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党争

宋代官员之间的派别斗争。宋初制定了强干弱枝、内外相制、右文抑武等“祖宗家法”，有效地防止了藩镇割据和宦官、外戚干政等前朝弊端，但却为以文官为主体的“朋党之争”创造了条件。宋代党争持续时间之长，牵涉面之广，性质之错综复杂，实为历史上所鲜见。北宋党争，可以追溯到太宗晚年的端拱政争，这是开国宰相赵普与以胡旦为首的同年进士党之间的权力之争。其后，真宗时又有寇准与王钦若、丁谓的政争。而仁宗时的庆历党争，英宗时的濮议台阁之争，神宗熙丰变法时的新旧党争，哲宗元钓时旧党内部的蜀、洛、朔党争，更是激烈而尖锐。哲宗至徽宗时，相继打击元钓、元符党人，士大夫多列名党籍，网罗无遗，出现了“空国无君子，举朝无公论”的局面。南宋承其馀绪，庆元党禁是权臣韩?胄对其政敌赵汝愚、朱熹等人的政治迫害。宋代党争的漩涡在中央政府，而不在地方。党争的出现，绝非偶然。首先，党争往往是加强皇权、侵削相权的产物。真宗时已发明“异论相搅”的策略，仁宗玩弄这种手法更加娴熟：为防止宰相擅权，就利用台谏交攻，使之“不敢为非”，一旦反对派形成领袖，则非贬即逐，以维持朝中政治派系间的相对平衡。这种统治术，为党争制造了适宜的条件。其次，由于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难免思想学术观点相左，往往导致党同伐异，使思想学术之争与党争合而为一，互为表里。如蜀、洛、朔党争，就具有鲜明的学派斗争色彩;元钓党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学术之禁;庆元党禁，明令禁毁道学家的“语录”之类，科举稍涉义理者即予黜落，也是打着学术的幌子。最后，作为文学的两种主要形式的诗和文，亦为党争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欧阳修的《朋党论》，堪称代表之作。苏舜钦的“奏邸之狱”、苏轼的“乌台诗案”，蔡确的“车盖亭诗案”，刘挚等的“同文馆狱”及南宋的“伪学逆党案”，又莫不将文字狱和党争交织成惨烈的党锢之祸。党争使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运转失灵，不可避免地造成呼朋引类的官场倾轧，败坏士风和吏治。清人王夫之评论说：“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及宗祀生民，不亡而不息”(《宋论》卷四)。此论虽未必全面， 但证诸史籍， 殆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