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学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史学的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生活内容的空前丰富和复杂开阔了史学家的眼界和思路，文化事业尤其是印刷术的高度发展对史学著作的修撰、保存和流传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而史学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新的史学观点不断产生，新的史书体裁先后创立，史书数量激增，长篇巨著时出。史学家集前代史学之大成，形成了一套新的修史方法，积累了一套新的治史经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超越汉唐，睥睨明清。

修史制度　宋代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使史学资料空前浩繁，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已非私人所能胜任，而日益增强的中央集权政治也产生了进一步干预史学的要求，因此唐代建立的官方修史制度，至宋代更为完善。宋朝廷设立的修史机构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玉牒所等，这些机构中有专职的史官，由宰相兼任“提举”或“监修”，编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与唐代相比，宋代的修史机构，规模更大，分工更细，职司更专。据《宋会要辑稿》、《玉海》等记载，由起居郎、起居舍人记录皇帝言行和朝政大事，编成起居注;由枢密院和中书记录皇帝与大臣有关军国政要的讨论，编成时政记;史官依据起居注、时政记、诸司报状及大臣的行状、墓志等，按日编成日历;在日历的基础上，又征集官私文字资料，严加考订后修成编年体的实录和纪传体的国史。会要除依据日历、实录、国史外，更调集各级政府的档案，分类汇编而成。玉牒是记述皇帝宗属世系的谱牒，以编年体形式记叙帝系及政令罚赏、封域户口、吉凶祥瑞等一代大事。宋代的修史机构名称繁复，且多是临时置局，隶属关系也多有变化，但由于各种官修史籍皆不断编修，故形同常设，取得的成果也很大。起居注、时政记的修纂在宋代基本上没有中断，今尚存周必大《起居注稿》1卷，周密《乾淳起居注》1卷，李纲《建炎时政记》1卷。日历编纂力求详备，故卷帙甚巨，如《高宗日历》有1，000卷，《孝宗日历》有2，000卷。实录自北宋太祖至南宋理宗十四代皆有修纂，其数量仅《宋史?艺文志》所录就有3，300多卷(册)，今尚存《太宗实录》残本20卷。所修国史自雍熙四年(987)开始命官修太祖朝国史，迄宝钓五年(1257)进高、孝、光、宁四朝国史，代代相续，共修成十三朝国史，《宋史》即在其基础上修成。会要自天圣八年(1030)诏修《三朝国朝会要》，迄淳钓二年(1242)《宁宗会要》第四次进书，共成书11种，现行《宋会要辑稿》仅为宋官修会要的残本，材料已十分丰富。官修史书虽不免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但其中汇集的大量资料则为私家修史提供了极大方便，《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东都事略》等，皆主要依据官史，可见宋代完备的修史制度对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史书编纂　在史学史上，宋代的史书编纂以其数量多、篇幅大、质量高、体裁多样、富有创新精神和流传广泛而占有重要地位。宋代重要的史学著作，纪传体正史有薛居正的《旧五代史》150卷，欧阳修的《新五代史》74卷，欧阳修、宋祁等的《新唐书》225卷。《新五代史》仿《南史》、《北史》体例，将五朝纪传合在一起，按时间先后编排。《新唐书》增修了仪卫、选举、兵等志。其他的纪传体史书有路振的《九国志》、陆游的《南唐书》、王称的《东都事略》等。编年体史书方面，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294卷，自战国迄五代，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此书取材详备，考订精确，起了重振编年体的作用，这种经过发展和完善的编年史体称为“通鉴体”，成为后世编年史的通用体裁。李焘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对众多官私资料进行考订辨伪，是《通鉴》之后第一部出色的当代编年史，也是中国古代卷帙最大的私修编年史。此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250卷，保存了宋金和战的丰富史料;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记高宗一朝史事，条理清晰，考证详确，也都是著名的当代编年史。典章制度史方面，有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南宋袁枢自出新意，将《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每事详备始终，并列出标题，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以事为中心的史书编纂新体裁“纪事本末体”，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纪传体鼎足而立，成为我国古代记述全面历史情况的主要史书体裁之一。宋人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还有杨仲良的《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卷。朱熹及其门人赵师渊根据《资治通鉴》、《通鉴目录》等书编成《资治通鉴纲目》59卷，其叙事有纲、目之分，眉目十分清晰，对后世影响颇大。南宋郑樵仿《史记》体例撰成纪传体通史《通志》200卷，其中记叙典章制度的“二十略”有不少内容为前人所不及。宋末马端临仿《通典》撰写《文献通考》348卷，分24考，引文摘取原文，叙述条理分明。《通志》、《文献通考》、《通典》，并称“三通”。宋代地方志的修纂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体例臻于完备，后代方志大致未超脱宋人窠臼。其他各类体裁的史学著作，宋人也都有著名之作。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时有史书2，147 部，43，109卷，其中大多是宋人著作。仅以这一数字与前代著录相比，已可见宋代史书数量的急剧增加。更重要的是宋人著作流传后世的很多，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宋代史学家有著作流存至今的不下130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历代史书有564部，21，950卷，其中宋代著作为189部，5，644卷。宋代史书的创新和多样化也很突出，《四库全书总目》将历代史书分为15类，大体包罗了古代史书的各种体裁，而这些体裁在宋代均已齐备，后世很少再有大的创新。宋代的当代史依据了大量的官私资料，前代史注重考证史实，因而史书质量也较前代高。

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　宋代史学理论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宣扬宗法伦常、强调礼制秩序的史学思想。宋代建立于五代十国割据混乱之后，因而恢复和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不仅是政治上的要求，而且也成为史学的主导思想。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即以恢复传统的伦理纲常为指导思想，他仿《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他明确指出：“君父，人伦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一再强调礼治，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制众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述思想在宋人史书中多有反映。第二，对天人感应说持批判态度的历史观。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儒学本身的发展，西汉以来的天人感应说至宋代遭到普遍的否定和批判。欧阳修《新五代史》即采取了将天象和人事截然分开的原则，不以天象附会人事。郑樵《通志》进而指出天人感应说是“欺天之学”，指出阴阳五行说是“牵合附会”，故在书中削去五行而作《灾祥略》。第三，“会通”的史学主张。空前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使宋人认识到，史学研究应在更大的时间、空间范围中进行。他们提出了“会通”的主张，延展了史学研究的时段，扩大了史学研究的领域，以期掌握历史的全貌，在这方面，郑樵的《通志》堪称典型的代表。宋代的史学方法除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成法外，还有三个明显的进步。第一，搜集史料的范围大大扩展。宋人不仅在原有的文献资料上另辟门径，而且进一步到铜器、碑石等古代文物中去寻找第一手的资料。第二，更重视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宋人对前代的成说多持怀疑的态度，他们在运用史料时常详加考证，努力使历史记载更接近于历史事实。第三，修撰史书时更注意时间、空间与人物活动之间的联系，更注意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常用回顾、插叙、类比材料等方法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和首尾始末，因而叙事连贯，条理清楚。纪事本末体的出现更体现出这一特点。上述情况表明，宋代史学研究的水平已较前代有很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