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我们现在所讲的“吴越文化”，其含义是指“吴文化”和“越文化”。这是因为古代吴国和越国都在长江下游，东南江海之交的太湖流域，生活的自然环境基本相同;自古以来，“风俗同，语言通”，加之吴先败越，其后，越又灭吴。故从汉代起，人们就把这一地域称之为“吴越”，故“吴越文化”也就是“吴文化”和“越文化”的合称。

吴越文化研究的分期。从汉代起，就有专门研究吴越文化的专著，如《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关于“句吴”和“於(于)越”这两个在春秋时期称霸一时的江南两个古国，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是不难找到的。如《春秋》、《左传》、《国语》等经典著作中，都有关于这两个古国的记载。在《左传?哀公七年》中就有：“子贡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

以为饰，宣礼也哉，有由然也’。”说的是周太伯同其弟仲雍奔吴的事。同书《定公五年》：“吴人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中，致罚于楚，事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君若顾根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君之惠也’。”吴国人对随国人表示，他们伐楚是为了给自己同姓周人报仇，因为楚欺侮在汉川的“周之子孙”。《春秋?定公五年》：“於(于)越入吴。”《尸子?劝学篇》：“夫昆吾之金，而诛之铁，使於越之工，铸之以为剑。”称赞越国之剑。《庄子?刻意》中也记有“於(于)越之剑”。但只要我们稍为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在先秦经典著述中，对地处东南江海之交的、边陲的吴和越，只记某件事或某个人，记载都极为零散，对春秋以前吴越的记载，就更是少得可怜。不像周、秦、鲁、齐、楚、宋、陈等诸国那样完整系统，故从先秦诸子的经典著述中，较难理出东南边陲吴、越的发展脉络。

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列有十二诸侯的《世家》和《列传》，其中也包括《吴世家》、《越世家》以及吴王和越王的列传。直到这时才较为系统地记述了这两个古国的始末的历史。后来，吴越人赵晔撰写了《吴越春秋》，袁康、吴平撰写了《越绝书》，这是在中国古籍中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记述了吴越两国的立国、疆域、地理地貌、战争、人物、风土人情、民俗、语言等史实的专著，对后来者影响极大。后人对吴越的研究，从唐宋，到元明清，以致民国时期，研究吴越者，大多局限在《吴越春秋》、《越绝书》所涉及的范围内进行，特别是就“吴为周后”，“越为禹后”争议较多，其中也不泛颇有见地的论点，但还是囿于传统，没有能够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特别是就江南的远古文化，从未涉及。

对于这种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方法，我们现在称他为传统的研究方法。传统研究方法的时间是很长的，有近2000年之久了。

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加之儒家“宗周”思想的束缚，得出“江南无文化”的结论，这种历史的偏见，导致传统研究无多大进展，其结果还是：寂寂七千年，默默蒙面风。这并不是否认或抹刹传统研究的成绩。传统研究的成绩也是应该肯定的，比如在1000多年前就提了“吴越”这一地域概念，以及吴越历史的构成模式等等。传统的研究方法给后人研究奠定了研究的基础。

如果把传统的研究方法作为吴越文化研究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吴越文化研究的第二阶段应是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

1930年，一部份历史学家为了深入探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钱塘江畔吴越两地的历史，在南京栖霞山张家库发掘六朝墓葬时，卫聚贤等学者“无意中遇到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极大地引起了他们探索这一地区原始文化的兴趣，他们根据这一发现，先后又在苏州越城，常州奄城，杭州古荡、良渚、湖州钱山漾，上海金山等地相继采集和挖掘到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几何印纹陶器等文物。浙江良渚文化是他们首先发现的，苏州越城遗址也是他们调查所得，与此同时，在调查和发掘的基础上，撰写并发表了大批论文，如卫聚贤的《中国古文化由东南传播於黄河流域》，慎微之的《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陈志良的《奄城访古记》、金祖同的《金山访古记》以及罗香林的《古代越族的文化》等。他们所发表的观点，直接向传统的看法提出了挑战。在当时引起了史学界的一次论战风波。以卫聚贤为首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发现的是“新石器”，这一发现可填补考古工作在江南的空白。也有人对在江浙发现的原始文化表示了极大的怀疑，有的则认为这些石器是殉葬用的兵器，认为是春秋战国甚至更晚些时候殉葬礼器。这种争论表现当时人们对新旧事物认识上存在的差异，也是“文化中原论”所制约的一种集体表现。

1936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卫聚贤为总干事。《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成立，说明吴越文化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始。

此时，正式提出了“吴越文化”这一新的概念。

尽管在这一阶段中，因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制约，所发现的石器、陶器和玉器多数为采集到的，又缺乏科学的发掘记录;加之在当时的历史学界执“黄河中心论”的偏见，认为除了仰韶彩陶、龙山黑陶之外，似乎其他都不属这一时期的文化，因此，这场论战没有继续深入下去。然而，《吴越史地研究会》和他们当时出版的论文与专著，确实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推动了对吴越文化的深入探索。这场论战，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后又受战争的影响，未能深入下去，可是，这对后来我国的考古工作的影响是极大的，由此为探索江南史前文化奠定了基石，他们在江南的考古发现的确改写了吴越地区的历史。后因故停顿下来，一直沉寂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在这一阶段中有两大特点：一是依据考古发现发表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探讨》的文章，提出吴越也是中国古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命题，后来进一步有人根据他们的发现，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河江文化”的观点;二是正式提出“吴越文化”这一名词，把长江下游地区的太湖流域、钱塘江畔这一广大地区的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地域文化概念公之于世，与此同时，就古吴越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为以后的吴越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后因抗战爆发，吴越文化停顿了下来，一直沉寂到新中国建立。

