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源起秦汉

客家先民祖籍本系中原，那么是什么时候迁到南方去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1.商代说。一种说法是，周灭商以后，商朝遗民南迁，成为最早的客家先民。

2.秦朝说。这种说法认为，秦始皇灭六国后，派大军驻守岭南，秦亡后，这些驻军滞留不归，成为第一批客家先民。

3.永嘉说。这派说法认定，客家先民南迁始于西晋末年永嘉(晋怀帝司马炽年号，307―312)年间，晋元帝南渡前后。

“商代说”似乎未有确证，持此论者极少。“秦朝说”最先由前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范?先生提出，近年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和发展。“永嘉说”以罗香林先生为代表，在客家学界和客家人中影响最大。

罗香林在其《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中均说：“客家先民的南徙，实以东晋南渡为始机”，“客家第一次的迁移，则以受五胡乱华所引起”。

《辞海》、《辞源》及国内的其他辞书，多采罗氏的“永嘉说”。或曰“相传西晋末年永嘉年间(四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或谓“汉末建安至西晋永嘉间，中原战乱频繁，居民南徙，……定居于粤、湘、赣、闽等省交界地区，尤以粤省为多。本地居民称之为客家”。

罗香林先生的研究主要是依据客家族谱。他依据大量的族谱考察客家先民的祖籍，客家迁徙的路线和经过，得出了客家是源自中原汉族的一个民系的结论，对客家研究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等书，至今仍是研究客家的必读书。持“永嘉说”的学者，大都以此为圭臬和蓝本。

前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范?先生在《客人本源考》中认为：客家人“第一批来自秦朝――秦灭六国后，统一中国，派遣军队驻守广东北部大庾岭，防止南蛮入侵。秦传二世亡国后，那些军队不愿北返，继续留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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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陈运栋亦认为，“‘客家’的由来，始自秦代，此后迁徙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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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德莱贝尔说：“客家的南迁大约可分为几个时期：即上古的第一期，纪元前三世纪，山东地方汉人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之多种压迫，于秦代移住河南、安徽、江西等地。第二时期为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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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秦汉史的学者，大部分都主张：客家人社群的形成，要往前推溯到秦始皇时代的“开边”与“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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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饶颖奇先生在《汉族的主流――客家民系》中，赵铁汉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通史》中，皆持此种见解。

当代国内不少研究客家问题的学者认为，客家的南迁应始于秦汉。如吴泽教授说：“如果从他们的先人南迁算起，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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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今倒推“二千多年”，自然是秦汉时期了。李逢蕊教授说：客家人的南迁，据“罗香林大师所说五次，再加上范?指出秦朝一次，应算六次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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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说：“秦以前的移民，如秦始皇时发兵五岭……这些人到底可否算作客家较早之先民，姑且不论;但从汉代开始的移民记载是比较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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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何说为是?笔者认为，如果抛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客家正统论的优越感，则应该认为“秦汉说”更为合理。

罗香林一派把族谱作为研究客家的主要法宝，这本来并不为过。确实，若要考察客家之源流，弄清客家是汉族人，了解客家先民的祖籍，寻出客家迁徙的路线和经过，正史提供的材料是太少太少了，不依靠客家人的族谱，根本就无法达到目的。然而，如果出发点不仅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掺杂了客家优越感的感情色彩，企图去证实“客家是血统纯正的汉族”，甚至更狭隘地认为只有“嘉应客人保存汉族血统最为纯粹”，沉醉于前文已经指出过的某些西方学者为“构筑残酷的殖民地统治的思想体系”的别具用心的赞扬声中，那就难免在研究中走入歧途，对自己掌握的材料任意取舍，对别人的研究成果妄加否定。令人感到颇为惋惜的是，被公认为客家研究泰斗的罗香林先生，在其主要著作中就处处流露出这种倾向。例如，明明在他的著作中引证的族谱里就有谓先民来自陕西、甘肃、河北的记载，他却弃之不用，或者虽然引用了却说他们不是“正宗客家”。

