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族文化交流

宋的南部和西南部分布着僚、瑶、苗、畲、黎、仡佬等数十个少数民族及其部族，宋廷对其大都采取羁縻统治方式。与宋并存的民族政权，西面有吐蕃诸部和白族大理国，西北面有喀喇汗、高昌、龟兹诸回鹘王朝和党项族西夏国，北面是契丹族辽、女真族金与蒙古族元诸政权的更替。宋代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以下诸种渠道：

各族人民的杂居，带来生产经验、生活习俗、商品交换、社会制度等多方面的互相影响和交流。宋代的许多地区就处于多族人民杂居的状况中，如南方的广西宜州(治今广西宜山)、四川的黎州(治今四川汶源北)，诸地都有许多民族、部落犬牙交错地安居着。《岭外代答》载，广西钦州地区有五种族民杂居，简称“五民”：一是土人，为古越族居民;二是北人，五代战乱时北方流民;三是俚人，今壮族祖先之一;四是射耕人，从福建移居而来;四是?人，乃以船为家、捕鱼为生的民族。这些都反映出宋代南方民族杂居情况。北方河西走廊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杂处着汉族、吐蕃、回鹘、党项诸族民众，随着辽、金政权向南方扩展，契丹、女真族人民也大批移居华北汉族地区，直至互相通婚、逐步汉化。由于种种原因，部分汉族人民也不时会移向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金朝把大批汉族农民与手工业者迁往东北地区;《岭外代答》称海南岛的熟黎中颇有湖广、福建之“奸民”。宋廷在镇压南方一些少数民族起事后，也常强令其人民迁徙。大中祥符九年(1016)迁抚水州蛮700余口于广西及荆湖地区安置。熙宁三年(1070)攻破梅山峒蛮地区，也把部分峒民南迁，同时在这里编户籍田、置县建镇，完全采用对汉族的统治方式，使其族加快了同汉族的融合。许多少数民族都可分为熟户、生户，所谓“熟户”乃指靠近汉族或杂居于汉族中的部分少数民族族民，他们在文化上已逐步汉化。在各民族杂居地区，先进的汉族文化以其各方面优势向其他民族社会进行着逐步而深刻的渗透。

宋代各民族政权间的聘问、贡赐往来频繁，这些外交活动，大大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宋辽、宋金、宋夏间往来的国信使，犹如大型的国家贸易代表团，往来运载着价值数万、数十万贯的礼品物资，其中有各类地区特产、高级奢侈品，更有代表国家、民族工艺水平的精致手工产品。到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来进行贡赐贸易的，有以王国为名义的大理、于阗、龟兹、高昌等国，有以民族为名义的鞑靼、党项、吐蕃、回鹘等族，还有西南诸少数民族的黎州诸蛮、宜州诸蛮，西南五姓蕃，直至海南黎峒等，也有以地方为名义的甘州(治今甘肃张掖)、沙州(治今甘肃敦煌西)、宗哥城(今青海西宁)等地方民族，它们几乎包括了今中国境内各主要少数民族的先辈。各少数民族来宋朝贡，因有超出贡物价值的回赐礼物，还可沿途贸易，求得厚利，并得宋廷册封，所以络绎不绝。据《宋会要辑稿?历代朝贡》所载，各民族来北宋东京朝贡达230余次，这只是不完全统计。有的规模相当大，如西南五姓蕃多次派数百人使团至东京，咸平六年(1003)更遣千余人的使团，俨然是一庞大的商队。元丰八年(1085)，于阗一次进奉马匹，就得宋廷回赐120万贯，可见马匹数量之大。宋廷也特在京城设置了都亭驿、都亭西驿、怀远驿、来远驿、礼宾院等馆驿和客省、往来国信所、四方馆等官署专门接待各民族使节。各使节来宋廷除了贡赐贸易之外，还常有其他要求，如乞请手工工匠、求买各种汉文书籍等，宋廷一般也都予以满足。中原汉族的各类文化成果随之传入各族社会。其他各主要民族政权之间也常互派聘问使节和进行贡赐贸易。

