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理学

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朝廷对地理著述的重视，宋代研究地理的风气兴盛，地理学取得较大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不但地理学著作数量超过前代，地图的编绘和地方志的修撰取得长足的进步，而且拓展了有关人文地理、沿革地理的记述与研究内容，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自然地理某些方面也获得新的进展。

宋代特别重视地图的编绘。编绘者既有官方，也有私人。所绘图数量众多，仅《玉海》著录便达61种。朝廷组织编绘的全国总图，大多规模巨大，除了全国、区域、外域等历代必绘的普通地图，还有繁多的专业地图，举凡山川、水利、交通、城市、政区、历史，莫不有图，有的分工极细。地图质地主要为纸和绢，还有石质地的石刻图、木质地的木刻图及胶泥质地的地图。雕版印刷的纸质地图日益增多，南宋时已进入文化市场。在制图方法上也取得进步，较大的比例尺和二十四至定位法已被采用，沈括还将西晋裴秀的制图六体扩展为制图七法。从今存的十余种宋代地图来看，宋代地图考证精密，画法简明，具有较高水平。

宋代是我国地方志发展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修志数量远远超过以前各代，不仅官修方志，私家著述也相当发达，成就十分显著。不仅有全国性总志、地方性的府州县志，经济繁荣地区甚至镇也有志。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和名城大都有志，西南崇山峻岭中的偏远小州如珍州(治今贵州正安北)也有方志。有的发达的府州曾几次修志。内容和体例的进步是宋代方志学的一个突出成就。隋唐时代，方志主要载山川形势、疆域沿革、土地物产等，宋代方志则举凡疆域、山川、名胜、职官、建置、赋役、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罗列，并形成以范成大《吴郡志》为代表的平列门目体、以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为代表的纲目体和以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为代表的史书体等多种体例。明清时代，方志之作浩如烟海，但内容与体例皆未脱宋代方志所奠定的范式。

宋代地理学者记述和研究的内容，以人文地理为重。虽然还不曾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地理学著作，多停留于记述性阶段，但其内容已包括经济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等人文地理的主要方面。

宋代方志大多详记有关各地经济状况的赋税、物产、漕运、水陆道里、桥梁、馆驿、土贡、户口、市镇、矿冶、仓场等方面内容。此外，还出现各种专记上述内容的著作。宋祁的《益部方物纪略》将四川地区的物产一一绘图，并附文字说明。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载广西地区物产，不仅种类繁多、详尽细致，间及生产贸易情况。李清臣的《元丰土贡录》(今佚)，详载各地贡物名称和数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赵?冻啥脊沤窦?恰法今残)，分别展示了宋代开封、临安、成都的城市面貌、物产风俗、街道建筑等。数十篇的行记、使辽和使金“语录”，反映了当时中原及其和周边地区的交通状况。海外交通地理专书以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赵汝适《诸蕃志》最著名，可据以考见当时与高丽(今朝鲜)和南洋地区的交通概貌。

宋代学者已注意到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影响。郑樵《通典?氏族略》通过分析姓氏来源，探讨各地居民的源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举桂林俗字为例，说明同一文字在不同地理环境变异的可能性。地方志普遍反映了一地风土人情、名胜古迹、教育宗教等方面的内容，王象之《舆地纪胜》和祝穆《方舆胜览》更被看成研究唐宋文化地理与经济地理的不可缺少的资料。此外，还有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耐得翁《都城纪胜》、李俊甫《莆阳比事》、张参《江左记》、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一类专记一地文化现象之书。

我国比较系统的军事地理研究，始于南宋。宋金对峙，宋室偏安的政治局势与抗击金军、收复故土的社会心理，极大推动了这一研究的开展。赵善誉的《东南进取舆地通鉴》和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皆历考三国和南北朝纷争时的军事地理，为统治者与用兵者提供借鉴，同是对后代产生较大影响的开拓性的军事历史地理学的重要著作。吕祉的《东南防守利便》、陈武《江东地利论》、江默《边防控扼形势图》(今佚)研究抵御金国南下的军事地理问题，直接对东南守备提出建议。此外，对政区地理的记述和研究也很兴盛。除朝廷经常编绘的《十七路图》、《十八路图》和沈括的《天下州县图》(今均佚)这类政区地图外，乐黄目《圣朝郡国志》(今佚)、李德刍《元丰郡县志》(今佚)、欧阳?《舆地广记》等总志也是以宋及宋以前的政区沿革为主要内容的。疆域政区差不多也是所有府州县志必叙的内容。

宋代是我国沿革地理学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时期。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借“通鉴”之名表历史之意，通考历代疆域政区和军事重地，脉络清楚，征引浩博，为现存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历代疆域政区的名著。郑樵《通志》的《地理略》、《都邑略》，记述了宋代以前河道、疆域政区、都邑的变迁简况。此外，还有不少考述一代或历代疆域政区的著作，如吴?《历代疆域志》(今佚)、杨?《春秋地谱》(今佚)、王应麟《诗地理考》。山川水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程大昌、毛晃、傅寅等人对《禹贡》山川地理的考释上。他们博考群书，指出前人谬误之处，颇有发明，对后代《禹贡》山川地理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程大昌《雍录》、张礼《游城南记》、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分别记载宋代以前西安和南京地区城苑、宫殿、寺观情况，为研究古都的重要参考书。

宋代自然地理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水利学著作的发达和对某些自然地理现象认识的提高上。由于治理黄河的需要，北宋时已出现沈立《河防通议》、田告《禹元经》(今佚)、李垂的《宣和编类河防书》(今佚)等研究黄河流向、水文、治理办法的水利专著，其中《宣和编类河防书》(今佚)达192卷。不少水利著作是在实地踏勘仔细研究基础上撰成的。《吴中水利书》作者单锷，曾乘小舟考察太湖三州水道达30年，一沟一壑皆曾到过，故提出的治理浙西水利方案，言之有据，直到明代仍为人们所遵循。不少学者对自然界中某些地理现象，通过实地观察获得接近现代科学原理的认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出了流水对地形的侵蚀作用和河流携带的泥沙的造陆作用，揭示了地势高下和纬度不同与气温变化的关系。在流水作用问题上，欧阳修认识到河流淤积自下游始，范百禄则指出流速减低携带的泥沙便要淤积。周去非第一次从形态原则出发，将桂林岩溶地貌分为岩、洞、峰三类型。范成大科学地解释了太湖石与太湖溶洞的成因。此外，宋代已使用水平尺和罗盘针进行地形测量，并在吴江(今属江苏)立“水则碑”，用以测量水位变化，为我国较早的水文观测站。

由于外患严重，无力向外发展，宋代边疆地理与外国地理的研究不如唐代兴盛。边疆地理多限于辽、金及蒙古，以沈括《熙宁使虏图抄》和彭大雅《黑鞑事略》等较著名。外国地理多限于高丽、东南亚等沿海国家和地区，且多来自采访，以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赵汝适《诸蕃志》最著名。《诸蕃志》记载范围东自日本，西至北非摩洛哥，保存了各国风土人情、物产资源，诸方面的珍贵史料，经常为后来史地学者所引用。参见“宋代地图学”、“宋代方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