建国以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50年代对30年代发现的钱山漾等古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这是建国后吴越地区比较正规的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以后又对马家浜遗址等多处遗址进行了发掘，收获巨大，不但证明了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的存在，根据发掘的发现，很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60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又对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吴江梅堰遗址，苏州越城遗址，吴县草鞋山遗址等几处较为典型的古代遗址进行了正规的发掘，所发现的文物，为研究吴越地区新石器时代，提供了大批新的实物与资料。

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惊喜地看着被发现的文物，可是对这些新发现的文物的断代问题，犹豫、徘徊，如对50年代前期在苏南、浙北的新石器时代的下限即在吴王寿梦元年之前，后来又提前到殷周，这种断代，一直维持到70年代初期。吴越地区的玉器与石器共存，因他们制作水平高超，这使人们在断代上更感困惑，到60年代，还有的学者认为良渚玉器“大概是属于汉代文化”呢。

1973年夏天，浙江省余姚县当时的罗江公社在渡头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了河姆渡遗址。紧接着浙江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四个文化层中，内容丰富，特征明显，据C

14

测定，第四文化层年代，距今约7000年之遥。

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是吴越地区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突破。因为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略早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而河姆渡文化所达到的总体水平并不亚于仰韶文化。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河姆渡文化与仰韶文化，两者的文化面貌完全不同，迥然而异。为此，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充分地证实了吴越地区是我国早期文化的另一个中心，有他自己独立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还有力地证明我国古代文化，并非只有一个中心，至少有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一中心，和以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为另一个中心。这就是说，中国的古代文化是多元性的，而“江南无文化”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建国初期起至70年代，我国的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吴越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对吴越地区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科学的发掘，确定了吴越地区的三个新石器文化系列，即：宁绍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太湖地区和杭州湾以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其早晚期的次序为罗家角早期遗存――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这三个文化区都是独立发展，但又相互影响，既有独立发展的个性又有相互影响吸收的共性。这与他们都处在水网地区有关。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以考古发掘为主体。

进入80年代之后，由于考古文物的不断发现和三大文化系列的确立，吴越文化的研究范围也就随之逐渐扩大，所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这就是第三阶段的特点了。

在第三阶段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以及完成并确立了吴越地区古文化的三大序列，进而完整了吴越文化发展的脉络，尽管吴越古文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的“迷”，但从整体看是较为完整的，自成体系的。这就有力地证明：中国古文化不是单一发展的，她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地域内，融合了多种文化因素，特别是吴越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关于这一点，将在以后各章中再详加论述。

从远古时代起，吴越文化就很发达，而吴越古文化在中国古文化发展中，也占有较重要的位置，为什么在古代吴越文化不被人们――特别是古代中原人所承认呢?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

被现代人称之为“金三角”的宁、沪、杭平原，是古吴越文化的发祥之地，在这块土地上，江海相望，河湖交错，古籍中的记载为：“先秦时厥土涂泥，厥田下下。”两汉时期“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到了唐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至宋代时，则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美誉。明清“中央财赋，仰给东南。”到了近现代，江南工商发达而富甲天下了。

在这样一块富饶的土地上，又有极为发达的古代文明，为什么在过去人们对汉、唐以前的江南古文化却估计过低，甚至把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说成是“江南无文化”呢? 究其原委，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但纵观历史，大体上出于以下原因：

只要我们稍为翻阅一下中国历史，就可以发现，从传说时代黄帝战蚩尤起，到后来的虞、夏、商、周各个王朝的统治中心都在中原，或争斗的地点，或其都邑，都不出黄河中下游地区;从夏代开始，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各个民族，他们率先进入农耕时代，并发明了种桑养蚕，缫丝织布和印染技术。故此，他们的衣着，特别有地位者的衣着，极为华丽，其发达程度，远远超过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外的其他民族，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一个民族的衣着华丽与否，是反映这一地区或这一民族生产发达或者落后的一种最为明显的标志，也是民族差异的一把尺子。为此，中原人以华丽的衣着而自豪，甚至把它同国家的名字联系起来。“华夏”的“夏”字的古义中，“华美”就是其中的一义。这就充分说明，华丽的衣着在当时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啊!

