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中原文学

经过了唐代近200年的繁荣，中原文学进入宋元以后逐渐失去了昔日那种独领风骚的宏伟气象，在国内由一方文坛霸主退而居次要地位。这固然是由于中原久经战乱，人民饱经忧患，作家流离失所，无以安身立命，失去了生活与创作的根本。南宋以后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北迁，也使中原文学元气大伤。虽然如此，中原文学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中原作家仍以其孜孜不倦的创作显示着中原文学的实绩。宋元时期，中原作家依然蔚为可观，粗略计算一下，计有魏野、石曼卿、尹洙、贺铸、陈与义、朱敦儒、史达祖、岳珂、可应麟、姚燧、许有壬、?贤、郑廷玉、王恽、李好古、赵文殷、赵天锡、陆显之、姚守中、宫天挺、钟嗣成等20余位作家。他们虽都不及杜甫、韩愈的声名和影响，但也都是名噪一时的人物，其中魏野、贺铸、陈与义、朱敦儒、和郑廷玉、宫天挺、钟嗣成皆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赢得了时人和后世的重视。

魏野(960―1019)，字仲先，号草堂居士，陕州(今河南陕县)人。北宋著名的隐士和诗人。性喜吟咏，不求闻达，于州东郊面山环水处植竹种树，凿土为穴，号“乐天洞”，洞前建有草堂，魏野常于此草堂中弹琴自娱。魏野不喜巾帻，闻有客来，不分贵贱，皆纱帽白衣出见。出行常骑一白驴。工于诗，史称其“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宋史?隐逸传?魏野》)魏野平易近人，不少人情愿备酒肴从之游，啸咏终日。宋郑景望《蒙斋笔谈》载：“野和易通俗，人乐从之游。王魏公(旦)当国，尤爱之，亦数相闻。天禧末，魏公屡求退，不许。野寄以诗曰：‘人间宰相唯三载，君在中书十四年。西祀东封俱已了，好来平地做神仙’。魏公亟袖以闻，遂得谢。”(《古今说海?说略》庚集)魏野性爱山野，不喜仕宦，故其诗多超尘出世之语，有飘飘欲仙之意。如其《寻隐者不遇》中的那位隐者，人未谋面，而其仙风道骨已呼之欲出：“寻真误入蓬莱岛，香风不动松花老。采芝何处未归来，白云满地无人扫。”魏野虽是一位隐士，但在当时诗名甚大，宋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者专程索求魏野的全部诗篇。朝廷知其名，遣人招之为官，魏野以“资性慵拙”婉辞。

出身贵族之家的贺铸是北宋著名的词人。贺铸(1052―1125)，字方回，卫州(今河南汲县)人，宋太祖孝惠贺皇后之族孙。贺铸生性梗直近侠，喜论时事，言词犀利，很少掩饰，不论是贵族权要，只要有过分之事，他都“极口诋之无遗辞。”长于度曲填词，“掇拾人所弃遗，少加隐括，皆为新奇。尝言：‘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宋史?文苑传?贺铸》)贺铸的话虽然显得有点狂放，但却一语道出了其性格与创作特点。贺铸先在朝中为官，后转任地方官。但因生性梗直，疾恶如仇，贺铸在官场一直不得志。晚年隐居苏州，卒于常州。贺铸一生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但社会并没有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他晚年退隐江湖，实非本愿，而是出于不得已。他的词富丽华艳，悲婉凄壮，婉约与豪放并存，同时期的词人张耒曾这样评说：“方回乐府妙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幽索如屈、宋，悲壮如苏、李”(《东山词序》)。其《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缠绵多情，哀婉凄凉;其著名的怀古之作《水调歌头?南国本潇洒》和《六州歌头?少年侠气》，吊古伤今，即事感怀，流露出肝胆侠气，表现出豪迈激情。艺术上，贺铸善于化用前人诗句，自为新奇，如《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中的“锦瑟华年谁与度”，用李商隐《无题》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句;其“旧时王谢，堂前双燕过谁家”(《水调歌头?南国本潇洒》句，用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商女篷窗罅，犹唱《后庭花》”句，用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既增加了贺铸词的典丽华赡，也有助于词人言志述怀。

