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 藏族宗教观的符号显现

在藏族建筑文化中，另一类引人注目的建筑就是宗教寺庙类建筑。这一类建筑是伴随着藏民族宗教文化的发展应运而生的。

土著苯教与佛教入传

在历史早期，藏族先民曾信奉过具有多偶像系统的原始宗教――苯教。苯教是古代藏区文化发展十分落后时普遍盛行的一种土著宗教。这种宗教崇拜日月星辰及草木山川等一切自然物，尤其重视部落神和地方神。苯教的主要活动包括祭祀、诅誓和占卜，在形质上与内地中原的巫觋相似。由于苯教在藏族先民中的传播与盛行，达到了一种垄断的程度，因而各种规制的苯教寺庙建筑开始在藏区陆续出现。

然而到了七世纪前后，一种来自印度的新教――佛教，开始在藏区出现，它公然向独霸藏区已有相当长时间的苯教提出了挑战。此时恰逢吐蕃悉补野部落强盛无比，及至隋末唐初，悉补野部的首领松赞干布兼并了吐蕃各部落，统一归并了藏区，建立了吐蕃王朝并定都逻娑(今拉萨)。吐蕃王朝的建立，既打开了与唐朝发达的封建文化相交流的大门，又为佛教的正式传入及向乡土化方向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便利的条件。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佛教在藏区发展的前弘期(约640―840)。由于佛教在此期处于基本顺利的发展状态，各地佛教寺庙开始陆续出现。以松赞干布为首的一批上层统治者积极提倡佛教。据藏族史籍记载，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信仰佛教，他在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命下属为她们带去的佛像分建大小昭寺。这种举动的出现，无疑对佛教向民间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皈依佛教的藏民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苯教传统势力并不甘心听任于佛教势力的蚕食与盘剥。虽然在佛教初入吐蕃时期，就遭到过苯教势力集团的强烈抵制，也曾发生过如《西藏王统记》所载的人们修建大昭佛寺“昼日所筑，入夜悉为魔鬼(实指苯教巫师和信徒)摧毁，不见余痕”的事件，但较大规模的抵佛反佛运动则于八世纪中叶前后开始。此时的吐蕃王朝甚至发布了禁佛令，驱逐了汉族及尼泊尔传教僧人，并将大昭寺改为屠宰场。吐蕃王朝赞普赤松德赞成年执掌实政后，禁佛令被取消，佛教重新开始在藏区流传。八世纪后半期，在吐蕃王朝的支持下，山南泽当地方建起了佛教新寺――桑耶寺。到了十世纪，佛教的后弘期开始出现，以卢梅等佛教推崇者为首的佛教势力在卫、康藏区等地大兴土木建寺兴佛。佛教发展到此时，其教仪教规等诸方面都带上了浓厚的藏区乡土色彩，佛教内部的教派纷争也大量出现，以至于波及到寺庙的建设上，不同的教派都建有自己的寺院塔庙。清王朝建立后，藏传佛教喇嘛教的格鲁派开始在藏区占据统治地位。从七世达赖喇嘛起，经西藏地方行政体制改化后，格鲁派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被完全确立下来，他们以教统政，一直延续到西藏1959年的民主改革时期。格鲁派这种一方独占的统治局面，为其寺庙建筑的大力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使藏区格鲁派黄教寺庙的数量及规格大大超过了其它教派的寺庙数量及规格，一些举世关注的黄教名寺大寺陆续诞生。从现存的黄教名寺院看，西藏最大的寺院哲蚌寺，明代大慈法王的色拉寺，班禅活佛公署扎什伦布寺 (图三)，格鲁派大师宗喀巴主建的甘丹寺，西北巨刹拉卜楞寺，格鲁派圣地塔尔寺及西藏第一座有僧人的寺庙桑耶寺等都是享誉海内外的重要寺庙。在格鲁派寺庙建筑大量出现的同时，萨迦派等其它教派的寺庙也在不断出现。截止到1958年，仅西藏地区的各派寺庙建筑(含黄教寺庙)就达二千余所，而整个藏区的寺庙建筑更是多得不计其数。其中有些寺庙是佛教承接苯教的余绪――将先前的苯教寺院改用作佛教寺庙，如位于西藏谢通门境内的格鲁派寺庙辛达顶寺过去就是苯教寺院，位于四川嘉戎地区的黄教寺院雍仲拉顶寺(广法寺)过去就曾经是苯教领地。

