仅震撼了英法帝国主义，打击了它们在安徽的传教势力，而且直接地推动了邻边的人民群众反对教会的斗争，如与安庆一江之隔的建德县(今东至县)，于11月底发生的杀了22名教徒的所谓“建德教案”，就是一个例子。

二、皖南教案

皖南教案于1876年夏首先爆发于广德州建平县(今郎溪县)，然后才席卷皖南全境，因此，又称建平教案。它是近代安徽人民掀起的又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西方教会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起因有三： 一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皖南地区人口聚减，土地大量荒芜，鄂、豫、赣、陕等省农民纷纷迁来垦荒，人口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客籍人口大大超过土著人口，给皖南地区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即土客之间和各地客民之间的矛盾。围绕着土地所有权，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二是在流入的大量客民中，湖北客民居多数，而且其中有不少天主教徒。这就为传教士的楔入提供了可乘之机。从1868年到1872年，金式玉、韩石贞等神父，多次携带医药粮款，“探望”和救济宁国府的湖北籍教民，并为他们在争夺田产的诉讼中提供保护，因此得到客民的支持。他们还于1872年在广德州和宁国府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吸收教徒的运动，吸收了大量的湖北教民。由于西方传教士的插足和传教势力在皖南急剧增长，使土客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即把原先就十分激烈的土客之争日益演化为更加尖锐的民教冲突。三是教会吸收教民，良莠不分，鱼龙混杂，使不少地痞流氓混入教会“吃教”。这些人，欺邻霸乡，包揽拆讼，强占民田，诱奸妇女，横行惹事，无恶不作，引起当地民众和部分官吏、绅士的强烈憎恨。这种憎恨，表现在行动上，有两件事： 一是1875年初，参加宁国府的考生试图赶走住在府城的神父倪怀伦; 二是11月，驻守建平的清军士兵抢劫信教者的家。这两件事，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

如果说，由于天主教势力渗入到安徽广大农村后，带来社会结构的新变动，以及由此而激化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是皖南教案的根本原因，那么，致使这一教案发生的导火线，则是所谓的“剪辫”行动。这是由太平军残余分子、被遣散的湘勇以及沿江船帮脚夫等游民组成的秘密会党，如白莲教、哥老会等组织的，是他们用来 “反清复明” 的一种手段。因为 “辫子是失败的汉族向胜利的满族投降臣服的标志，标志消失，就预示要改朝换代”( 《江南传教史》 第2卷，第222页)。但是，为了避免官府的迫害，这些会党的成员，却把剪辫之事说成是由在天空飞翔的纸人干的，或者推说是天主教堂所为。1876年夏季，剪辫活动传到了建平县，被剪掉辫子的都是不信教的人。7月7日，河南籍客民阮光福的辫子被剪去，村民追赶剪辫者时，被欧村教堂的传教先生白会清阻止。村民将其捆送至县衙，神父黄之绅立即把他保回。7月11日，阮光福、安定山等九名雇工在田里劳动，谈到剪辫之事，系教堂所为，正巧被另一个传教先生杨琴锡路过听到，双方争辩起来。当日晚上，由杨琴锡带路，黄之绅率20多名打手将阮、安二人强行捉入欧村教堂。次日，阮、安的雇主来到教堂请求放人，经再三哀求，黄之绅坚决不允。无奈，只好求救于绅士何渚。何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向以攻教为己任，因而被河南客民奉作首领，又得到以驻军统领方长华为首的当地文武官员的尊敬和支持，于是，他号令河南客民采取行动。7月13日清晨，七八百名持刀拿棒的村民，将欧村救堂团团围住。黄之绅和杨琴锡无路可逃，被乱棒活活打死，他们的尸体也被支解焚烧。在寻找阮光福和安定山的过程中，从神父居室中搜出一箱画着双翼的天使神像，人们愈发认为 “纸人剪辫”确系神父所为。于是，愤怒的群众将教堂和女学堂统统付之一炬。7月15日至23日，40处教堂学校和神父住所被拆掉或烧毁，8名教友被处死。7月24日，以宣城县监生胡秀山为首的几百名群众捣毁了当时皖南最大的传教据点――宁国府水东镇的天主教堂，拆毁了所有的房屋建筑，并把法国神父伏日章的尸体拖出来喂了狗。