南渡以后，宋室偏安，每一个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文臣武将都象岳飞那样，念念不忘的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光复与统一祖国。所以，整个南宋时期，表达爱国之情、抒发豪情壮志，一直是其文学的主流。这一时期，随着宋室南迁，中原文士大都到了江南。离开了养育他们的土地，来到了江南水乡，中原作家并没有停止创作，而仍然用他们手中的笔为光复和统一鼓与呼，抒写爱国之心，思乡之情。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中原作家是陈与义和朱敦儒。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北宋徽宗时曾官太学博士。及高宗南迁，陈与义避乱襄、汉，转湖、湘，过岭峤，辗转来到南宋都城临安，先为兵部员外郎，累迁参加政事。陈与义是两宋之际著名的诗人，其诗“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宋史?文苑传?陈与义传》)宋徽宗末年，陈与义受到谪贬，监陈留酒税，对农村生活有了深刻的体验，写了一些农村题材的诗篇，其中不乏佳作，如《襄邑道中》写其乘船行于惠济河的所见所感：“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飞花两岸照船红”，一句写尽春色春意;“不知云与我俱东，”更将诗人的惬意与忘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道中寒食》是诗人受谪时沉郁心情的写照，“斗粟淹吾驾，浮云笑此生。有诗酬岁月，无梦到功名，”心绪甚是阴沉，而“客里逢归雁，愁边有乱莺。杨花不解事，更作倚风轻”四句，借归雁、乱莺和飞舞的杨花，极写诗人的沉郁心情。《对酒》诗写“陈留春色，”字字句句多春意，笔底春色令人神往，“燕子初归风不定，桃花欲动雨频来”和“白竹扉前容醉舞，烟村渺渺欠高台，”写初春的桃花、新竹，融进了诗人的情感。在诗歌创作上，陈与义虽然走的是江西诗派的路子，但其诗绝无“掉书袋”之嫌。在江西诗派“点铁成金”、“脱胎换骨”诗风的影响下，陈与义诗能够做到明快流畅、清新俊丽，实属不易。

与陈与义约略同时的朱敦儒也是河南洛阳人。朱敦儒字希真，两宋之际著名的词人。他虽是布衣，但在两宋之际名声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屡次辞诏不仕。宋钦宗靖康中，尝受诏至京师，朝廷准备授以学官，朱敦儒固辞不受，还山隐居。靖康难起，朱敦儒经江西流落到岭南。高宗即位，欲图有为，诏举草泽才德之士。有人举荐朱敦儒，朱敦儒又借故推辞。著名抗金名将张浚请他出山参赞军机，亦不肯出山。绍兴二年(1132年)，朝廷再次征召，朱敦儒在朋友的再三劝告下始出仕，先为秘书省正字，后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右谏议大夫汪勃劾其“专立异论，与李光交通，”因而免官。绍兴十九年(1149年)上疏请归，寓居嘉禾(今浙江嘉兴)。后以子故为秦桧所笼络，出任鸿胪少卿。其晚节因而为时议所指责。朱敦儒长期隐居不仕，故其词多写隐逸情趣。《朝中措》这样写道：“先生筇杖是生涯，担月更挑花。把住都无憎爱，放行总是烟霞。飘然携去，旗亭问酒，萧寺寻茶。恰似黄鹂无定，不知飞向谁家。”可谓是风花雪月寻消遣，山间林下寄情怀。他的《好事近?渔父词》，写放情江湖的情趣和隐居生活，俨然如世外人语。南渡以后，朱敦儒还写了一些充满故国情思的爱国词，如《减字木兰花?听琵琶》、《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都寄托了国破家亡的哀思，抒发了诗人的爱国情怀。“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苍凉凄婉，表现出希望收复中原的强烈愿望，与当时北伐雪耻的呼声是一致的。