“华夏”一词出自春秋时代，指的是夏、商、周三朝的王族和宗室及其后裔们所统治的各个大小“宗国”，而这些“宗国”在当时又称作“诸夏”或者“诸华”，即当时的“中国”。《左传?僖公十五年》：“徐却诸夏故也。”同书《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国语?晋语》：“诸夏从戎”，“而失诸华”，“和诸戎狄，而正诸华”。这些大小“宗国”都有着血缘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内在联系，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天子”。

春秋时代的“诸夏”，他们的立国范围大致是在：周处“洛讷”，秦在“关中”。晋“阻三河”，齐“负东海”，燕地在“勃碣之间”鲁立“滨洙、泗”之地，宋、卫、郑、曹、陈、蔡“襟带河、淮”。还有戎、狄错居其间。可知当时的“华夏”，其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区。这就是春秋时代“中国”的大致疆域。但是，在春秋时代以《史记》所记述的周和十二诸侯中，楚、吴均不在“华夏”之内，即楚、吴在“中国”之外，并以蛮夷自居。当时熊渠在江汉间立国，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昭王时，仍然自别于“诸夏”之外。吴寿梦称王时，征伐郯国，鲁国人认为是“蛮夷”入侵。吴王阖闾自居蛮夷，不用周礼。

我们知道，“在上古社会，如殷商之‘迁国’，实质上是‘迁城’。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别现象，因为两种氏族纽带的强固结合，土地没有能够私有，是大邦所封，故使‘迁国’容易实行。我们知道周代的城即国，所以周代‘迁国’就是‘迁城’。周代初国在邰，公刘迁到豳，一作?;大王时国在岐，文王时在丰作邑。”

①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大小“宗国”的迁徙的过程，也是中原地区一次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

中原地区进入农耕社会以后，其经济与文化理所当然地超过了“中国”四周的民族与国家，如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礼记?王制》：“东方曰夷，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也。”“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周边民族，大多生产较中原落后，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而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的“诸夏”，他们有着相对通行的语言、文字、风俗和礼仪;大小“宗国”都奉周天子为“共主”，与周天子保持着“宗主”的关系。“五方之民”中之“蛮夷戎狄”，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王”或“主”，而相互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故：“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左传?襄公十四年》)这就从经济生活与文化心理上概括了“华夏”与非“华夏”两者之间的差异与不同。

虞、夏、商、周各朝文化成就高于其四周的其他各个民族，因而“中国”四周的各个民族，要么归顺中原王朝，与其修好;要么与中原王朝为敌，为敌者胜者寡而败者众，故中原的统治者用歧视的眼光去看待非“华夏”的其他各个民族，认为他们地位卑贱，并斥之为蛮夷戎狄。地处东南江海之交的吴越，就生产与技术而言，并不一定比中原落后，或者稍为落后，但还是不被中原“诸夏”所重视，还是在蛮夷之列，这对中原统治者讲来，是理所当然的事。

古代“华夏”与非“华夏”之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的差异来加以区分的。从根本上讲，民族文化的差异，是各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他们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以及他们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等因素而决定的，与历史的传承也有极大的关系。

在周朝末期，各“宗国”都开始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扩充到争夺，以致战争，进入春秋时期，争夺的激烈，火拼的频繁，愈演愈烈，终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春秋无义战”。这时的周朝已名存实亡，“共主”的地位，只是道义上的。就在各“宗国”争拼之际，原非“华夏”的民族，有的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如像北方善骑的戎、狄等民族，多次乘机进入中原逐鹿。终因实力悬殊，文化差异大，有的失败被融进“宗国”内，有的则远迁到他处。但是，当时在长江中下游的楚、吴等南方诸国，虽然也被中原统治者称为蛮夷，但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与中原的地理环境与中原大致相同，且先后也进入到农耕阶段，其经济实力不低于中原各“宗国”，加上自成体系的文化也十分发达，在当时武力称雄的时代，乘中原各“宗国”自顾不暇之机，参加中原逐鹿，称王称霸：荆楚雄踞长江上，问鼎中原近千年。生活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也不甘寂寞，吴国首当其先，率众参加中原逐鹿，并称霸一时，越灭吴后，越也步吴国的后尘，兴中原霸业。

吴国也好，越国也罢，其结果都落得个“昙花一现”的结局。究其原因实为不善马战，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处东南江海之交的吴国和越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善习水性”，“熟驾舟楫”。《吕氏春秋?贵因篇》云：“为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远涂也，端立、安坐而至者，因械也。”北方的秦国人行动靠马，善骑;南方的越国人行动靠船，驶船是他们的长处。据此，古人总结出：北方人善驭马，南方水乡人爱行舟。

中原大地，沃野千里，正是战马扬威的好地方，战马、战车，在古代战争中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关键，是“重武器”，是制胜的法宝。当时，要问鼎中原，在中原称霸，就必须具备良好的战马与战车，否则，“称霸”只为云烟而已。

“熟驾舟楫”，“善习水性”的吴越人，他们的弱点就是不善于马战，他们是江海中的称霸能手，可是离开了船，在陆地上不善骑马的军队，单靠两腿，要想打败善骑之军，是不可想像的。就是偶有所胜，不可能长久，仍属昙花一现。

中原人重马而轻舟，这是由于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在中原进入农耕社会之后，马是他们的重要生产工具。打仗依仗马，生产离不开马，马与命相连。谁有一匹好马，可价值千金，甚至倾城，把马视为至宝，“千里驹”则作为神物而敬之。

