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

宋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面对辉煌的唐诗，宋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以开拓诗境，终于在极盛难继的局面下开辟创新，成就了诗国的洋洋大观。

宋代的国力与疆域大逊于唐帝国，内忧外患的交织造成了所谓的“积贫积弱”，以至南渡偏安，在风雨飘摇中苦撑残局，由此产生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宋廷的“右文”国策为士人的参政提供了广阔的途径，激励了他们更强烈的参与意识，激烈的政争乃至党祸也因此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士人对传统的三教进行反思整合，熔铸出新的儒学形态理学，它虽也标榜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但更重养成心性的内圣境界，以成就所谓的“圣贤气象”。宋诗的种种特点正是植根于这样的历史文化土壤上的。宋诗在主题的范围上大大超越了唐诗，它和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其一是诗歌的政治色彩加重，从北宋的庆历新政、熙丰变法到南宋的抗金复国、党禁政争，无不伴随着诗歌创作的高潮迭起，有些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其二是诗歌关注社会民生。诗人深切同情穷苦人民的悲惨遭遇，抨击统治者的苛政暴行、聚敛剥削。宋诗对民情风俗、民生经济的描绘也是前所未有的，其广阔之笔触为后人展现出一幅社会生活的绚丽长卷。其三是诗歌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士人生活。宋诗更多地涉及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多谈艺衡文之作，题画诗及评诗书音乐之类的篇什大量涌现。流连光景，感悟人生，谈玄参理之作也成为宋诗中的一大景观。

宋代诗人通过这些作品着力表现自己优游洒脱、超越无碍的人生境界，故其用笔多作向内的开掘，重人格气象的展现。因而宋诗缺少唐诗的情感魅力和浪漫气质，却多了几分理趣思致。与上述特点相应的是，宋诗在艺术上也表现出有别于唐诗的独特风貌。宋诗更趋于散文化，以散文手法入诗，有助于诗人在诗中叙事描述、议论说理。宋诗一般不重借景传情式的“意境”，而偏好赋体的铺陈，故不如唐诗凝炼含蓄、风神悠远，有直露好尽的芜累。宋代诗人力求新变，在诗法、用字、格律诸方面突破传统，翻新出奇;他们还在诗中大量用典，并变化出各种方式，逞才使巧，炫耀博学，使诗歌创作呈现才学化的倾向，宋人称此为“以故为新”，与之相应的则是“以俗为雅”，即以俗事俗物、俗词俗语入诗，经熔裁锻炼后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宋诗的这些特色是在对传统的继承和扬弃中形成的，其后又经历了曲折的演变历程。

北宋前期的诗风　宋初诗风沿袭唐五代的馀绪，多流连光景之作，宗尚白居易。文学之臣如徐铉、李?等都模拟白居易平易自然的风格。王禹?虽属此派，但学白之外还以学杜自勉。稍后又有晚唐诗派之流行，其中大多是隐士或僧人，前者有潘阆、魏野、林逋等，后者有所谓“九僧”;此外寇准虽位致通显，作诗却与之同调。这一派追踪贾岛、姚仝的诗风，多写清幽隐逸之趣，诗体以五律为主，题材不出山水林泉、风云月露。这两派的诗都失之浅薄琐碎，纤丽工巧有馀，深厚浑成不足。有鉴于此，真宗朝就有一批馆阁之臣提倡学习李商隐。他们集合于秘阁编书，相互唱和，作品编为《西昆酬唱集》，故这一诗派称为西昆派。其诗重典故与辞藻，《西昆酬唱集》中诗纯为律诗，题材多为游赏宴从及咏物咏史，风格雍容典雅、富丽精工，一反以往的平易率直、琐屑纤巧，确有矫枉之力，当时天下靡然风从。但其雕琢模拟、浮华侈丽之弊也颇受诟病。尽管如此，其扭转风气之功不能抹煞，并为此后宋诗的成熟提供了有益的艺术经验。

宋型诗风的确立　宋型诗风的确立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产物，欧阳修是其领袖人物，他与梅尧臣、苏舜钦合力推动了诗风的创新。他们致力于恢复风雅比兴的传统，一方面以诗反映国事民生、针砭时弊，一方面抒写宦游羁旅，感怀人生世态，使诗由雕章琢句转为以气格相尚。他们更重古体诗的创作，风格趋于质朴刚健。欧阳修诗宗韩愈，兼取李白，雄肆奇逸，疏宕畅达;梅尧臣则清新淡雅，又古硬老健;苏舜钦乃以雄豪奔放见长。他们的作风与晚唐体之纤丽、西昆体之浮艳已判然异趣，开始扭转了宋初以来柔靡的诗风，初步确立了宋诗的特色，故刘克庄称梅尧臣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宋诗的全面成熟与繁荣有待于苏轼、黄庭坚的崛起。苏轼继欧阳修之后主盟文坛，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以师友弟子为核心的创作群体。他们将欧、梅开创的诗歌革新推向了新的高度。苏轼以其天纵之才，转益多师，又自出手眼，故其诗夭矫变化，不拘一格，其总体风格则为清雄豪健，给人以快意放笔、酣畅淋漓的美感享受。苏诗发展了诗的散文化与议论化，铺陈排比，议论风生，用典繁富，妙喻连珠，时含机锋理趣。黄庭坚论诗独标“不俗”之境，故其诗重在表现一种清高脱俗的精神境界，兀傲不群的性格气质。为此他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作诗主张，于诗中博采成语典故，参以俚词俗语，或拗其词语格律，要之均为造成迥异常格的诗风。其诗法多得力于杜甫、韩愈，诗风奇崛拗峭，部分佳作，主要是七律，又独具清新瘦硬之风。黄诗变古独造，又标举诗法句律，有途辙可循，故能吸引一批追随者。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为诗派之祖，下列25人为法嗣，于是正式有了“江西诗派”这一名称。其中陈师道年辈最长，成就最高，时称“黄陈”。陈诗苍秀老健，其瘦硬甚至超过黄庭坚。广义的“江西诗派”实不限于《宗派图》所列之诗人，实际上代表了追随黄陈诗风的一个诗人群体。他们标举“无一字无来处”，片面追求拗崛瘦硬，导致枯淡粗疏、质木少文之弊，招致有识之士的讥评。但也有不墨守成法而欲求变补弊者，尤其经历了靖康之变的民族大悲剧，诗人们更不能一味闭门觅句。南渡之际的诗家首推陈与义，其诗从黄陈出，而又上祖老杜，苍劲雄浑，顿挫悲壮，多忧国伤时之篇什。他虽未列名派中，却被方回推为诗派的“一祖三宗”之一。吕本中提出“活法”，要求“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实有鉴于诗派中人枯涩板滞之病而求转变风气。

