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军事思想

宋人所著兵书不少，将帅指挥的战例更多，反映的军事思想相当繁杂。这里主要就当时占统治地位及具有代表性的军事思想，如军事指挥权的控制与运作、总体战略的基本国策、具体战术思想与实践的优劣点及征募兵制与军费负担诸方面问题进行一些简要分析。

宋朝消极地吸取唐末五代军权膨胀、政变频繁的教训，采用各种办法加强中央集权，千方百计地使皇帝牢牢控制住军事指挥权。首先是实行“将从中御”，即以皇帝或某些权臣的方略与谋划，箝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权。太宗、真宗时，不顾实际情况，预先设计阵图、谋划部署之风盛极一时，且不容许前方将帅有任何变通的余地。往往造成皇帝运筹于深宫之中，军队致败于千里之外的结果。直到仁宗时，接受臣下的批评，赐阵图之风才有所收敛。然而神宗，哲宗，乃至高宗、孝宗诸帝，仍常以金字牌递号令诸方式干预前方的军事部署。南宋时，秦桧、韩?胄、史弥远、贾似道四权臣也在相当程度上束缚前方将帅的指挥权。尤其是贾似道专断军国大计，进一步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其次是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由于皇帝对武将掌兵的不信任，所以枢密院长官基本上由文臣担任，一些率臣也常用文人，以监督和制约武将，而三衙武臣唯俯首听命。又将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掌管军政、军令，三衙掌管军队的日常管理，战事发生临时派遣将帅(率臣)统兵出征。三者互相牵制，又均向皇帝负责，以充分保证皇帝对军权的直接掌握。整个北宋时期，这种体制是皇帝控制军权的可靠保障。然而机构重叠，政出多门，动辄掣肘，弊端丛生。南宋初年，武将地位的提高和屯驻大军的出现是形势所迫，一旦和议成功，皇帝马上剥夺各大将兵权，并逐步任命文臣担任各地的宣抚使、制置使，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各军将帅的指挥权。

再次是将不专兵、兵不知将。两宋初的两次释兵权，就是剥夺大将专兵的权力。北宋初实行的“更戍法”，军队以指挥(营)为单位，频繁出戍，更换驻地，进一步使下面的一般将领也不得专兵，有效防止了武臣谋变。这样，将帅无固定兵权，一旦战事爆发，各种番号禁兵临时拼凑成军，导致将不知帅，帅更不知兵，战争中号令不顺，指挥不灵，一再遭致军事失利。然而此军事思想还颇得士人赞同。如陈傅良《历代兵制》就主张“兵无专主，将无重权”，“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他还提出“居重驭轻”军事命题，认为北宋实行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使京畿与地方诸路兵力大致平衡，并不轻易动用京师部队，从制度上保证了中央与地方居重驭轻的关系，是十分得体的，且有利于国家的集权统治与长治久安。

宋朝虽然从未制订和颁布过总体性的战略决策，但依据所有记载的军事史实，仍可大致用“消极防御”四字加以概括，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皇帝对武将兵权时有疑忌的产物。从太宗雍熙北伐大败而归后，便采用各种方法防御、阻遏辽军的进攻，习惯于分兵守边，不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特别是不愿让有才干的良将统一指挥宋军，主动歼击敌人，往往造成“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如在与西夏作战时，宋军明明在战略上占有优势，而战役上则多成劣势。两宋之交，金军南侵，宋军只会守城，摧枯拉朽之势自不待言。南宋初，各大军拼死拒敌，时有不俗战绩，然往往又互不协调，影响战局的推进。当然高宗、秦桧的求和心态，最终造成南北分治的定局。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南下时也采取分兵守城的防御战略，战法呆板，行动迟缓，处处被动挨打。

在这一战略方针之下，议和苟安就成为宋朝的传统国策。宋太宗时，就已产生内患重于外忧的思想，逐步形成防内重于防外的国策方针，且为历代皇帝所继承。高梁河大败后，太宗与辽未能达成和议，仅仅是因为求和不成之故。从真宗的澶渊之盟开始，议和苟安逐渐成传统。后与西夏、金国之间关系，往往也依照战而后和、以和为安的格局行事。在南宋高宗的绍兴议和中，不但屈辱求和，杀将求和，且是向杀父之仇称臣，卑劣苟安之表现最为突出。

