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赋税

宋代赋税苛重，名目繁多，主要有两税、身丁钱、商税、屋税、地税、茶盐酒税及各色苛捐杂税。朱熹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其实，宋代还增造出许多前代所没有的相当苛刻的各色杂税。

两税　宋承唐制，两税仍是国家向全体主户，即所谓有常产的税户征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土地税，即所谓“民田之赋”。两税分夏税和秋税，夏税一般五月上、中旬起纳，后改为六月一日起纳，七月中旬至八月初纳毕;秋税一般九月初起纳，后改为十月一日起纳，至十二月初纳毕。征纳之物有谷、帛、金铁、物产四类，谷类包括粟、稻、麦、黍、菽等，帛类包括罗、绫、绢、纱、绞、、丝、绵、布葛等，金铁类包括金、银、铜、铁、货币等，物产包括六畜、茶盐、齿革、翎毛、竹木、麻、草、果、药、油、纸、薪、炭、漆、蜡等，其种类之繁夥，几乎无所不包。一般来说，夏税以丝绵、丝织品、大小麦、货币等为主，秋税以稻、粟、豆类、草等为主。南北各地的物产不同，税物的品种也多有差别。

“大率中田亩收一石，输官一斗。”此所谓什一税，是宋代两税税率的大致平均数，以作为天下之通法。但各地又都依土地的肥瘠，将其税额分成若干等级，许多地区分上中下三等，谓三则法，也有分二等、五等、九等者。每亩税粮由几升至几斗不等，税钱也由几文至几十文不等。宋代300年间，曾几次大规模重定两税，如北宋前期的检田均税，熙宁、元丰年间的方田均税法，高宗时期的经界法，南宋晚期的推排法等。而局部地区的重定税额，也无法统计。重定两税的结果，往往是加重税额。

在纳税前两个月，官府向纳税户分别发放“由子”之类的通知单，上面开列本户的应纳数额。人户缴纳毕，官府再发“税钞”，或称“钞旁”，上面盖印，以作纳毕的凭证。钞印各个仓库各不相同，且只行用一次，收税毕即由官员亲自监督毁印，以防伪冒。以熙宁十年(1077)为例，全国的两税收入主要如下：银约6万余两，钱550余万贯，粮食1，800万石，布帛260余万匹，丝绵580余万两，草1，600余万束等。

除个别地方外，一般而言，两税额并不算重，但是官府却以各种名义加税，其名目之多，搜括之细，都是空前的，从而使两税成为税户的沉重负担。加税主要有：

沿纳　源自唐末五代，由当时两税的各种临时加派的税目逐渐固定下来而形成。宋统一后，大多沿袭下来，统称沿纳，亦称为“杂变”，计有农具钱、纸笔钱、牛皮钱、盐钱、曲钱、鞋钱、公用钱米等十余项，其中尤以“加耗”为普遍，某些征敛比五代时还苛刻。

支移和脚钱　为了应付军需或以有余补不足，官府规定两税不在本地交纳，而由税户输至较远的指定地点交纳，称支移。支移的路程一般从一百里至三百里，以户等高下而定。在战争期间，要求远程支移，以至有往返千余里的。可见支移实际上是赋税与劳役结合的两税额外负担。若非战争紧迫急需，允许税户纳脚钱以免支移，脚钱也按户等征收。这样，脚钱就成为两税事实上的加税，且不断加重。随着时间推移，脚钱甚至逐渐变成与支移无关的固定附加税，一些地区税户既纳脚钱，仍需支移。

折变　官府根据一时所需，把原税物折变成其它钱物而向税户收取。按规定折变时应以中价平估，使其价值相当。实际上，官府却往往增取其值，有时还玩弄反复纽折之手段，如应纳现钱，折成绸绢，又以绸绢折成丝绵，复以丝绵折回现钱，这样来回折变后，比原来税额已陡增数倍以上。

预借　即官府向税户提前征收两税。北宋末年，已有前期括借民间两税的情况，南宋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时法律虽有明文禁止，但实际上禁而不止。有的地区增借几分税额，有的地方预借二三年之税物，有的甚至预借六年、七年后之两税，致使税户倾家荡产。