这场斗争，给予极盛一时的皖南天主教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教徒锐减了五百多人，约占当时教徒总数六分之一。平时不可一世的教士，这时个个变成了过街老鼠，丧家之犬。整个皖南地区，在知府的保护下，只剩宁国府城 (今宣城) 里一座教堂，其余的大小教堂被摧毁殆尽，所有的神父都仓皇出逃了。

教案发生后，法国政府和天主教会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交涉，要求惩办杀死神父的凶手何渚父子及其支持者方长华、赔偿教区的一切损失和派出教士参加官府的审判。1876年7月20日，法国新任驻华公使白来尼到南京找两江总督沈葆祯“谈判”解决这一事件。沈葆祯是林则徐的女婿，具有一定的民族自强思想，而且为官精明干练，不同于一般昏庸误国之辈。他和白来尼进行三次会谈。认为，此案起因于土客互争，属于中国内政，和宗教无涉，教会自行卷入旋涡，以致招祸。被杀的黄之绅教士是中国人，其案件理应由中国官府按中国法律办理，不容外人干预。教会虽以劝善为怀，但教民中却难得无不良分子。因此，他向白来尼表示，要亲自审理此案，并拒绝传教士参加审案或旁听。沈葆祯认为，案情的关键，在于查明阮光福、安定山二人的下落。经过深入调查取证，弄清了阮、安二人被黄之绅率打手捉入教堂后被打死和毁尸灭迹的全部经过，并认定黄之绅、杨琴锡草菅人命，是欧村事件肇事的祸首; 村民出于公愤，打毁教堂，将黄、杨二人 “毙于群棰”，不可能有什么 “主谋”。于是，他作出如下判决： (1) 监生胡秀山，聚众打毁水东教堂，并有勒索教会人员行为; 村民陈士柯、李才华在攻打水东教堂时，各抡一头骡子，均按土匪罪正法。(2)白会清与实行剪辫邪术的白莲教徒同党，应按“妖匪”罪正法。(3) 教民陈么哥，是害死阮光福、安定山的帮凶，村民王立周、何大田参予打毁教堂，均杖一百流三千里。(4) 在此民教冲突中，双方互相抢占的田地房产，限期清还原主，教堂损失，由官府量价赔偿(后共计赔银33 536两)。(5)何渚父子和其他证人，无罪释放 (《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240页)。此判决，公然涉及到教会人员和教民，并且客观地说明了引起教案的主要责任在教会。这在当时是要有很大勇气的。但是，江南教区耶稣会对此判决提出强烈抗议，白来尼也指派代表，要求来南京为判刑的教会人员辩护。还有些教士喋喋不休地提出许多节外生枝的问题。沈葆祯对此，都一一加以拒绝和驳回。并再次严正声明：“狱讼自有定章，非教士所应干预” ( 《增订教案汇编》 卷二，第6―7页)。他还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密片，说： 为了不使朝廷在法国公使出面干涉时“准驳两难”，他决定将判死罪的犯人“立予正法，以绝其望。万一西邻 (指法国)责言，臣愿以一身当之”，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立场。1877年1月31日，沈葆祯在南京主持了最后一次庭审。他驳回了白会清、陈么哥等人的上诉，宣布维持原判，并于翌日清晨将胡秀山、白会清、陈士柯三人绑赴刑场处决。皖南教案至此结案。它是我国近代少见的维护本国司法主权的判决。群众的斗争精神和沈葆祯的爱国精神，是不朽的!