图三 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喇嘛教寺院与喇嘛塔的文化属性

藏传佛教寺院(又称喇嘛教寺院)种类繁多，数目庞大。除正规寺院外，还有佛堂、拉康(小型佛堂建筑)、日朝 (静房)、参康 (修行处)、贡扎 (修行院)、噶尔卡(活佛住地)、巴康(印经院及佛塔)等建筑。寺院有石土木砖屋宇结构的、毡帐型的，也有二者混合式的。既有纯男僧寺院，又有尼姑寺或僧尼混合寺院。既有某一教派的独立寺院，也有两派僧人合用的寺院，不过各派都有自己的主寺。一般较大规模的喇嘛教寺庙都傍山依势而建，之所以要选择山地建于高处，大多是为了占据军事上的有利地形，以防御外敌的侵扰。因喇嘛寺庙一般不仅是藏区大批壮男集结之所，而且往往也是藏区财富聚积最多的地方。大约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寺庙的主体房屋建筑有不少是采用藏族民居碉房式建筑的范型，这种形如碉堡以石作为主的房屋用来防攻御战显然是十分适宜的。西藏萨迦派喇嘛教的萨迦寺院(由南北两寺组成)，可以说就是这种具有很强防御功能的典型的藏传佛教寺院。当然寺院建制成这种形式，与藏民族传统建筑文化及藏区自然条件的影响也并不是没有关系。有不少喇嘛寺庙的大殿经楼也采用这种高高方方的碉房式样，有的略微有些变化。寺庙的中部常常是大殿主体，而四周多是喇嘛僧侣的起居住房。寺庙主体上部往往随楼层的升高而逐级缩小，及至最高处通常是一座小到只能礼佛观像而不能容人纳物的小殿，最尊贵的佛像神龛就供在这里，小殿的建制一般也比较特殊。还有一些寺庙，其殿宇在建制上颇有中原内陆佛寺风格，以木材营构，画梁雕栋，精美至极，这种喇嘛寺庙多系藏族僧侣聘雇的汉族工匠所建。还有很多喇嘛寺庙虽依山借势且仿碉房城堡式样建制，但仍嫌御战功能不强，故又在寺庙四周筑以又高又厚的围墙，以此来增强其防御能力。此外，喇嘛寺庙更有一不同于内地寺庙的特点，即过去喇嘛寺庙大多都配备有充足的武器，而寺庙中的喇嘛除了会念经事佛外，也往往会骑驰投射。本世纪初，英国殖民主义者武装进犯西藏亚东时，在江孜就曾遭到过武装僧侣喇嘛及世俗民众的激烈抵抗。