可是，长期依附江海生活的吴越人，他们命系舟楫，无舟则难以生存，而他们把马则视为玩物，这同样与他们生活的自然条件相关连，但在中原人看来，实为无知与粗野之举，故以蔑视的态度待之。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以自然为基础和前提的。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同时，人类的劳动对象也是自然，这样一来，人类如何适应自然就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自然界中，适应自然能力的强弱，决定他们是发展，还是滞呆不前，甚至是消亡的最根本的条件。在自然界中，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是最强的，所以，人类最富有生命力。正因为如此，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类，随即产生了与其自然相适应的文化模式，而这种文化是与他们所生活的地域环境密切相连，休戚相关。正因如此，由于地域环境的不同，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形成了带有浓重地方色彩的不同种族及其他们独具民族个性的文化，这就是人们所称道的：不同的生存方式，造就了不同的文化模式。由于各地区各民族中生活自然环境不同，决定了他们生存的手段各异，各取其自然优势。

古代农耕生产进步的地区，也是文化首先得以繁荣与发展的地区，在我国这块东临大海三面是山的半封闭的大陆上，中原率先进入农耕社会，生产、文化水准都高于非“华夏”民族，“以是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陌”(《礼记?中庸》)，“中国者，天下之中之。”这种雄踞万邦，“唯我天下第一”的气度，当然不把“四夷”放在眼里。这种“唯我独尊”的气度也是半封闭自然环境中滋长出来的一种保守的“自我意识”。这种气度与意识，被儒家总结成为经典之后，流传数千年，真可谓是根深蒂固了。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周边民族文化没有放到应有的高度来重视，反而歧视，遭受冷遇。最为典型者莫过于对吴越文化了。由于历史的偏见，把本来，或者说从远古时代起，就具有高度文明的长江下游地区――吴越，认为是一个荒漠之处，蛮夷之所，无文化可言，并得出“江南无文化”的错误结论。导致灿烂的江南文化被埋没几千年。

从现在我们已经掌握的史料分析，中原率先进入农耕时代，这是历史事实，并被各方所证实。与此同时，即在夏商之际，甚至更早的时期――新石器时代，江南的石器文化，不但不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石器文化，有的还稍早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河姆渡文化早于仰韶文化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证。

从传统的方法研究吴越文化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当前吴越文化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少的不解之谜，但就总体而言，今天是应该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江南不但有发达的古文化，而且是中国古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 如商周时代以显示权威的礼器“钺”，和古代立国重器“鼎”的诞生地都在江南，以后才流传到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古代权贵的象征器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江南的水稻种植，从现在已经发现的考古实物证明，也早于中原地区的稻种植。在河姆渡第4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稻草等混在一起堆积，最厚的达1米。同时也证明在公元前5000年长江下游地区就进入人工栽培稻的阶段。当时的生产工具也较为先进，如带木柄的骨耜、穿孔石斧、石刀等。这就说明：当中原进入农耕时代的同时，长江下游的古吴越地区，也进入了稻耕阶段。不同的是，中原地区种植禾、黍、麻、菽、麦、稷等旱田作物为主，而江南地区则以种稻为主。这种种植品种的差异，都是受其自然环境的制约，受其气候的影响罢了。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公元前5000年的远古时代，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在太湖流域，已进入人工种稻阶段，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如陶器为轮制，玉器制作已远远超过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制作水平。可是到了夏商之际，这一地的工具制作发生逆转，文化出现断层。原先的轮制陶器和精致玉器不见了，令人不解的是，在吴越地区消失的东西，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反而能找到。是这里的民族向北迁徙，像神话传说的那样被蚩尤领着带到涿鹿作战从而未归;或者像有的学者猜测的那样：殷人的祖先是从扬州北上战败夏朝并取而代之，并把江南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带走了?或者还有其他别的什么原因?这种文化断层现象，至今还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还有待去进一步探索。

这种文化断层现象的出现，使得吴越地区的文化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异明显扩大。致使早先的灿烂文明也被淹没了，被遗忘了。到汉唐时出现了“江南无文化”的议论。

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后有关章节中，再详加论述。

如前所述，吴越文化序列是：太湖流域一带的史前文化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与此同时，在其西北的有宁(南京)镇(镇江)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在其西北的有薛家岗文化;在其南面的有宁(宁波)绍(绍兴)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尽管这些考古文化的名目繁多，并且各有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特点，但是，这些古文化的生存地应在江海之交的长江冲积平原及其周围地区。同在一个自然条件中生存、发展、演变，故自然形成的共性因素是很多的，而且这些共性因素又带有浓厚的江南特点，“如果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也大有共性的东西存在。例如，这一地区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石器，普遍有穿孔石斧，有段石锛，造型相仿，演变顺序(大体)一致;陶器都以鼎、豆、甭、壶为主;都以璜、?、?为主要装饰品。……到崧泽文化期，共性的东西明显增多。到良渚文化，内涵基本趋于一致。自此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步入文明的门槛。”

①

随着时代的进步，进入农耕时代，这一地区的种植均以水稻为主，稻作文化是吴越文化中最富特色的文化。

“语言通，风俗同”这也是这一个明显的特点。到了春秋时代，吴越虽然各有自己的特性，但在总体上，已经融为一个地域的文化了。

岁月无情，曾经盛极一时的古代文化业绩，可能湮没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玉殒香销，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殆尽。但岁月也多情，在人们浑不经意之际，沉埋良久的古代文化遗迹可能忽然重现，由此而引来人们的惊叹和欢呼! 楚文化的命运就是这样的。