当然，也有许多臣民表现出强烈的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决心，阐述了一些相当理性的积极的军事思想。如苏洵在《权书》中告诫人们，不可走战国时六国赂敌求和而得苟安，最后还是被秦所灭的亡国之路。李纲指出：“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如果一味讲和，不务战守，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而反击敌人侵略是正义之战，“决不可不用”。辛弃疾的《美芹十论》，全面总结了宋金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提出恢复中原的战略战术，雄辩地论证了抗金能取得胜利的种种条件。乃至指出兵家之上策“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的积极进取的军事思想，表现出作者的爱国之心和军事才能，可惜都不为当局所重视，且屡遭主和派的猜忌排斥，终赍志而没。

在重要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方面，也可看到一些精彩之笔。如在战争与人的关系上，许洞的《虎钤经》认为，人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因为“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虽有其表，将焉用乎!”两宋之交，许多民众自发投入到抗金斗争的洪流中，可惜统治当局不予支持，反而打击排斥。在重视将帅的选拔使用方面，欧阳修指出：“至治之时，常不忘武备;用兵之要，在先择将臣。”可惜统治当局并不理会，如神宗行置将法后，所用将官大多是庸常之才，在对西夏作战中不时惨败。岳飞率领岳家军在军事实践中可谓战绩卓著，连获顺昌、郾城和颍昌诸战大捷，准备“直捣黄龙府”之际，被高宗十二道金牌追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由于上述较先进的军事思想与实践，得不到习惯于苟安的统治者的赏识，将帅们无法施展其抗敌的抱负。

具体的战术思想与实践方面。宋军在消极防御的战略影响下，比较注重守城的战术应用。北宋杨延昭守威虏军，魏能守静戎军，都可算较为成功的战例。南宋初，陈规坚守德安城的功迹与作战经验还编著成书《守城录》，刊印颁行，令诸将学习效法，可见当局的重视程度。一些重要城镇的保卫战，往往能长期坚持，有的最终虽壮烈失陷，但也使敌军伤亡惨重。

宋军也较重视火药兵器的发展，《武经总要》中出现了三种火药配方的记载，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的完整记载。其火药兵器大致可分为燃烧性、爆炸性和管形火器三大类，有数十种之多。在一些官府的军工作坊中组织了火药兵器的成批生产，如建康府在两年三个月时间内，创造添修火攻器具共63，754件。宋军也用各种火器进行装备，特别在南宋的中后期，火器在兵器中已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在一些城镇守卫战中，宋军频繁使用着火箭、火球、火炮，乃至突火筒、突火枪等管形火器。虽然宋军的火器仍没有在装备的兵器中占主要地位，但无疑在世界军事史上已居领先地位。

宋军在战术上最大的缺陷是骑兵的不发达。中唐以降，由于丧失西北产马地，遂只能以步卒为主。宋朝设监牧马，因管理腐败，马死亡率高，且马种低劣，很多不能充当战骑。宋军的马源主要来自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每年一般要买马万余匹以上，这需要耗费大量的铜钱与相关物资。然而依旧无法满足马军的需要，骑兵约有十之三、四无马。南宋因陕西的丧失，马的数量与质量又在北宋之下，屯驻大军缺马更甚。客观条件如此，而主观上不重视骑兵建设，是宋骑兵军力落后的深层次原因所在。由于耗资巨大，这成为不少士大夫反对加强骑兵建设的主要理由。最根本性的因素是，忽视骑兵在战争中的攻击作用恰好是传统的消极防御战略国策的组成部分。

中唐以来，征兵制渐由募兵制代替，随之而来的是军队的职业化。宋代冗兵的出现，军费开支几占国家财政的大半，负担沉重。整个两宋时期，不时有士大夫对这种军事制度提出批评，主张恢复“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如仁宗时的范仲淹、英宗时的韩琦、神宗时的吕公著、哲宗时的晁说之、南宋著《历代兵制》的陈傅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等等，都持这种主张。但这种主张在实际中行不通，在当时已遭驳斥。王安石变法时，推行保甲法，想以民兵制来代替部分正规军，但收效甚微且严重骚扰百姓。

宋朝的军事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在上述军事思想指导下建构起来的。军队被牢牢掌握在中央朝廷主要是皇帝手中，有力控制了军队对国家和社会可能造成的破坏作用，变军队为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有力工具，对宋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这不能不说是宋朝军事制度亦即军事思想的成功之处。但军队的寄生冗滥及浩大的军费开支，成为百姓极其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军事能力的软弱，时常遭遇惨痛的败局，与军事指导思想的总体性偏差，存在着重要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