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画论

两宋时期，绘画理论有很大发展。宋人或历述画家事迹，或品评古今名作，或总结创作经验，或阐说艺术主张，撰著之数量、涉及之范围、论述之精要，皆较前代甚有进步。宋代有关绘画的论著，现存者约有三四十种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史传类有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邓椿《画继》等，品藻类有刘道醇《圣朝名画评》、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李?《德隅斋画品》等，画法类有郭熙、郭思《林泉高致》、韩拙《山水纯全集》等，著录鉴赏类有米芾《画史》、官修《宣和画谱》、周密《云烟过眼录》等，题跋类有董?《广川画跋》等，图谱类有宋伯仁《梅花喜神谱》等。至于散见于笔记、文集中的论画诗文，更不计其数。宋代画论中多有精粹之语，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如黄休复将画作依次分为逸、神、妙、能四格，并分别加以解说，此种崇尚逸品的评画标准，反映出唐宋之际艺术趣味的变化。此外，郭若虚论“气韵非师”及用笔版、刻、结三病，刘道醇论“六要”、“六长”等，皆对前人画论有所发展。在山水、人物、花鸟、竹石等科绘画的体制、构图、画法等方面，宋人亦有不少创见。如郭熙将山水画构图归纳为高远、深远、平远三种方式，并提出“身即山川而取之”说，认为“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故须“饱游饫看”，博取精粹，这些论述对山水画论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画人物，郭若虚认为须分清不同“气貌”;陈郁提出“写形不难，写心惟难”;李公麟注重刻划内在精神，认为画观音“自在在心不在相”;苏轼等人认为重在“传神”，故“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之”。画花鸟竹石，则提倡精细不苟的审物精神与借物抒情的诗意表现。如郭若虚认为“画翎毛者，必须知识诸禽形体名件”;宋徽宗论月季四时朝暮皆不同，及“孔雀升高，必先举左”;董?认为“物各有神明，但患未知求于此身”;苏轼提出“成竹在胸”、“诗在口，竹在手”、“身与竹化”等说法。上述议论皆颇具卓见。时文人画渐兴，故申说文人画艺术主张的论述尤多。如邓椿创言“画者，文之极也”，认为“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苏轼提出“常理”之说，认为：“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又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沈括认为：“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黄庭坚认为：“凡书画当观韵，…此与文章同一关纽，但难得人人神会耳。”这些观点典型地体现了文人画家的审美情趣。在绘画作品的装潢、鉴赏、收藏等方面，宋人亦有颇多精要之论。宋代画论对古代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时和后世均有颇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