南宋前期的诗歌主流　南宋前期的诗家以“中兴四大家”，即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为代表。其中陆游堪称南宋诗坛之巨擘，其诗高扬抗敌复国的豪情壮志，但又不拘一格。他私淑吕本中，又师事曾?，经过生活的历炼，始悟“功夫在诗外”。他努力突破江西派的藩篱而溯唐诗，故其诗具唐诗风神，尤其七律属对工切，词华俊美，有“敷腴”、“俊逸”之称，多有濡染晚唐之处。杨万里也是初学江西而归趣晚唐者，进而一空依傍，形成其独特的“诚斋体”。这种诗体可归结为“活法”二字，即用灵活圆转的语言表现瞬间的感兴印象，其七绝尤具此特色。诗的主题多为日常生活、眼前景物、一时感兴，藉此表现“透脱”的胸襟，究其实乃是理学家的人生境界。杨万里虽标榜超越“江西”，其实他的诗风仍与江西派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范成大的诗清新妩丽，奔逸隽朗，自成一家，他的田园诗，不是超然物外，而且难能可贵地写出了民生疾苦，稼穑艰难，在思想与艺术上都堪称是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高峰。他的诗风轻巧秀婉，圆阔恬淡，在陆游与杨万里之外，另树一帜。

南宋中后期的诗歌潮流　南渡前期的诗坛都不同程度地维持着与江西诗学的某种联系，自“永嘉四灵”登场，则公开打出与江西派对垒的旗号。他们以恢复唐音相号召，其实就是回归宋初晚唐体的诗学范式，步趋贾岛、姚仝。他们的创作得到当时的大学者叶适的支持和揄扬，其诗风行一时，多写自然小景，抒闲情逸趣，以清苦幽寂的意境取胜。人们在厌饫了奇奥僻涩、纵恣芜累的江西派诗之后，读到“四灵”笔下的精巧雅丽之什，自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其先天具有的琐碎纤巧之病也令人日久生厌。承“四灵”馀绪的是所谓“江湖派”，他们大部分是隐士或布衣，浪迹江湖，依附公卿为生，主要活动于宁宗、理宗二朝。他们虽取径于四灵，但流品不齐，非四灵所能牢笼。刘克庄为诗派后期的领袖，戴复古亦为派中大家。他们都认识到单纯取法晚唐、步趋四灵只能局促一隅，因而他们在各诗派的对立中多取折中融通的立场，通过吸取江西诗法的长处拓展诗境，成就所谓“大家数”。这种诗学取向在严羽的《沧浪诗话》中得到了典型的表述。严羽一方面提出了宋诗，尤其是江西诗的弊病，一方面又避免回向晚唐，因而标举盛唐气象，在盛唐诗人中不归趣王、孟而推举李、杜。严氏诗学的这种悖论正反映出他既欲救宋诗之失又不愿落入晚唐窠臼的良苦用心。

迨至宋末，在反抗蒙元入侵的斗争中涌现出了一批爱国诗人，使宋诗放出了最后的异彩。他们用诗笔记录了这一历史巨变，抒发了亡国之痛与报国之志。代表人物有文天祥、谢翱、汪元量、林景熙、郑思肖等。文天祥的《指南录》等诗，忠肝义胆，震铄千古。谢翱于宋亡后哭祭文天祥，其诗寄托故国之思，词隐义深，有风人之旨。汪元量曾为宋宫廷乐师，其七绝组诗为亡国痛史作了实录，入元后寄迹江湖，登临抒怀，如杜鹃啼血，哀思宛转。林景熙、郑思肖之诗也多以幽宛清远之词抒孤臣孽子之怀。遗民诗之清奇古淡正是他们气节操守的写照。

宋诗的影响与流传　宋诗在唐诗之外树立了一种新的诗歌范型，由此引发了历时800多年的唐宋诗之争。绵延久远的宗唐抑宋的主流思潮在清初受到了宋诗派的有力挑战。吴之振编纂了大型总集《宋诗钞》，为揄扬宋诗出力甚多，影响甚大。此书《初集》刻于康熙十年(1671)，加上后来的《宋诗钞补》，共收诗2，780首，诗人100家。康熙五十六年陈?编刻了《宋十五家诗选》，乾隆间曹廷栋又编选了28卷的《宋百家诗存》，已见于《宋诗钞》者不收，一些罕见的宋人诗集得以存录流布，功不可没。乾隆十一年(1746)厉鹗辑撰的《宋诗纪事》100卷问世，可说是清代最大的一部宋诗总集。这些总集的刊行推动了对宋诗的研究与学习。近代以来，宋诗这一份丰厚的文学遗产愈益受到重视，诗集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99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集，收诗人不下9，000家，搜罗繁富，目前为宋诗最完备的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