那么，被罗香林氏认为“与客家无直接关系”的“秦汉戍卒”，究竟是不是客家先民呢?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灭六国之后，“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五十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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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应攻取岭南的赵佗之请征发“女无夫家者”15000人随军“以为士卒衣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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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这批未婚女子必然与南征将士结合成家。由于秦末很快就发生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六国诸侯也乘机起事，中原大乱，兵燹连年，岭南赵佗宣布建立南越国，封锁横浦(大庾岭)、阳山(今阳山县境)和湟溪(连江口)三个关口，这些南征者――来自中原地区的“中县人”自然滞留下来，不再言归。这些“中县人”或互相通婚，或与当地越族土著融合，成为今广府系和客家系之先民。如为这支南征军开凿了运粮通道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县)的史禄，就因为“监南海郡，子孙因家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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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在兴宁县鬼树窝发现的一组6个编钟，最大者通高53厘米，重14.25公斤;最小者通高37.5厘米，重7.25公斤。据专家鉴定为春秋战国时期遗物，很可能是秦朝南征军带来，并在这里庆功宴乐遗留下来的。而1956年在梅州市梅城北门岗一带发现的西汉古墓，墓砖上有“太始三年”字样。“太始”为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的第九个年号(公元前96―前93年)。这足以证明，被公认为客家聚居地甚至被人称为“客都”的梅州地区，早在公元前一世纪时就已经有汉人居住了。他们自然是由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而并非当地土著居民。他们无疑是最早的客家先民。

清末最早一批论述客家源流的人士之一林达泉曾说过，“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遗，或避汉末之乱，或随东晋、南宋渡江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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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他也认为客家起源于汉朝。两汉时期，“中原人的南迁有多种方式。一是汉军留戍落籍，……二是贵族官僚的流放。……三是人民的避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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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还有的人是因为西汉时曾对岭南等“初郡”地作出过“毋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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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规定而南迁，也还有的人因其他原因而南迁，这些留待下文再专门论述。这里仅举数例说明，汉朝时已有许多人南迁，并成为客家先民。

据兴宁《游氏族氏》载：“春秋时，郑桓公苗裔言偃，字子游……为广平府尹，子孙繁衍于黄河中下游，以始祖言偃之字……为姓，遂为游姓焉”。秦汉之际，有游二三郎者，流离南迁，定居于江西临川，成为游氏江南始祖。

罗氏祖居湖北宜城，汉惠帝(刘盈，公元前195―前188年在位)时期，罗珠出守豫章(江西南昌)，定居于该地，后裔散居于赣闽粤三省。

沛国(安徽濉溪县)朱氏名铎者，于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迁于河南永城。其后裔子孙续迁江西、福建，乃至广东。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国，韩王安之次子允避难至庐江(安徽安庆市)，改姓何氏。汉武帝时，何成食邑雍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一带)，迁居扶风郡茂陵(陕西兴平县)，后曾孙迁福建定居。

战国时世居咸阳的余氏，后裔迁居河南新安。西汉时，余焕迁福建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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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还有一些人对当时的政权不满渡江南迁，如“曾子的十五代孙曾据，官都乡侯，有功加关内侯，生于汉元帝永光元年戊寅寅岁(前43年)正月初七日，耻事新莽，始建国二年庚午岁(公元10年)十一月十一日，集合全宗族二千馀人渡江，家庐陵的吉阳乡，卒葬吉水仁寿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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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曾据这样由于政治原因而举族南迁的，一定还有不少。同时，有些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携带家眷，长期任职，因为路途遥远，人口众多，返乡不易等，滞留不归者，自然就更多了。只要看看现在的中国南方各省，有多少“南下干部”落籍，对此就很容易理解了。至于名不见史书的普通劳动者，由于地主阶级的压迫而逋逃他乡者，或因生活贫困而往异地开拓者，更是无可胜计。

上述秦汉时期南迁的中原汉族人，在南方各定居地长期生活，并且后代又一迁再迁，大多最后定居于今之客家聚居地，保留了古代中原人的生活习俗，说一种与中原古音相似的客家话，自然是客家人无疑。因此，虽然秦汉时期南迁的规模没有后来的永嘉时期、唐朝时期、宋朝时期南迁规模大，但是，说客家先民南迁源起秦汉则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