60多年以前，即使博学鸿儒也还不知楚文化为何物。楚文化的遗物埋没在地下达2000余年之久，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盗墓者掘起，后来又一批接一批地被考古家唤醒，人们用狂喜来迎接它的历史光辉的重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安徽寿县和湖南长沙市，经盗掘出土了一些战国时代的楚文物，其中的某些铜器和漆器，工艺精绝，风格独特，使文化界人士惊诧不已。但这还只是“新荷乍露尖尖角”，猝然面世，人们还很难认清它的意态和神韵。对楚墓葬和楚遗址的科学发掘，以及对楚文化的科学研究，严格地说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迄今湖北、湖南两省已发掘的楚墓都超过了4000座，安徽、河南两省已发掘的楚墓也数以百计。当考古家为楚文化遗物拭除历史的尘垢，使它们重见天日之时，纷华照眼，令人有美不胜收之感。这时，蓦然回首，再去看哲学上的老庄和文学上的庄骚，便发现它们原来都是楚文化的精粹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是多元复合的，就它的主体即华夏文化来看，则是二元耦合的。二元，简单说来，就是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或者叫做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化二元耦合的格局，可以略示如下：

南江北河，

南炎北黄，

南凤北龙，

南道北儒，

南《骚》北《诗》。

南方风光佳丽，北方山川壮伟;长江清奇，黄河雄浑;炎帝狂怪，黄帝尊严;凤秀美，龙威武;道家重哲理，儒家重伦理;《骚》谲而艳，《诗》正而葩。楚地居长江中游，尊炎，崇凤，尚道，喜《骚》，因而，楚文化是先秦南方文化的表率。

由于历代王朝大抵奠都于北方，人们养成了重北轻南、重河轻江、重黄轻炎、重龙轻凤、重儒轻道、重《诗》轻《骚》的心态，积重难返。近十年间，学术界研讨中国传统文化，仍不无偏颇之弊。须知，南北联结，江河竞流，炎黄同尊，凤龙齐舞，道儒互补，《骚》《诗》争妍，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之所在。

只有把楚文化放在上述二元耦合的文化格局中考察，方能正确地认识它的精义和特色。

作为一个地域，楚界北至淮河，南至五岭，东至赣江，西至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一言以蔽之，即长江中游。作为先秦的一个国家，楚界要比上述范围大得多，楚人曾问鼎周室，饮马黄河，席卷淮夷，侵及齐鲁，吞并吴越。作为一种源于上古、泽被当世的文化，楚界与上述范围是有出入的。本篇的空间跨度，大致以楚地为限。

从地理环境来看，长江中游是南方的“中原”。中国的地形，从西到东，由高变低，呈三级阶梯之状，长江中游恰好处在第三阶梯中段的西部和第二阶梯中段的东缘。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连成一片，是它的腹地。四面都有山，西边、南边和东边南段山势较高，东边北段和北边山势较低。来自太平洋的温润季风，可以长驱直入。古人北出南襄夹道，经由南阳盆地，东出方城隘道，通往北方的中原，沿途无险阻。

从人文环境来看，长江中游也位于东西南北之中。汉藏语系的四大语族，早在先秦已具雏型。汉语族的先民在北，壮侗语族的先民在东，苗瑶语族的先民在南，藏缅语族的先民在西。四者交会、穿插，中心就在长江中游的北部。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相争，都是古代文化的十字路口，所能接收和容纳的文化信息特别丰富。

尚在蒙昧之世的旧石器时代，姑置勿论。最早由人工栽培的植物，以及最早由人工饲养的动物，都出现在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中国已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洞庭湖平原的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8000年上下，比黄河中游的裴李岗遗址早几百年。其中有大量碳化的稻谷，是已知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遗迹。所出的陶器是贴塑成型的，质地不坚，火候不高。显然，这个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

新石器时代的长江中游，平均气温比现代高些，植被比现代密得多，水域比现代宽得多，物产的丰饶比黄河中游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不仅适于稻、麻、桑、漆、橘之类植物生长，宜于禽兽等动物繁殖，而且有许多可供人类利用的水生生物。

鄂西北和豫西南，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交相切?之区。用苏秉琦和殷玮璋的说法，汉水中游的南阳、襄樊地区处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联结点上。

①

源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向南延伸，源于长江流域而大致与仰韶文化同时的大溪文化向北延伸，彼此交会于鄂西北。“在有些仰韶文化的遗址里有大溪文化的因素，在有些大溪文化的遗址里有仰韶文化的因素。”

②

继大溪文化而起的屈家岭文化，时代与仰韶文化末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向北延伸到豫西南，其文化因素则传播到豫中的禹县一带。继屈家岭文化而起的石家河文化，其北界大致与屈家岭文化相合，其内涵则与中原龙山文化有不少共同的因素。中原王湾类型的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与石家河文化相渗透。例如，前者的少量镂空器和圈足器显示出后者的影响;而后者的少量方格纹和绳纹则显示出前者的影响。