其他较常见的两税加税，还有义仓、合零就整、大斗与大斛、重催、呈样、斗面与斛面等数十种名目和手段，实不可胜数。有的地区加税甚至不讲任何名目，强行征取。由于官府不择手段地搜括与掠夺，单两税就已使税户不堪重负。遇灾荒年景，虽可根据灾情分成酌减，然而要取得官府的减免，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身丁钱　宋代沿袭五代旧制所收取的丁口之赋。男子年二十至五十九为丁，人户不分主、客，每年均须按丁数输纳钱米。主要在四川以外的南方各地区征收，税额各地不同，或为数百文钱，或为数斗粮。福州身丁钱岁入达2万余贯，逾夏税钱币收入的三倍。两广每丁纳钱数百且输米一石，为最重。大中祥符四年(1011)，诏免除两浙、福建、荆湖、广南六路身丁钱，岁凡45万余贯。但有些地区改征丁米，而两浙虽免除身丁钱，却仍保留丁盐钱，几经演变又回称身丁钱。南宋时期，身丁钱的收取仍很普遍，后来湖南、两浙诸地陆续免除，而广南诸州却一直保留至南宋末，甚至年才十二三，身末成丁，便行科纳，称“挂丁钱”。

商税　分住税和过税两类，住税为贸易税，过税为流通税，税率分别为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二。以现钱交纳，或准许以货物抵当，或以实物抽解纳税。京城设商税院，各州、县及较大的市、镇设税务，朝廷委派监官管理。税额千贯以下的乡村草市，实行“买扑法”，即由当地豪户、商人包税，再任其收取土产交易税，称“人户买扑土产税场”。官府在税务和交通要道上公布商税则例，列出各应纳税的货品及其税钱数。商旅纳税毕，由税务发给税引，记载其货物品种、数量、起发点与住卖地、纳税时限等内容。也时或有各种附加税，如市例钱等，名色不少。商税虽属国家税收，但多留作地方经费，故有的地方往往私增多取，税吏也时常勒索商人，以至于有些地方税务被人称为“法场”。宋代商业发展迅速，但各地并不平衡，所以商税之入各地相差较大。全国商税年收入一般在数百万贯，庆历中达1，900余万贯，在宋代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比重。

地税、屋税　统称“城郭之赋”，由城镇坊郭户负担。地税又称地基钱、地课钱、白地钱，凡是坊郭户的店宅地基，都须交纳地税。许多城镇把宅地分成数等，以丈尺计算面积，再按等级高低定税，由店宅务(或楼店务)负责催缴。如南宋庆元府(治今浙江宁波)开庆元年(1259)，年收地税钱1，3000余贯。店宅务、国子监等官府机构所占的国家所有土地进行房地产经营者，也要纳官地钱。屋税又称宅税，即对坊郭户征收的房产税。各类房屋分等级、品类而定税额，然无定制。如河北路屋税分十等;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县)年收屋税5，000余贯，而有的地区却无此税。北宋后期，城镇一些民房建造侵占了街道，要交纳“侵街房廊钱”。官府还对城镇商人店铺、质库的流动资产估算营运钱，据以划分户等和摊派其他赋税。营运钱的估算由于缺乏固定标准，官府可乘机骚扰。

茶、盐、酒税　宋代禁榷专卖的物资，还有香、矾、铜、铁多种，而税收以此三项为最。茶税包括：榷茶地区官府专卖茶叶的利润和征收茶商的茶引、交引钱等，不榷茶地区征收茶园户的租税和茶商的贸易税。盐税包括：官府直接生产、专卖的利润和征收井户、亭户等各类盐户的租税，及收取盐商间接专卖的盐钞、盐引钱。酒税包括：官营曲院、酒务、酒库的利润和向各类酒户、拍户征收的税钱，买扑坊场钱，及向不榷酒地区民户征收的酒税(又称“万户酒”)、曲引钱等。茶税年收入一般二三百万贯。盐利年收入数百万贯不等，庆历中达七百多万贯，而南宋绍兴末竟达二千一百余万贯。酒税年收入亦为数百万贯，庆历中达一千七百多万贯。宋代商税加上茶、盐、酒等禁榷专卖收入，已开始超过农业两税的岁入，它是封建社会国家财政收入比例的一大转变。

