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型化

中国建筑文化发展到明清尤其到清代，土木技艺已经走上了标准化、定型化的历史之路。早在宋代，这种标准化与定型化的发展趋势已经开始，它们在理论上，被总结为《营造法式》。这种法式，经过元明时期小有演变而发展到清代，又被总结在雍正十二年(1734)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之中。

明代、清代建筑到处屹立于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由于地域之广阔、民族之众多、时间跨度之漫长，其形制、具体作法不可能绝对一律，各地、各民族、各个历史阶段的明清建筑而且各种文化品格的建筑门类，都实际存在着不同与差异，然而从其土木技艺角度分析，大致可以归并为大木作、小木作与砖瓦石作三项，这三项一般都走上了标准化、定型化的科学、美学之路。

以清代官式建筑为例，包括宫殿、官署、庙宇、府邸之主要殿堂，一般均具有颇为严格的文化模式。

斗?制度发展到清代，不仅其自身是科学意义上的技术承重构件与美学、伦理学意义上艺术鉴赏构件，而且更重要的，成了整座建筑物主要尺寸、尺度的一个基本模数。

这个基本模数的单位，就是所谓 “斗口”。

斗口，是那些具有斗?的建筑各构件尺寸权衡的基本单位。坐斗之上，有十字的卯口，以承受瓜?和头层的翘或昂。这承受翘或昂的口称为斗口。

清代建筑依据建筑类型之不同首先选定斗?的尺寸模数，依斗口宽窄度分为11等，规定出跳之多少。

如： 按清式营造则例，斗?各件口数有一定之规：

正心瓜?

平身科： 长6.2斗口; 宽1.25斗口; 高2斗口。

单材瓜?

平身科： 长6.2斗口; 宽1斗口; 高1.4斗口。

正心万?

平身科： 长9.2斗口; 宽1.25斗口; 高2斗口。

单材万?

平身科： 长9.2斗口、宽1斗口; 高1.4斗口。

厢?

平身科： 长7.2斗口; 宽1斗口; 高1.4斗口。

坐斗

平身科： 长3斗口; 宽3斗口; 高2斗口。

柱头科： 长4斗口; 宽3斗口; 高2斗口。

清代殿宇建筑的尺度大小与其所配置的斗?尺寸之间构成一定比例关系。如由于每攒斗?宽度(即二攒斗?间的距离)为11斗口，斗?外出每跳为3斗口，由此可计算出建筑的开间面阔和出跳距离。清式殿宇建筑主立面以居中为明间，依次向两边扩展，为次间、稍间、尽间……据《中国建筑史》记述，以庑殿建筑为例，明间平身科一般用六攒，以空档居中，依次向两侧排列，再将柱头科斗?计入，则明间面阔应为77斗口。次间较明间面阔为小，减斗?一攒，梢间可与次间相同或略小，而尽间又比梢间减一攒。以歇山建筑为例，则山面明间用平身科四攒，次间用二攒，廊子用一攒，或按出檐21斗口，其余各步间距可以22斗口计核，由此可测算建筑的立面面阔与进深的尺度。

这里，所谓“攒”，为斗?结合成一组之总称。所谓“平身科”，指在柱头与柱头之间，立于额枋之上的斗?。所谓“柱头科”，指柱头之上的斗?。所谓“步”，指檩与檩之间的水平距离，亦称步架。所谓“瓜?”，即斗?上在坐斗翘或昂头上的弓形横木。所谓“万?”，即在瓜?上方承托正心枋或拽枋的斗?。

任何中国建筑的高度，是其台基、屋身与屋顶高度之和。这三者之高又与斗?尺度相关。

如其各式柱子的高度与径度和斗口的尺度关系如下：

檐柱： 高60斗口; 径6斗口 (收分为千分之一)。

金柱： 高60斗口十廊步五举; 径6.6斗口。

重檐金柱： 径7.2斗口。

童柱： 径6.6斗口。

中柱： 径7斗口。

这里，所谓“檐柱”，承载屋檐之柱。“金柱”，位于檐柱一周之内，又不在纵中线上的立柱。“童柱”，立于梁或枋上的柱。“中柱”，位于建筑物纵中线上的立柱。

建筑的屋身高度包括柱身、柱础(露出地面的部分)和斗?之高度。如屋身高度的檐柱高60斗口，檐柱径6斗口，柱础高6斗口，再加上斗?本身的高度，为全部屋身之高。清代建筑的屋顶之高即从檐口下沿至正脊上皮之间的高度，一般等于檐柱之高或为其十分之九。当然，在实际建造中，还根据房屋各步架举高之和以及屋脊形制来核算。建筑之台基高度也有相应规定，一般台基高度(指由地面至阶条石上皮的高度，清式制度中称作“台明高”)，等于檐柱高的0.15。

从清式建筑的小木作制度看，也趋向于标准化与定型化。比如屋门，一般以木框即以抱框与横槛构成，一般为长方形，大型的板门由于结构与材料构造上的需要，在抱框内增构中槛及门框。这里录述《中国建筑史》关于门制的主要尺寸，以备参考：

下槛： 长度为开间面阔减1个柱径，高度为0.8柱径，厚度为0.3柱径或门槛之高度的0.4。

中槛： 其长厚度与下槛相同，高度为下槛的0.8。

上槛： 其长厚度与下槛相同，高度为中槛的0.8。

抱框：长度为柱高减上、下槛高，厚度与下槛同，宽为下槛高的0.8。

门框： 一般尺寸与抱框相同。

连楹：长度为门洞之宽加上两倍的门框之宽，高度按所附槛(中槛或上槛)高度的0.8，厚度是其高度的0.5。

腰枋：作为抱框与门框之间的水平联系构件，其宽厚度与抱框相同。

连工艺比较简单的一扇门，也有许多刻板的尺寸。

这可以充分说明，清式建筑制度中具有严峻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是由宋明理学一脉沿承下来的，哲学上的“理”，建筑科学上的种种尺寸制度，是与清代政治伦理学上的“三纲五常”之类相对应的，这构成了清式建筑文化的美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