①

湖北郧县的青龙泉遗址，下层为仰韶文化，中层为屈家岭文化，上层为带有龙山文化因素的石家河文化。这样的交替叠压关系，正是南北文化交相渗透、影响的地下实证。

黄河中游开文明文气之先，较早地发明了炼铜，较早地创造了文字，较早地建立了城邦。可是，黄河流域缺少铜和锡、铅之类有色金属资源，上游有铜而不多，中游和下游的铜更少。先后在黄河中游立国的夏人、殷人和周人，迫于有色金属资源的贫乏，都不得不把寻找铜矿作为首要的战略目标。他们到哪里去找铜矿呢? 只有到南方去。

中国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大多蕴藏在南方，这是因为在地质史上受喜马拉雅山和燕山两个造山运动的影响，南方的火成岩活动特别强烈，大约在距今1.9～0.8亿年前，发生了罕有其匹的花岗岩活动，以四川盆地和贵州高原为中心，向东南方和西南方持续增强，而出现了成矿带。中国的铜矿密集在长江南岸，锡矿和铅矿更在其南。湖北、安徽、江西三省的铜矿，储量之大，品位之高，甲于全国，而且不难开采。

对夏人、殷人和周人来说，若到长江上游去找铜矿，道路太远，险阻太多，实在力不从心。唯一的出路是到中游和下游去，而中游比下游更近些。

夏人向南开拓，反映在传说中，就是禹征三苗。三苗战败了，但夏人向南推进的距离不很远，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夏人到达了长江。

殷人以南进为重大国策，商代中期以后成效卓著。他们过了淮河和汉水，又过了长江，直到湖南和江西的中部。1988年赣西北瑞昌县铜岭发现的古铜矿，开采年代上限为商代中期。由瑞昌县往西偏北走，是鄂东南的阳新县和大冶县，连成一线，也有古铜矿，已知开采年代上限为西周，但附近有不少商代的炼铜遗迹，实际上限也在商代。大冶铜绿山的铜矿，矿石品位最高，至今号称“状元矿”。湖北黄陂县的盘龙城，有商代中期的城址。江西新干县有一处相当于商代的墓葬或窖藏中，曾出土了制作精良的铜器多达400余件。湖南也发现了不少商代中晚期的铜器，铸造水平不低于中原，造型和施纹则既有纯属中原风格的，也有富于江南特色的。在湖北和湖南出土的某些铜器上，有“”、“戈”等殷人的族徽。

殷人的南征，给长江中游带来了文字和城邦。至于炼铜技术，长江中游在石家河文化时期也已发明了。

周人伐淮夷，征荆蛮，其基本动机是要铜。能采，就采;不能采呢，那就去抢。金文所谓“俘金”，改成现代的白话，就是“抢铜”。可是，周人不象殷人那么能征善战。昭王伐荆蛮，大败，竟溺死在汉水中。从此，周人便视汉水为畏途了。穆王伐淮夷，大胜，可是好景不长，后来淮夷又反叛了。

楚人源于黄河中游，几经颠沛流离，迁至长江中游。西周早期，楚人的大酋兼大巫熊绎受封为子男之国，以楚为号。“楚”，首先是物名，即别称牡荆的楚木;其次转为地名，最初指江汉之间;再次转为族名，包括土著楚蛮和反宾为主的客户楚人;又次才转为国名的。甲文和金文的“楚”字，似乎表示楚蛮和楚人跋涉在楚木丛生之地，栖息在楚木构筑的寨墙之中。

熊绎都于丹阳，其故址应在今湖北南漳县。春秋早期，楚文王迁都于郢，其故址应在今湖北宜城县。春秋中期，楚成王使长江中游的铜矿成为楚人的囊中之物，从此国力大增。独具一格的楚文化，就是在春秋中期形成的。春秋晚期，楚昭王迁都至今湖北江陵县，仍称郢，而后人谓之纪南城。降至战国时代，楚文化就蔚为大观了。战国晚期，楚都三迁;初迁陈，其地在今河南淮阳县;继迁钜阳，其地在今安徽阜阳县;终迁寿春，其地在今安徽寿县。不论迁到何处，仍称郢。公元前223年，秦灭楚。

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的联系，是铜器时代华夏文化的中轴。

春秋战国是铜器时代的晚期和铁器时代的早期，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领先进入铁器时代的正是楚人。

成熟的楚文化有六大要素：一是冶金，二是织帛，三是髹漆，四是哲学，五是文学，六是艺术。假如可以把六大要素比作六大支柱，那么，楚文化美轮美奂的高堂邃宇，正是凭借着六大支柱营造成功的。

北方文化的总体风格是谨严雄浑，南方文化的总体风格是灵巧清奇。楚文化的总体风格，可谓灵巧清奇之尤。

近几年间，学术界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以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缺乏开放性和创造性的，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总是墨守陈规，恪遵祖训。其实并不尽然，楚文化是很有开放性和创造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楚人的特殊经历养成了兼容并包的胸襟和追新逐奇的心态。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这就是楚文化的发展道路。

