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使臣语录

宋代使臣出使辽金所留传后世的各种文字记录的总称。郑樵《通志?艺文略》将其归于史部地理类“朝聘”目。宋代政府要求每位使臣必须撰写语录上交，主要目的是为防止使臣滋事。在与辽金交聘过程中，宋廷一向坚持稳妥行事。倪思曾讲：“中兴讲和好，务大体，厌生事，于是馆伴、接伴与夫使虏，皆有语录。”此外，语录上交国信所存档备案，亦可供日后处理外交事务时参考，同时也是修国史的原始材料之一。撰写者多为国信所属员，而非使臣本人，元钓四年(1089)苏辙论北事札子说：“臣等近奉使北朝，窃见每番人从内，各有亲从官二人充牵栊官，…缘选差使副，责任不轻，谓不须旁令小人更加伺察。况已有译语殿侍别具语录，足以关防。”由他们负责记录出使日程及沿途见闻，既有“谙熟使事”之便，又可对使臣起监督作用。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如范成大的《揽辔录》应为作者自作。根据语录撰写的具体情况，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严格意义上的语录，亦即行程录。它是每位使臣完成使命，归国后向国信所递交的例行出使报告，正使、接伴使、馆伴使、送伴使均须上交，按时人习惯，分别称为入国语录、接伴语录、馆伴语录、送伴语录。内容和格式在现存文献中看不到明确规定。传世语录中，入国语录有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路振《乘轺录》、王曾《契丹志》、晁迥《北庭记》、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张舜民《使辽录》、韩元吉《金国生辰语录》等;馆伴语录有倪思《重名节馆伴语录》等;送伴语录有王安石《王文公送伴录》等;其中入国语录最为时人所重，是宋人了解辽金情况的主要渠道之一，接伴语录、馆伴语录、送伴语录等几无实际内容，仅为备文而已。第二类是指泛使向朝廷递交的专题报告。宋代遣使辽金，有常使、泛使之分，常使不过“诞辰岁节致礼而已”;“至若事干大体，则有专使导之”，是谓泛使，一般负有特殊使命，故出使归来后，除向国信所递交例行语录外，还需要向朝廷上呈专题报告。如富弼庆历二年(1042)四月和七月两次使辽，其使命是以增加岁币回应辽朝割让关南地的要求，故既有《奉使语录》1卷，又有《奉使别录》1卷，前者为常规入国语录，后者则是奉上朝廷的专题报告;沈括熙宁八年(1075)使辽交涉代北缘边地界事，其《熙宁使虏图抄》，只记行程及沿途见闻，为入国语录，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乙卯入国奏请》和《乙卯入国别录》则非常详尽的记述了与辽谈判的整个过程，是其使命的专题报告。此外赵良嗣《燕云奉使录》，郑望之《靖康奉使录》，李若水《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傅?《建炎通问录》，王绘《绍兴甲寅通和录》等也属此类。按照惯例，常使只需递交一份语录即可交差，但也有例外。苏辙在元钓四年以贺生辰国信使身份出使辽朝，回国后，“已具语录进呈讫”，复谓“于北朝所见事体，亦有语录不能进者”，又上《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亦属专题报告，但此种情况文献记载和历史流传极少，且也不属语录之列。第三类是私人纪录。某些传世使臣语录实际上是使团成员的私人笔记，如楼钥《北行日录》等。与前两类作品不同的是这些文字记录毋需交付有司备案，故多有私事掺杂其间。另外，宋人文集中的许多出使诗，亦属此类私人记录，但也与使臣语录无关。

宋代使臣语录约20余种有足本或残本传世，50余种有史料记载可考。这些宋代使臣语录原是宋与辽金交往过程中，出自使臣或其属吏的案牍文字，故于当时鲜被重视，宋人一般亦不将其收入自己文集。但今天看来，其关于辽金山川、道路、城邑、风俗的诸多描述，以及宋与辽、金之间诸多交涉的记载，则是研究宋、辽、金史及其关系和社会情况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