商品贸易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宋朝在南方各少数民族汇集地区设置了许多博易场，如荆湖地区的沅州(治今湖南芷江)、锦州寨(今湖南凤凰南)，四川地区的黎州(治今四川汶源北)、雅州(治今四川雅安)，广南地区的宜州(治今广西宜山)。尤其是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博易场，主要与大理国、罗殿国、自杞国及周围各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十分繁荣。宋廷在西北、西南边境设置多处“市马场”，专门负责与吐蕃、党项、回鹘及四川地区诸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其交易数额也十分可观。宋、辽、夏、金、蒙各政权交界边境地区各设置有数个至十数个榷场，由官府管理双方的互市贸易。这里商品集中、种类齐全，贸易额大，是各族之间主要的互市贸易渠道，如宋辽之间估计榷场年贸易额达150余万贯。榷场贸易对各民族政权的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尤其对北方诸民族来说，许多生活必需品还依赖于南方宋地商品的输入。宋每年输送辽、夏、金数十万两、匹、斤的银、绢、茶叶诸岁币，实际上也是给予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经济上的重要资助。宋廷对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也时赐予一些犒赏，包括银钱、绢布、茶盐等物资，以示安抚。而各族交接或边境地区的一般“和市”、“走私”，就更不计其数。许多商人还长途贩易，泛舟海上或跋涉沙漠。尤其是回鹘商人，其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河西走廊，一直到中原华北各地。有的回鹘商人还携带家属来东京开封等内地定居经商。各民族商人的商业活动，为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贡献。

当时中国境内主要崇尚佛教，不但宋、辽、夏、金诸主要政权如此，边远的高昌、龟兹、吐蕃、?厮罗、大理诸民族政权也都佛教盛行。在民族文化交往中，各地区、各政权的僧人尤为活跃。各族僧人来宋地巡访求法者最多，其奉献梵经、念珠、舍利，乃至各种工艺品，宋廷也倍加礼遇，赐以紫袍束带、佛经、称号等，常同意其往中原各地游览。僧人们在传教求法、翻译佛经诸活动中，不但为宗教文化奔忙，而且把医药、建筑、印刷、雕塑、绘画及其他手工技能、造型艺术、文化知识广为传播，在民族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各主要海港如广州、泉州等地，居住有相当数量的阿拉伯诸国商人及其家属。这些人在中国长期定居，经营商业，以至通婚成家，繁育后代。在信仰和传播伊斯兰教的同时，也不同程度的吸收一些汉族文化，使用汉语，宋末被称为“南蕃回回”。而西北信仰伊斯兰教的回鹘诸族人及中亚一些地区人民，也开始大批向中原及东南迁徙，以至江南诸地亦多有其居民，与汉族安然杂居，南宋后期也都称其为“回回”。这些回族先民的各部，在南宋时期，正处于大迁徙、大融合的前期准备阶段，其民族文化特色也在逐步完成。及至元代开始形成一独立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宋代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倾向是汉族文化对各少数民族的巨大影响。辽、夏、金、蒙诸民族政权都不同程度的学习并采用着宋朝汉族的政治制度，包括官制、科举、法律诸方面。而中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诸方面的生产经验、经营方式也为各民族不断吸取并发挥作用。汉族传统儒学乃至宋代程朱理学等书籍大量流入各少数民族地区，逐渐成为许多民族政权的正统思想。各民族政权开办各类学校教授汉学，连西南各地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如环州蛮、渠阳蛮、僮、瑶诸族地区都建有学校，其子弟入学读书，既而应举入仕。各族人民改汉姓、说汉语，以至衣食住行都接受汉族生活习俗。在汉文化的全面影响下，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族居民日趋汉化，包括南下的契丹、女真族人，东来的党项、西域诸族人，及西南地区一些部族，而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趋势最为明显，从而使宋元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宋代民族文化交流的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极大地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东京开封为当时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各地区、各民族的农牧特产、手工艺品异常丰富，居民生活中常使用各种“蕃物”，而街巷鄙人直至士大夫皆歌“番曲”。做使节归来或任职少数民族地区后，一些士大夫都能有笔记、撰述，如《溪蛮丛笑》、《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使高昌记》、《云南买马记》、《松漠纪闻》、《黑鞑事略》、《蒙鞑备录》等，不但向当时人民介绍了各民族的社会文化，也为后人留下丰富的史料。契丹人从西北回鹘地区获得西瓜种，移植成功，再传入金、宋各地，成为汉族人民最喜欢的水果之一。北宋流行的“诸宫调”等说唱艺术，为金人吸取，再创造出金“院本”戏剧，两者最后孕育出元杂剧，也是民族文化交流所开出的一朵奇葩。宋代民族文化交流，也使各民族的文学、艺术、学术、科技等文化领域注入了新血液，开出了新生面。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了各地生产的发展，加深了各族人民的友情，推动了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宋代能达到如此高度发达的精神、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民族文化交流频繁是重要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