在喇嘛教寺庙类建筑中，喇嘛塔也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宗教建筑。喇嘛塔的形观与功用同中原内陆地区的汉式佛塔有着明显的不同。一般的佛塔据说是用来藏贮佛祖舍利及经卷的，而普通的喇嘛塔则无需在建制时考虑这种需求和预设，因为在喇嘛教中有一个全然不同于一般佛教的特点。这就是它有活佛转世制度。因为有活佛，人们就无需贮存舍利子，所以喇嘛塔的作用主要是展阅和藏贮经文。而在藏人那里，所谓的经，不同于内地黑字纸书之经。而多指刻于砖石之上的佛事祷文。喇嘛塔周围一般都刻有经文，而每座塔大多是实心，稍有空隙也是用来存贮刻经之石。如果喇嘛塔作成中空并可登临的建制，则就会有践踏佛家经文之嫌了。因为塔体表面刻有可便阅看的经文，所以很多喇嘛塔都筑得不是太高。藏族佛教信徒认为只要每绕塔体一周，就完成了一遍诵经。喇嘛塔有不少都建于寺庙外或旷野，而在寺庙内则另有经鼓可作贮经及转经之用。藏区的普通喇嘛塔虽大都依此建制模式来营造，但在藏区也还可以找到个别的形观与此相同或相近、而规模及功用与此不同的空心塔。这类喇嘛塔一般比较高大，而且多与寺庙建筑一体组合，其功用是用来安葬活佛遗体及供人朝拜。这种喇嘛塔在内地省区比较多见，在藏区现存的仅以江孜白居寺班根塔比较有代表性。从形体外观上看，喇嘛塔平面图式呈圆形，一般配有专门的底座及须弥座，规模较大的塔其底座多为殿堂，塔座之上为呈上粗下细状的伏钵式塔身，塔身之上是塔脖及相轮十三天，最上部则是渐次收细的塔顶或塔尖。普通喇嘛塔由于建制比较简单，省略部分较多，所以仅保持这种范型的基本轮廓。在许多喇嘛寺庙中，小型或微型喇嘛塔一般被当作寺庙主体屋宇顶部的饰物，并常用它们来作为喇嘛寺庙的标志。

喇嘛教寺庙和塔的配置是复杂的，在其戒律和仪轨的影响下，有的甚至是互相包含的。这在大型寺院系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藏传佛教虽遵奉一切有部戒律，而且各派对大乘菩萨戒及密宗根本戒等也都遵行，但各派持戒情况不尽相同，其具体的仪轨也有差异。如所有教派都允许僧尼吃肉食，还有许多教派(除格鲁派外)允许僧人结婚，但须在本派寺院举行宗教仪式，婚后在寺外安家等等。这种执戒及仪轨上的异同也同样在寺庙塔院组织安排上有各自的反映。在影响最大的格鲁派(黄教)中，就有自成体系的甘丹寺、色拉寺及哲蚌寺这三大拉萨寺院系统，此三大寺院系统下辖若干寺院。其中较大的寺院一般可分为寺院、扎仓(指僧院)及康村(指按地域划分的组织)三级。扎仓是基本单位，大型寺院往往由若干个扎仓组成。在一座大型寺院中，除全寺的大经堂外，还设有各个扎仓、康村的经堂，另外还有若干佛殿(又称拉康)、护法神殿(衮康)、高僧的灵塔祀殿(却康或冬康)、印经院 (巴康)、佛塔、活佛公馆(拉康或噶尔哇等) 以及众多的僧侣居宿等。大型寺院正是通过这些功用不同的一系列建筑单元，组成有机统一的建筑群，从而形成既类似一座城镇又可称为寺院的建筑整体。在喇嘛僧人的观念中，即便是中小型寺院也必须有经堂、佛殿、僧舍等，因为必须具备佛(佛像)、法(佛法讲授)、僧(僧伽组织)三者，才能算作寺院。

藏民族建筑文化可说是博大精深、独成一体，它有很多现象与作派值得人们进一步探讨。比如藏式寺庙建筑中的“盲窗现象”就很典型。所谓盲窗，是指许多喇嘛教建筑(如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及承德外八庙等)的墙体上不开窗口，而只在墙壁外面设置若干假窗户，采光通过在屋宇顶部的一两个天窗来实现。之所以如此，当然极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是喇嘛教中有“一年四季不准开窗”以免外界事物影响僧人事佛的戒律。第二是藏区地势高、树木少而风沙又大，不开窗或开小窗有利于防风。第三是有意设置“佛光普照”的意境，因为殿堂宽敞高大，其内到处挂满各类经幡及幢幛唐卡(长轴画卷)，而四周又无窗口，所以致使殿堂内光线混暗一片漆黑，唯有天窗的一束亮光照亮堂内的高大佛像及其左近，使人们在心理上主动产生趋亮向佛的意念。西藏哲蚌寺的错钦大殿就是具有这种意境的实例。类似于这种盲窗现象的事例，在藏族建筑文化中人们可以发现很多，研究和探讨这些现象事例，对于真正地揭示藏族建筑文化的奥秘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