皖南教案的始末，告诉我们，与安庆教案相比，皖南教案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首先，它不是发生在城市，而是发生在农村。其打击的目标，是渗入在农村中的法国天主教势力。其次，它的主体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农民，是河南客民和土著居民。第三，它的冲击力远远大于安庆教案，是安徽农民反帝爱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第四，它影响到整个长江下游地区，使当时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的神父们，为此忧心忡忡，不可终日。如此大的影响力，也是安庆教案不可比拟的。最后，它的终结和安庆教案也大不一样。后者在两江总督马新贻和安徽巡府英翰的主持下，以向西方教会侵略势力表示屈服而告终; 前者在两江总督沈葆祯的主持下，以维护国家司法主权的独立而结束。皖南教案的结案，向西方列强及其教会势力宣告： 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是不可侮的!

三、芜湖教案

1891年5月，即在皖南教案发生15年之后，又爆发了波及全省、震动全国的芜湖教案。它虽然被帝国主义勾结的清政府镇压下去了，但它对西方教会侵略势力的打击是沉重的，在安徽近代史上留下了壮丽的一页。

形成芜湖教案的内在原因或主要原因，是西方传教势力在芜湖建立天主堂，把它变成江南教区西部的传教中心。皖南教案发生后，天主教在宁国、广德一带的势力受到重大挫折，便把活动重点转向芜湖。1876年夏季，教会在芜湖购买了一所房屋，作为皖南逃亡教士的避难所。1876年9月13日，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并于次年4月正式开埠，这为教士在安徽的传教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878年3月，接任宁国府总本堂神父金式玉，在谈判皖南教案赔偿问题时，趁机提出在芜湖购地建堂的要求。目的是以此为据点，依靠芜湖租界，托庇于英国领事，在芜湖建立新的传教中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金式玉加紧活动，终于购得江边一座小山――鹤儿山的北半部，以及其它几处地皮，并于上面开始建造江南教区西部中心住院――若瑟院。院内附设有育婴堂、男女寄宿学校、浴室、临时诊所等设施，同时着手筹建大教堂。当时，美以美会已经在弋矶山动工兴建基督教医院。英国于1879年，美国于1887年也先后派出教士到芜湖建立教堂。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以芜湖为中心，成立了“太平府、和州、滁州”总铎区。1889年8月，正式改名为芜湖总铎区，管辖太平府、和州、滁州和庐州的传教事务，并常驻总本堂神父一人，修士二到三人。此时的芜湖，已开始成为一个新的传教中心。1889年夏天，江南主教倪怀伦特意赶到鹤儿山麓，为芜湖的大教堂举行了奠基礼。芜湖人民对于外国传教势力的迅速扩张，对于教士们强征土地，肆意横行，早就怀恨在心。1885年5月中旬，在当时“若瑟院”的建筑工地上，由于教会一名雇员无端殴打居民小孩，激起群众公愤，而引起的持续三天的风潮，就是芜湖教案必将到来的预兆。

形成芜湖教案的外部原因或外在条件，是省外反教会斗争的影响。湖南是哥老会势力最为活跃的省份。哥老会主要是由手工业者、破产农民、散兵游勇及无业游民组成，因饱受洋商和传教士的欺压，成为当时反教会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湖南又是最富于儒家思想传统的省分，教会日益深入传播，也使一部分封建官僚士大夫深感不满。基于这两方面的力量，湖南便成为反教会斗争的发源地。1862年和1869年(包括安庆教案)两次大规模的反教会浪潮，都是受它传出的“揭贴”的影响发动起来的。1891年前后，以长沙的在籍候补道周汉为首，又编印了大量反教会宣传品，酝酿着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的高潮。这些宣传品，在哥老会成员的大力散发和鼓动下，很快流传全国，大大推动反教会斗争的展开。其中最能激起人们反抗的是关于天主教 “育婴堂”害死儿童的宣传。这些 “育婴堂” 因设备极差，致使许多中国儿童死在里边。故常常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868年的第一次扬州教案，1870年的天津教案，都是由于教会的育婴堂虐死婴儿而成为导火线的。1891年4月，扬州又发生第二次教案，哥老会成员将 “揭贴”贴到教堂门口，历数传教士的罪恶，号召群众约期拆毁教堂，并聚众五六千人围攻教堂，捣毁围墙。扬州的“揭贴”很快传到芜湖，5月初，芜湖街头也出现了反对教会育婴堂强行收容幼孩的揭贴，成了芜湖教案爆发的导火线。