南宋时期，还应特别一提的是不以文名世的著名抗金将领岳飞。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与韩世忠俱为南宋初期抗金名将。后被奸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词今仅存三首，其中仅《满江红》一首，就足以奠定岳飞在南宋词坛上的地位。这首词气势磅礴，“壮怀激烈”，处处洋溢着爱国激情。读着那“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词句，有谁不为诗人那满腔的爱国激情所感动?有谁不为诗人写出这样的绝妙好词而拍案击节呢?所以清人陈廷焯称赞此词道：“何等气概! 何等志向! 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白雨斋词话》)。岳飞之孙岳珂(1183―1234)也是南宋颇有名气的诗人。岳珂字肃之，号亦斋，又号倦翁、东几，曾做过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管官，著有《?史》、《愧郯录》等。岳珂的词颇有乃祖之风，其《祝英台近?北固亭》吊古感今，沉郁悲壮，表达了收复中原、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可与辛弃疾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媲美。

元代是中国戏曲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出现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元曲四大家，出现了王实甫《西厢记》这样数百年来盛演不衰的名剧，出现了100多位有名氏可考的和许多佚名杂剧作家。元前期杂剧活动主要在大都(今北京)和北方，中原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杂剧作家，比较著名的是郑廷玉、宫天挺和钟嗣成。郑廷玉，彰德(今河南安阳)人，生平不详。所作杂剧22种，今存《布袋和尚忍字记》、《楚昭王疏者下船》、《宋上皇御断金凤钗》、《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和《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五种。在现存五种杂剧中，反映中原生活或以中原为背景的就占了三种。《布袋和尚忍字记》中的男主角刘均佐是开封人，而对其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刘均估则是洛阳人;《宋上皇御断金凤钗》和《包待制智勘后庭花》两剧敷演的公案故事，都是以宋京开封为依托。郑廷玉的杂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视财如命、悭吝成性的守财奴多有指责，同时也较多地流露出宿命思想。宫天挺，字大用，大名开州(今河南濮阳)人，元杂剧后期作家。曾做过学官，钓台书院山长。后为权豪诬谗，不复见用。卒于常州。其“文章笔力人莫能敌。乐章歌曲，特余事耳。”(见《录鬼簿?宫天挺》)所作杂剧六种，今仅存《死生交范张鸡黍》一种。剧中的书生范式、孔嵩是山阳(今河南焦作东)人，张劭是汝阳(今属河南)人，王韬洛阳人，可谓是清一色的河南人。剧写文人间重信守义的友谊与交往，张扬了儒家的行为道德规范，鞭挞了投机取巧、弄奸使坏的小人。宫天挺所作杂剧今虽仅存一种，但因其是元杂剧中唯一的写布衣文士交往的剧目，所以很有影响。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对宫天挺杂剧有很高评价，称“其词锋颖犀利，神彩烨然。若健翮摩空，下视林薮，使狐兔缩颈于蓬棘之势。”

元代后期，中原作家最引人注意的是钟嗣成。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自称古汴(今河南开封)人。据李春祥先生考证，钟嗣成约生于公元1275年，卒于公元1345年或略后(《元杂剧论稿》)。钟嗣成长期生活于杭州，科场失意，“累试子有司，命不克遇。从吏，则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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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杜门养浩然之志，著《录鬼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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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鬼簿》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元代杂剧作家作品和相关史料的著作，为后人研究和认识元杂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全书记载金元曲家152人，其中散曲作家72人，有剧目的杂剧作家80人，杂剧名目近500种。所作杂剧计有《章台柳》、《钱神论》、《蟠桃会》、《郑庄公》、《斩陈馀》、《诈游云梦》和《冯

烧券》7种，皆已不存。今存唯小令51首，套数一套。时人对钟嗣成评价很高，朱士凯赞其“君之德业辉光，文行?润，后辈之士。奚能及焉!”(《录鬼簿后序》)钟嗣成杂剧虽皆不存，但仅一《录鬼簿》已足以使其成为“不死之鬼”，千古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