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成员地位

旧社会，家庭是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执行单位。每个家庭中的成员，依据自己的地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封建家长制、男尊女卑观念在民间家庭中也相当严重。

在每个家庭中都要有“当家”人，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对于“十八口子乱当家”的家庭，则认为是难于兴旺的。主持一家事务的“家长”，河南人称为“当家的”、“掌柜的”等。当家的一般由一家中辈分最高的男人承担。当家的在家中有财产支配权、婚姻干涉权和处罚权，是一家之中地位最高者，且享有特殊待遇。民间，当家的住必居于上房，坐必居于上位，来了尊贵客人也要由其陪伴。无论忙闲季节，当家的外出或劳作未回，家人是不能开饭就餐的。如在陕县一带，一日三餐，必须先给当家的开饭，即使当家的外出不归，也要象征性地盛一些饭在碗里后，全家人方能开饭。一般家庭的当家人，既为“家权”的执掌者，又是家庭中的辛劳者。他不仅为家庭的兴盛而谋划，还要亲自带领家人去奔走操劳。当家的年老体弱难于肩负家庭重担时，多由其长子或有理家能力的次子接任。

家庭成员中，成年男性，俗称“外头人”，妇女则称“屋里人”。外头人在当家人的带领下，从事各种农副业劳动。屋里人则承担一切家务劳动。兄弟中，长兄多为家长的继承者，年幼者多受到老人的宠爱，俗称“头生稀（罕），老生娇，挨打受气正当腰”。家中未出门的闺女，往往被认为是“家中有理儿人”，也是父母的宠爱者。如和嫂嫂发生了矛盾，常常以其胜诉而告终，俗有“涮锅还是小笤帚，论当还是小闺女”。然娶来的媳妇多为家中地位最低者。过去，家中妇女称呼，年轻者多以其丈夫代称，如“××（丈夫名）家里的”、“××家媳妇”、“××家做饭的”。年稍长者，或按其家庭称谓，或以其丈夫姓氏冠于其姓之上称“某某氏”。妇女自己在家中也甚自卑，如丈夫不在家，外人来找，敲门相问：“家中有人吗？”便回答“没有人”。将“人”作为当家人的专用词，故谚有“面条不算饭，女人不算人”之说。尤其做媳妇者，既要服侍丈夫，抚养子女，又要张罗饮食、采集菜食、饲养家畜家禽、从事纺花织布、剪裁缝补和勤于女红等繁重的家务劳动。农忙时还要协助农事、送饭送水于田间地头等。有公、婆者，要照料公婆的饮食、起居和听从其指教，绝对不能有违公婆之意或不恭之言。否则便会受到公婆的打骂指责。有兄弟姐妹者，还会受到小姑和兄弟的欺负，濮阳一带有“兄弟打嫂，站起就了”之说，可见媳妇在家庭中地位之低微。做了主妇的女人，在一般家庭中被称作“内勤”、“内当家的”，然大多仍无独立自主权，夫在从夫，夫死后，重大事情还要请伯叔出面。等到儿子成人，便要让权于儿子。在河南民间，家庭妇女熬到婆婆的位置，往往一改旧貌。许多人怀着报复的心理状态，去对待自己的媳妇，让媳妇重走自己走过的道路。俗称“青叶熬到黄叶落，多年媳妇熬成婆”，对媳妇横加欺凌。这种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束缚，使家庭中的婆媳妯娌关系不和，烦恼着许多家庭。当然，也有窘于频繁的天灾人祸的许多贫苦人家庭，不甚讲究男女尊卑者。他们一家人和睦相处，男子承担田间劳作和外部交往，女子分担纺织、磨面、裁缝、做饭和养育儿女之事。全家人为了糊口活命，相依为命者也屡见不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提倡男女平等，家庭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多数家庭民主空气渐浓，婆媳关系转好，一般老人多照管小孩，媳妇管理家务以至于下田劳作，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许多家庭是“男子主外，女子料理家务”。家长一言堂之风多被唾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许多家庭妇女当权者渐多，有的家庭甚至出现“妇女掌权，男子参政，儿子议政”的局面，俗称“气管炎”（“妻管严”）之家。这也许是对长期封建家长制及男尊女卑观念的“回敬”。

青海各民族的家庭，都以男子为当家人，即家长。家长掌有财产支配权及生活中的经济大权，妇女很少有发言权。在农村，男子主要干一些粗活，女子干一些细活。如拉土拉粪、犁地播种等由男子来干，做饭、洗衣服、锄草等活常由女子来干。但多数情况下，妇女不仅要干自己分内的活，还经常参加男子的劳动，她们往往白天和男子一起在田头干活，晚上回来还得做饭干家务，起得最早，而睡得最晚。如果家中男子出外搞副业，那么所有的农活和家务活就压在妇女身上。在牧区，男子主要从事放牧，参加部落武装、当差，还处理应酬、购物、经商等事务;妇女主要从事挤牛奶、磨糌粑、打酥油、拣牛粪、背水及操持家务等。

在藏族、撒拉族等民族中，舅舅有一种特别的权力。虽然不属同一个家庭，但每逢大事都要找舅舅商量，尤其是婚姻大事，没有舅舅的同意是无法结秦晋之好的。因而藏族谚语云：“舅舅是一个人从头到脚的主人。”撒拉族谚语云：“铁出炉灶，人出舅家。”“舅舅是骨头的主人。”在撒拉族婚礼中，当子女定亲以后，就得把舅舅请来好好招待一番，婚礼宴席上，还得送“羊背子”(撒拉族认为它是羊身上最好的肉)给舅舅，据研究，这种习惯是对突厥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