芜湖教案，开始于1891年5月10日。这天下午，天主教会附属诊所的两名修女，在出外探亲的归途中，试图将两名幼孩带回教堂，被孩子的亲属遇见，当即上前斥责他们拐骗幼孩的行为。围观群众见状都愤愤不平，一面高喊“不许拐骗孩子”，一面将两个修女扭送至保甲局，又由保甲局将其扭送至县衙门，听候审讯。但在芜湖总本堂神父滕伯禄蛮横要求和英国驻芜湖领事科林福特的交涉下，知县王焕熙于次日一早，便把两个修女宣布无罪释放了。这一袒护洋人的做法，点燃起了久埋在群众心底下的烈火。5月12日下午，一位姓胡的妇女带头跑到鹤儿山天主堂，要求领回被强迫收养在育婴堂里的孩子，后面跟着许多群众，在紧闭的天主堂的大门前，倾刻之间，人山人海，并开始向院内投掷石块。道台成章闻讯派兵前来弹压，但寡不敌众。混乱中，两名清兵被打伤。至夜，哥老会的几个头目赶到现场，指挥群众用大石块和木棰撞击大门和边门以及东边的围墙。很快墙被推倒了一个大缺口，人群一涌而进。躲在教堂的三名法国教士，见势不妙，从北边围墙打洞钻了出去，乘船逃往镇江。冲进教堂的群众，四处搜寻，不见活的洋教士，便推开墓穴，拿死的洋鬼子出气。他们又打开仓库和地窖，把里面所有的财物堆放在花园里付之一炬。那些教士住宅、教会学校男宿舍、育婴堂、临时小教堂和将要竣工的大教堂，也都燃起熊熊的烈火，变成一片火海。尤其是大教堂脚手架的火光，远远看去，活象一支腾空而起的大赤龙。当大批群众冲向英国领事馆和芜湖海关时，科林福特吓得换上中国服装逃到海关，并与海关的头目一起组织海关人员进行武装抵抗，双方短兵相接，互有伤亡。但群众仍从四面八方赶来，多达万人，并且又焚毁了海关附近五幢洋楼。双方一直对峙到次日清晨。为了驱散群众，安徽巡抚沈秉成，立即增调兵勇，布置弹压。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派出兵轮星夜赶到，并下令兵轮向岸上开炮。法国驻沪总领事也急忙调动租界内的法国军队，并派法舰 “变幻号”驶抵芜湖江面，进行武力威胁。为了取悦帝国主义，刘坤一调来大批清军，在城内日夜巡逻，搜捕监禁了数百名百姓，并将参与焚烧教堂的王光金、傅有顺二人正法，割下首级传至南京、镇江、上海等地“示众”; 同时，还把“疏于防范”的道台成章、知县王焕熙撤职。最后，他们卑躬屈膝，与法国驻沪领事华格臬在上海订立了如下协议：(1)赔偿损失银123 684两; (2)由芜湖官府在教堂后面山上修一道一丈二尺高的围墙，以赔偿教士墓穴所受的破坏;(3) 由官府协助教会增购一些与原址相连的地皮，并为重修扩建教堂提供方便。至此，芜湖教案宣告结束。

