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民族志

实验民族志是大致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一种后现代人类学思潮，这一潮流基本有三个特点：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经历作为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中心;二是对文本进行有意识的组织;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事项进行阐释。实验民族志的先驱性研究是克里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阐释人类学，由他的学生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等人开始发起。实验民族志自产生以来，出现了多种不同风格的“流派”，但可以大致归纳成三种。第一种实验民族志在于它们对不同文化的人论、自我和情感的不同界定和经验，从而形成对传统人类学的“集体思维(collec-tive mentality)”概念的批评。这种实验民族志又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心理动力学民族志(psychodynamicethnographies)、新现实主义民族志(realisticethnographies)和现代主义民族志(modernist ethnographies)。第二种实验民族志的形成，深受近年来政治经济学派对解释人类学的批评的影响，它们试图改变传统人类学将作为研究对象的非西方社会视为隔绝于外部世界的孤岛的做法，从而将对地方社会的描述与全球体系的描述结合在一起。即这种民族志关心的是如何在“世界体系”这个更大情境内来描述地方文化的变迁过程。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982)，陶西格的《南美洲的罪恶观与商品拜物教》(1980)。另一流派的研究受费边(Fabian)的反思人类学的影响，强调人类学者应通过民族志来反映非西方人民的时间和历史观念的存在。这方面的研究以骆萨多(Rosaldo)的《伊龙哥特人的猎头民俗》(1981)为代表。第三种实验民族志主张人类学是一门文化批评的艺术。在这一方面，它们受到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强调人类学者要在对异文化的描写中形成对自己所处的文化体系的价值和准则进行重新反思。要达到这种目的，人类学者必须自觉地反思自己的本文化，把熟视无睹的事物当成怪异的事物来看待，把西方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转变成怪异的价值观，即要“变熟为生”(defamiliarization)。在这种认识论的背后，是一种“比较社会学”的视野。今天实验民族志仍然处在发展过程之中。实验民族志的贡献在于指出了传统人类学的许多缺陷，如西方人类学者对自身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所扮演角色的视而不见，对非西方民族中个人地位的压制，西方中心论的问题，等等。但随之出现的问题在于，实验民族志在描写自己的研究对象时，究竟能够达到多大的真实程度?这仍然是困扰着实验民族志作家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