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与日本文化交流

日本国，宋人亦称“倭国”。宋时两国文化交流频繁密切，一如前代。咸平五年(1002)，日本国人滕木吉随同中国海商一起来华，受到宋真宗的召见，献上日本的“唱和诗”。但北宋时，日本统治者对海外贸易采取消极的闭关政策，严禁日人私自贩海，故日本商船很少来宋。而北宋开往日本的商船日益增多，宋船至日本港口，其政府依前代惯例给予优待，安置于鸿胪馆。输日商品主要有锦绫纺织品、茶碗陶瓷器、各种香药及书画、文具等物，很受欢迎。从日本运回的货物主要有沙金、水银、硫磺、绢布、木材及折扇、屏风、铜器、金银莳绘、螺钿器、刀剑等工艺品，鹿茸、茯苓等药材。其中硫磺的数量常很大，这与北宋大量制造火药的需要有关。其铜器的制造略精于中国，而日本刀更称誉于宋朝。南宋时，由于日本统治者更换，对海外贸易采取积极政策，两国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而日趋繁荣。宋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温州、泉州诸港都对日开放，日方接待宋商的主要港口是博多(今福冈)。日本每年常有数十艘商船来宋，输入货物与北宋时大体相同，而木材数量大增，当时一些入宋僧人也常带木材参加各地的寺院建筑。南宋商舶赴日除带各种商品外，还有大量钱币，日本近年出土宋钱即达50余万枚，足见宋日贸易之频繁。

宋朝佛教禅宗日益发展，著名禅僧寂圆、道隆、普宁等相继赴日，弘扬禅风。禅宗传入日本后逐渐吸引了日本的僧人，甚至武士和执政者，掀起了武士参禅热。日僧更是频频入宋学禅，见诸文献记载的来华日僧就有?然、成寻、寂照、荣西等百余人，两国僧人不断互访求法，探研教义。南宋末期，程朱理学也传入日本。禅宗思想和程朱理学对当时日本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商人与僧人还把中国书籍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有佛教、道教，也有儒学及各种书籍。他们还把中国佚亡的古籍如《孝经郑氏注》、《越王孝经新义》及一些日本史书带回中国。许多精致的宋刻本传入日本，特别是入宋日僧还把一些精刻的经板带回国，对日本的雕版印刷产生重要影响。有的日本僧人来宋晋谒皇帝，贡献种种精美珍贵的佛物和工艺品，如?然、成寻诸僧所贡有银香炉、纳青木函、琥珀念珠、金砚、鹿毛笔、金银水瓶、倭画屏风、螺钿书几、桧扇、蝙蝠扇等等，向中国介绍了日本手工艺文化。宋代的绘画、书法、雕塑诸艺术与日本也常有交流，作品互相流传，艺术家互访学习。宋代一些佛像雕塑常被日僧带回国，日本的一些书、画作品也常得宋人赞赏，而日本东大寺大佛像乃由宋工匠所铸造。日本陶瓷工艺在学习宋瓷的基础上，“濑户烧”窑试制成功，名盛一时。日本著名的“博多织”向宋学习和吸收了“广东织”和“缎子织”的工艺技术。宋代传入日本的天竺式和唐式建筑造型，突破了隋唐旧传统，出现建筑和园林相结合的布局，并在日本不断得到推广。宋代医药学丰富了日本的医学知识，一些医籍先后传入日本，如有《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等，各种药材与成药也大量输入日本，一些东渡的宋医、商人也为日本医学发展起过积极作用，《洗冤录》的法医学知识长期为日本所沿用。日僧荣西带回茶种，亲自培植，著成《吃茶养生记》，提倡饮茶养生之道，推进了日本茶道的盛行。总之，宋日文化交流在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与宋代中外交流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