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组织结构

家族（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按昭穆世次组织起来的，它的组织细胞是家庭。由于人口数量、社会地位和所在层次及职务的不同，家族（宗族）的结构也不尽相同。家族（宗族）的中层组织是“房”，或曰“门”、“支”。每个家族（宗族）中层组织数目不定，每个中层组织包括的个体家庭数目有多有少。一般是族下按血缘亲疏分若干分房，分房有数个至数十个家庭。

从纵的方面看，自家众而家长，而房长，而宗子或族长，如竹之节，树之枝，从下至上，等级森严，没有丝毫的“僭差”。从横的方面看，则有嫡房、庶房、强房、弱房之分。

家族（宗族）最高领袖是宗子或族长。《桐城刘氏家谱》卷一《家规》明确规定：“族代传世远，子姓益繁，繁则难为整齐。故必择宗子以主家政，使千万人有所宗法，举家大事，咸属主理。然必才德兼优，始克胜任，不得以大宗限焉。”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卷二《宗子议》载，宗子者，“谱系之骨干也”，“上奉祖考，下一宗族，当教之养之，使主祭祀”。宗子是周代宗法制的产物，意为大宗的嫡长子。对大宗来说，他是家长，对群小宗来说，他是族长。由于当时宗法制度和封建制连为一体，宗子可以继承爵位，主持始祖庙的祭祀，作为祖宗代言人，是一族的精神领袖，而且集宗族立法、司法、行政、财务等一切权力于一身。但是，宗子制有种种弊病。因此，徽州宗族绝大多数都没宗子而设有族长。没有设宗子的宗族，由族长集两任于一身，既代祖宗立言行事，又统管全族事务。由于村落和族姓相连，往往族长又兼村落首领。

任族长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辈高、年长、德高望重、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管理族人的能力。大部分族长都是乡绅。族长的产生不完全是依靠辈行和年龄，而是“择合族所共服者公举之”。族长之下，还设有若干名目不同的助手，分管礼仪、财务、教化等方面的事务。族长在祭祀祖先时担任主祭人，代表全族管理族产，还有责任表彰善行，纠正过失，调解族内纠纷。例如，休宁泰塘程氏宗族，在族长之下，便“立司礼一人，以有文者为主，俾相族人吉凶之礼；立典事一人，以有才干者为之，俾相族人之凡役世；择子弟一人为医，以治举族之疾；择有德而文者一人，以为举族之师”，族产财务则由族长与族之富者掌管。

徽州宗族示意图

族长的职责和权力。第一，主持祭祀礼仪（如设宗子，由宗子主祭，族长协祭）。这是宗族活动中最隆重的大典。祭祀时，族长俨然以祖宗化身自视，在堂上高声宣读祖训，族众俯首听命。在祖宗神灵前聚族宴饮时，族长高坐堂上，接受族众“奉觞称寿”和揖拜。《重修古歙许氏宗谱?家规》中说，族长“分莫埘而年莫加，年弥高而德弥邵，合族尊敬而推崇之，有事则必禀命焉。此亦宗族之遗意也。有司父母斯民，势分相临而情或不通。凡我族人，知所敬信”。也就是说，族长具有地方父母官所没有的“通”骨肉之“情”的特殊身份。这种特殊身份就是他可以代祖宗立言，替祖宗行事，凌驾于一族之上，具有不可冒犯的权威。

第二，主管族产。各大族都有田地、房屋、林木等族产。族产名义上属于族内公有，但实际上，族产的开销、处理，惟族长的意旨是遵。族长操有发放“周济”贫穷族人，资助族内子弟入学膏火等财权，这是族人不得不听命于他的重要原因。在管理族产中，族长和祠堂经管人借机尽情挥霍，自不待言。例如，举办迎神赛会，演戏，宴饮等，有的还贪污自肥。如，歙县棠樾鲍氏著存堂宗祠的经管人鲍冒从乾隆五十年至五十六年（１７８５―１７９１年），又从嘉庆八年至十九年（１８０３―１８１４年），先后１９年经营族产，但账目却从未做过清理，后来经稽查，才勉强交出存银１５０两，其贪污多少，无从确算。由于可以从中捞油水，所以族长、祠正被视为肥缺。有的世代相传，把持不放。例如，歙县棠樾鲍丙先之父，从康熙年间起，即“综理西畴宗祠”，以后鲍丙先又继之经管。鲍丙先之子鲍盛棠原攻举子业，有求仕上进之志，但其父“丙先公命经纪祠总，乃一意修宗党，行不复应举”。盛棠之子鲍琮，原也“若志下帷求进取，亦以继总祠事而罢”。鲍丙先四代相继“经纪祠总”，鲍盛堂和鲍琮更不惜放弃举业，表面上是“轻仕宦”，“以祖宗报本为重”，实际上正因为“经祀祠总”可以享受到许多政治和经济特权。总之，操有宗族公产的财权，是族长能够实现族权的物质基础。

第三，旌“善”纠“过”。祭祀、团拜、族食、读谱、讲解乡约等，都是向族众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进行劝“善”惩“过”的好机会。有的祠堂中或设“彰善瘅恶”之匾，或置善过之簿，凡族中有善恶之人，分别书之于上。有的祠堂除“采书于籍毋隐”外，还在祠堂设“嘉善”、“思过”之位，善者、恶者分别就位，族长命赐善者以酒，并“俾少者揖之”；有过者坐在思过席上示众。有过者中如已改正的亦命以酒，以示与有过而不改者相区别。其目的是为了“崇化导民”，使族众改“恶”趋“善”，以“辅相王道所不及”，实则是为了消融族众的反抗意识，要他们甘当统治阶级的顺民。

第四，制定和执行家法宗规。家法宗规是族众行动的准则，它是由族长和乡绅地主共同制定的，然后载之于谱，剞劂成册。谁要是触犯了家法家规，“听族长、房长率子弟以家法从事”。即触犯家法的人要执之于祠堂，由族长惩治。例如“不孝不悌者，众执于祠，切责之，痛责之”，怠慢尊长者，“执而笞之”。惩办的方法是骇人听闻的吊、鞭打、挖眼睛，甚至活埋处死。

第五，处理族内的纠纷。尽管勤加教化，家法严峻，但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似是不可避免的。“强欺弱、众暴寡、富吞贫、恃尊凌卑”的现象更是势所难免，族长“凡遇族中有不平之事，悉为之处分排解，不致经官。如果秉公无偏，而顽梗者不遵，则鸣之于官处治之”。就是说，经族长判决，还是不服，族长有权送官处治，俨然如基层法官。

第六，控制奴役佃仆。旧时，依附于祠堂的佃仆数量不少，他们名义上隶属于整个宗族，但因族长是一族之主，当然要受其驱使奴役。例如，出入为之抬轿，或被呼至家里服役等。族长可以代表宗族惩治佃仆。明代隆庆年间（１５６７―１５７２年），祁门文堂陈氏宗族把“散居山谷”的小户（即佃仆）“编立甲长，该甲人丁许令甲长约束”。每月初一清晨，甲长要前来汇报佃仆的表现，凡有不服约束者，予以“重究”，而甲长不依时汇报者“酌罚不恕”。

凡此种种，说明族长犹如家长一样，具有统御一家、擅专一族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