与东周的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楚文化是后来居上的。各种区域文化互见短长，而从总体成就之大来说，楚文化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种区域文化。已知最早用熔模法铸造的青铜器，是十余年前发现的楚器。已知最早的铁器，除去个别的例外，都是近40年间出土的楚器。先秦的金币和银币，无一非楚币。最早的一批精美逾常、完好如新的丝织、丝绣的衣衾，竟出自一座小型的楚墓。先秦的漆器，就数量之大，类型之多、图案之美而论，无过于楚器。先秦的木雕和竹编工艺品，凡已面世的，几乎扫数出自楚墓。相传秦代蒙恬始造毛笔，但从战国楚墓中已有毛笔多支出土，可见旧说不确。先秦的竹简，凡已出土的，几乎全是楚简。先秦的帛书已见一幅，帛画已见两幅，也都出自楚墓。全套64件的曾侯乙编钟，是在故楚腹地发掘出来的。假如细大不捐，那就还可以举出好些实证来。例如：最早的一双竹筷――先秦箸食文化的唯一物证，也是楚人的遗物;最早的一架木床，又是楚人的遗物;最早的一条裤子，还是楚人的遗物，虽开裆，但不足为怪，须知合裆的裤子是到西汉中期以后才推广的。若就最高层位的精神文化而论，先秦的哲学成就无过于李耳和庄周，先秦的文学成就无过于屈原和宋玉，一共四位，三位是楚人，一位是楚系宋人。他们的作品，至今还启迪着人们的心智，陶冶着人们的情操。

《庄子?秋水篇》说：“大知观于远近。”对楚文化，只有把它放在古代世界文化的全局中，与后人钦慕的西方古代文化做比较，方能认清它的地位和意义，说来也真巧，从公元前6世纪中叶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东方的楚和西方的希腊都登上了古代文明的峰顶，彼此的总体水平大致不相上下。青铜冶铸的工艺水平，楚高于希腊。锻铁的应用，楚晚于希腊;可锻铸铁的应用，却是楚早于希腊。当楚人的匠师在丝绸上表现他们多彩多姿的匠意之时，希腊人尚不知丝绸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楚的漆器和希腊的陶瓶都典雅而华丽，但就工艺而论，做漆器比做陶瓶难得多了。楚多林少石，发展了木构的台榭;希腊多石少林，发展了石砌的殿堂。论形体的庄伟和雕刻的精美，楚建筑远逊于希腊建筑;论建筑与环境的谐合以及居住的舒适，则楚建筑较希腊建筑为优。论驰车陷阵，楚人非希腊人所能方轨;论操舟航海，则楚人不能与希腊人争胜。以人物为题材的造型艺术，楚是落后的;至于音乐，楚却领先了。就哲学和文学而论，楚与希腊各有千秋……

说楚文化曾是古代世界第一流的文化，绝无溢美之嫌。

楚国的勃兴，使中国的文化重心扩张到了南方;楚国的覆灭，则使中国的文化重心又收缩到北方了。秦朝的统治尽管短促，却给楚文化带来了重灾大难。许多富丽堂皇的宫室化为断井颓垣，宝器和珍玩被掳掠一空，记录着楚人历史足迹的文献被焚烧殆尽，这些都尚在其次。最沉重的打击是秦朝使文化的土壤退化了，使文化的气候恶化了，从而造成最严酷的后果，使楚文化的生机萎靡不振了。

楚人失去的不是社稷，汉朝取代秦朝就标志着楚人终于压倒了秦人。名为汉朝，是由于楚人项羽把楚人刘邦封在汉中做汉王，刘邦击灭项羽后沿袭了这个“汉”字，纯属偶然。楚人从秦人手里连本带利夺得了一统天下，也曾使楚文化的某些成分复活，但未能使楚文化的主导地位再造。成分不等于体系，就体系而言，汉制可谓兼秦楚制而有之，汉家实为杂霸王道而用之，汉文化则力求熔北南文化于一炉而冶之。

历史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历史的退步，民族的喜剧往往伴随着民族的悲剧。建立汉朝是中国的进步，楚人的喜剧。但这象走路，从方向看是前进了，从途径看却偏斜了。它离最有开放性的创造性的途径远了，每一进步都同时意味着退步。它仍有踵事增华的强大能力，这是喜剧;但它缺乏革故鼎新的蓬勃生机，那却是悲剧了。每场喜剧都同时演出着悲剧。

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也许正确地说过：早期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

①

对楚文化在秦汉以后的命运，也可以作如是观。

秦汉以后的华夏文化，仍是南北二元耦合的。例如：经学，有南学与北学;禅宗，有南宗与北宗;戏曲，有南曲与北曲;等等。楚文化的流风余韵是南方文化的灵魂，因而南方文化总是更有想像力和突破性，这在后面的各章中还有详述，故本章即不再赘叙了。