经总制钱　经制钱和总制钱的合称。经制钱始于宣和四年(1122)，系经制使陈遘所创，故名。南宋固定其名色，主要有：权添卖酒钱、量添卖糟钱、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官员等请俸头子钱、楼店务添收三分房钱等。总制钱始于绍兴五年(1135)，时参知政事孟庾提领措置财用，设总制司，创此钱，故名。其名色更为细微，计有：转运司移用钱、勘谷朱墨钱、出卖系官田舍钱、典卖田宅牛畜等印契钱、进献贴纳钱、常平司七分钱、茶盐司袋息钱等。经总制钱名色共有五十余项，一部分属于旧目增税，一部分属于向地方征调的某些财政专款，一部分便是新创的杂税，成为南宋中央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多用以助军费。由于经总制钱岁无常入而有常额，为完成数额，官府往往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间大受其害。

和买与折帛钱　所谓和买，原意为两相情愿的公平交易，宋时多指预买绢帛。宋初，官府于春季向民间预买丝麻产品，预支和买本钱予民，以解春季民困，民于秋后以丝麻产品随两税纳官。后来各地开始减克或拖欠和买本钱，或折支盐等杂物。到北宋末至南宋初，绢帛之数尚存而和买本钱不复支予，和买绢帛实际上成为一项新增的定额税目，按照户等进行摊派，不少地区的和买额甚至超过夏税款。其他如和籴粮草之类，也与和买绢帛一样演变为税额。南宋初，又要求两浙路把夏税绢帛与和买绢帛全部折成钱币交纳，称折帛钱。后又按上供布帛一半折钱的比例，推行于各路。有些地区官吏不但把绢帛的折钱数定得很高，甚至强迫民户折银输纳等。据绍兴后期统计，东南折帛钱岁入达600万贯左右。

科配　宋代没有固定时间、品种和数额的临时性赋税，统称“科配”，又称“科敷”、“科率”。北宋初期，科配大多是城镇坊郭户的负担。官府向坊郭户低价甚至无偿科买物品，高价配卖物品，也是变相科配，往往通过工商业的同行组织“行”进行摊派。神宗熙宁时，开封肉行请求交纳免行钱，不再向官府供肉。诏令行户按收入多寡纳免行钱，免除科配。但免行钱过重，又往往分配不均，甚至有既纳免行钱又不免科配的情况。北宋中期以后，科配又逐渐推广到乡村，而夫役、差役、和买、和籴之类乡村赋役又扩大到城镇，许多税目要城乡共同负担。北宋后期，曾规定品官占田在一定数额之内，可免科配，南宋又取消这个规定。科配原则上按户等摊派，也有按田亩多少分摊的，一般限于上户。而官户和上户常将科配转嫁给贫民下户。

月桩钱和版帐钱　这是南宋为筹措军费而新增的杂税。月桩钱始于绍兴二年，令江南东路每月存桩并发送十万贯钱给朝廷，以供军费。后又推行于两浙、湖南诸路。月桩钱原从上供、经制等钱中支出，是朝廷向地方征调财赋的一个项目，但地方不足以应付十之二三，无从桩办，便只能巧立名目，如曲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贴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等，临时措画，横征于民。版帐钱始于南宋初，多是无窠名而“凿空取办”的无名之敛，即使有窠名，也是“非法妄取”，如征收税粮，耗剩之外再加耗剩;交纳钱帛，糜费之外再出糜费;田产尚未成交，即付田契，令出钱“寄纳”;其余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之类，不可遍举。月桩钱和版帐钱对民间的搜括无所不至，两浙路、江南路等东南地区受害最重。

宋代征收赋税可谓头会箕敛，且不断有所增加，以至于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再加上形势品官之户常常利用权势转嫁负担于贫下户，揽户、胥吏趁机敲诈勒索、从中渔利，广大中下民户生活在难以忍受的重负之下。宋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为赋税收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统治阶级的过度搜括，使赋税的增加超过了经济的增长，因而阻碍了社会再生产的扩大，激化了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