波及全省，震动全国，富有极大的影响力，是芜湖教案的最大特点。5月14日，芜湖群众烧毁教堂，16日，安庆街头就出现了反对教会的“揭贴”，17日，安庆群众也仿效芜湖的办法，由一些妇女带头冲进天主教堂，要求领回被拐走的孩子。如果没有官府的保护，安庆天主堂定会遭到和芜湖天主堂同样的命运。与此同时，附近的太湖县也出现揭贴，号召群众捣毁徐家桥、潘家冲等处教堂。因德舰威胁和清军弹压，未遂。5月15日，与芜湖隔江相望的和州 (今和县)的群众，也行动起来，冲进了育婴堂，后被知州儿子带兵驱走。池州府大通镇，得知芜湖教堂被毁的消息，于5月19日聚集七八百人蜂拥至荷叶洲教堂，若不被清兵驱散，这个教堂就会被烧掉。在广德州，曾因在传教士住宅后面发现一具被挖去眼睛的婴儿尸体，而聚众打毁教堂的事件。六安州也受到芜湖教案的影响。5月25日下午，几百名群众挖开教堂的围墙，涌进院内，挑坏了房顶的瓦片，直到夜间方被清兵驱散。此外，皖南的宣城、宁国、休宁、屯溪，淮北的颖州、蒙城等地，都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反教会行动。江苏省的丹阳、金匮、无锡、阳湖、江阴、如皋等地的教堂，也接连被打毁。另外，上游的湖北省，也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武穴教案和宜昌教案。总之，在芜湖教案的直接影响下，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掀起了反教会斗争的怒潮。这个怒潮，不仅吓坏了清政府的官吏，而且也震动了光绪皇帝，他惊呼： 如此巨案连连发生，“若不事先筹办，后果不堪设想”。

四、霍山教案

霍山教案，主要是指1904年至1906年间，以张正金为首的霍山人民反教抗清斗争。

霍山，虽地处崇山峻岭、交通不便的大别山区，但教会影响却十分大。甲午战争后，全县已有大小天主堂10所，其中仅在西乡一地除十八道总堂外，就有深沟铺、千罗畈、漫水河、黄栗杪、迎驾厂、诸佛庵等多处分堂。1896年法国人石资训担任十八道总堂神父后，骄横拔扈，使用各种手段，威胁利诱当地农民入教，并唆使不法教民惹事生非，教会势力十分猖獗。

引发霍山教案的导火线，表面看是宗族内部的斗争，实际上，是教民之间、群众与教会之间的斗争。1904年初，深沟铺张氏宗族续修宗谱，教民张正建欲占同族张芝兰的田产，提出将张芝兰嗣子张正金开除出谱。不料，因自己信教，反被族人驱逐出族。同时，族人一致推举原籍湖北、世代务农、性格豪爽、仗义直言的张正金为族长。张正建怀恨在心，便将张家祖茔中多年老松砍伐殆尽，激起公愤。张正金以族长身份出面，指责张正建。张正建不买账，并趾高气昂地说：“有胆子去碰硬的，我有教堂作主。”于是张正金去教堂找石资训，不跪。石大怒，喝令他跪下。他大声说： “中国人，大丈夫，是不跪拜洋鬼子的!” 教士的随从强迫他下跪，被他打个仰脸朝天。但因寡不敌众，被毒打一顿后，关进暗室。三天三夜水米未进。最后，张正金破窗而出，逃匿于英山和霍山交界的山岭中。

推动霍山教案向前发展的另一种力量，是教民和教会的斗争。1905年11月间，以张耀宾、郑长应为首的一百多名租种教会土地的教民，因不堪忍受石资训等人的横征暴敛，在黄栗杪 “聚众请酒”，并请张正金到席。席间，张耀宾问张正金：“反教可不可以?”张回答： 信教自由，“反教似不犯法”。于是，在场的教民便歃血为盟，共同宣誓退出教会。教民反对教会，这在安徽的其他教案中，是没有过的，可说是霍山教案的一大特点。石资训得知此事的消息后，随即催令霍山知县秦达章，将张耀宾和郑长应二人逮捕，又传言张正金为此事主谋，要将他缉拿归案。张正金闻讯，只得又躲往英山。官差找不到张正金，便把他的邻居、堂弟张正和抓往县衙抵案。差役乱捕无辜，惹怒了百余名的乡民，他们在张正金的弟弟张正银和妹夫戚显俊的率领下，打跑了差役，劫回了张正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质被劫，石资训岂肯罢休。他一连几天在县衙内催逼秦达章，限他十天之内抓获张正金。秦达章无奈，只好将张正银和戚显俊抓入县城大牢，以诱张正金前来投案。然而，魔高一丈，道高十丈。神父的拔扈嚣张和官府的奴颜卑膝，激起了当地群众的极大义愤。张正金的至友、当地48条好汉之一的李光前，秘密串联一些人，准备抓住石资训作为换回张正银和戚显俊的人质，吓得石资训连夜逃往县城，秦达章也不得不亲自率兵赶来西乡保护教堂。这时，张正金也从英山回来，决意与官府神父一拚。他邀请了英山、霍山道上的三四百挑盐工人，加上李光前召集的西乡群众二三百人，共有六七百之众，分成六队，在自己的统一指挥下，高举 “毁教堂、打神父” 的大旗，浩浩荡荡地向县城进发，决定攻打县城。因秦达章带兵在外，当时城中守军仅50余人，且无人指挥，群众一涌而入。司衙 (典狱吏) 见状，急忙将张正银和戚显俊放出。此时，石资训和县城的本堂神父盖赖襄，在一片 “捉拿神父” 的呼喊声中，吓得魂不附体，石躲进一间破茅房的鸡笼里，盖则爬进酒坊的糟锅里，于次日天黑才侥幸逃出县城，狂奔到六安，真是狼狈之极!

张正金的攻打县城之举，引起洋人和官府的震怒。1906年3月，新任安徽巡抚恩铭，在法国领事馆的频频催逼下，严令熊祖治“限期破案”; 熊祖治又命令秦达章“火速缉拿”张正金。秦达章和另一名官员余鼎镛将张正金的养父、妹妹和儿子抓起来，并派出兵丁以抓张正金为名，在西乡骚扰。官逼民反。洋人和官府变本加利的镇压，激起西乡群众更激烈的反抗。他们纷纷起来，捣毁了洋人的教堂。而张正金已意识到洋人不会罢休，便回到祖籍湖北罗田县，组织起一支包括本族乡亲和英霍山区挑夫的五百多人队伍，又奔走湖北麻城、河南商城，联络了两支民间武装，合计两千多人，组成反洋教联军，由自己统率，并按军事编制进行训练。其口号为“反教安民”。1906年6月6日，张正金率领联军回霍山搬取家眷，并救出养父、妹妹和儿子。恩铭接报，一面撤换官吏，一面发文至河南、湖北省，要求出兵“会剿”。张正金见状，于7月上旬，率军再次回到霍山，并打出 “扫清灭洋” 的大旗，与清军展开激战。清军用马队偷袭，打死打伤联军近300人，损失惨重，只得且战且退，分成两路向河南、湖北散去。张正金本人也逃往麻城、罗田一带隐藏，准备伺机再起。为了捕获张正金，恩铭一面派员明察暗访，一面贴出布告，悬赏通缉：“如有获张正金者，赏银五千两，奖三品以上武官。”曾做过张正金护兵的六安人王少卿，向官府告密，趁在临近太湖的一家人中过除夕，领着太湖知县陆承镐抓住了张正金。张被捕后，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奴才官吏不够杀，只是没有杀到神父，太便宜他了。”为了不在洋人面前受辱，他在押解去省城的途中，服毒自尽。霍山人民为了对这位反教抗清的英雄表示怀念，在其墓碑上书道：“名高豪士墓，情激砚山碑。”

霍山教案，是安徽教案中政治自觉性最强、斗争目标最明确、人数最多、队伍成分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久的一次有组织有训练的武装斗争。它虽然在洋人和官府的共同镇压下，失败了，但它的敢于蔑视《辛丑条约》、高举“扫清灭洋”大旗的英勇行为以及不畏强暴，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官府的斗争精神，则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