远古的中华大地，曾经孕育和产生过众多不同的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等等。这些远古的地域文化的不断交流、相互的渗透和融合，就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干的、丰富多姿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大系统――即中华文化或华夏文化。与上述文化相比，我们所述的潮汕文化显然是个后起的文化。它基本上是中原文化的移植，是中原文化与潮汕地区土著文化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亦就是说，潮汕文化的形成，体现了黄河流域中原文化不断南移落户的过程，而它的本身又散发着土生土长的浓郁的潮汕地方特色。先秦时期，当中原文化历经数百千年的发展而逐渐走向繁荣时期，而包括潮汕地区在内的“南蛮”之地，仍处在“地广人稀、饭稻美鱼，或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从秦汉时期的戍卒到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的历次移民浪潮，一批又一批的中原移民来到这“毒雾瘴气、日夕发作”的“岭外”滨海之地，与本地的先住民逐渐融合。在这具有先进文化和强大力量的移民聚合后进的、弱小的土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由操独特的方言、具有独特的风俗习惯、拥有独特的文化心态和性格特征的潮汕人民所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潮汕文化。

潮汕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它虽植根于远古的“南蛮”文化，其文化源最早可追溯到夏周时代的“闽文化”和战国时代的“闽越文化”，但一经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却始终以中原文化占主导地位。这一历史过程，始于晋朝、规范于唐宋。特别是韩愈到潮后，潮州文人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以后经历任官吏的倡导，加速了中原文化与潮州土著文化的融合、同化过程。因此，对于潮汕文化而言，闽或闽越文化是它的基础性文化，畲、俚、?文化是复合性的文化、外来文化是催发性的文化，而构成其主旋律的则是中原文化。

潮汕文化首先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背靠五岭、面向大海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历代潮汕人民有可能将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之获得协调一致的发展。这种以陆海交融为根本特征的文化，无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抑或其文化承担者的文化心态和性格特征，无不闪烁着独特的地方色彩。但由于某些历史的和地理的等因素，已使现今的潮汕文化不再是一种纯地域性的文化。潮人移居海外，自古有之，但近百数十年来，移民出国浪潮迭起。据不完全统计，现旅居海外潮人和外籍潮人达600万之多，他们不仅对居住国的经济、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把赤诚的爱国情意化作支援祖国桑梓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行动。他们在世界各地组建了各种形式和类型的潮人社团，定期举行会议、出版刊物，组团回国观光，为弘扬潮汕文化和中华文化、加速潮汕建设步伐，作出了贡献。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潮汕文化已发展成为一种以潮汕地区为基本立足点、以潮汕地区的居民为主干，以侨居海内外(特别是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潮人为依托，所共同创造和积累的，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和物质文化。这是一种以地域性为主，同时兼有群体性的独特的文化。

源远流长的潮汕文化，蕴涵十分丰富。无论是历代潮人所创造的潮剧、潮乐、潮州英歌舞等精神文化成果，或是潮瓷、潮绣、潮州抽纱等物质文化成果，既体现了对外来文化的不断吸收，同时又呈现了浓郁而独特的地方特色。

潮汕方言构成了潮汕文化的一大特色。使用人口约达2000万(包括旅居海外的潮汕人)的潮汕方言，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四个方面，且有许多外地人所看不懂的方言词，与普通话有相当大的差异。潮汕饮食文化颇有特色。潮州菜名声如日中天。而闲适安逸、别具风韵的潮州功夫茶，是潮汕文化的又一特色。它集潮州人饮食文化之精粹，是人们日常消闲接待亲友不可缺少的一种喝茶艺术，体现了潮汕人长期养成的高雅的文化素养。潮汕风俗习惯中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独特表现形式。

富有地方格调的潮剧、潮乐和潮州民间歌舞是潮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潮剧历史悠久，影响遍及粤东、闽南、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是全国十大剧种和岭南四大剧种之一。潮剧的独特风格通过剧本的涵义、演出技巧和配乐节拍等，得以充分地显示。潮剧擅唱，唱腔和音乐优美、悦耳动听，潮丑表演全国著名，其中引人注目的“帮唱”，也是潮剧的一大特色。潮州音乐传统深厚，早在隋唐时代，中原音乐开始传入，与当地的音乐语言相渗透，大约至明末清初，潮州音乐的演奏内容和形式日臻完善，到民国时期，已自成体系。潮州音乐曲目丰富，形式多样。在丰富多彩的潮汕民间舞蹈中，最有特色的首推“英歌舞”，这种群众性的广场舞蹈，以粗犷刚健、气势雄浑奔放的舞姿而著称。

以精巧优质而享誉中外的潮绣、潮州抽纱和潮瓷，是潮汕文化的瑰丽奇葩。潮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中粤绣的重要绣种，以瑰丽多彩和技艺精巧而著称于世。潮州陶瓷是潮汕历史悠久的名优产品，早在唐朝，潮瓷即开始出口外销;至宋代，潮州陶瓷业已具相当规模，笔架山有百窑村之称;自清代起，潮州西郊枫溪被誉为“南国瓷乡”，其产品以传统工艺美术陶瓷为著名，其中以瓷塑通花和瓷花最具特色。此外，潮州的金漆木雕、玉雕和石雕，以及香包、剪纸、金银首饰等，都以其制作精美、技法细腻、设计优雅而蜚声海内外。

以小巧寓宏大的建筑特色构成了潮汕文化又一重要内容。特殊的地理条件逐渐养成了潮汕人尚小巧寓(或代)宏大的审美观念，这反映在潮汕地区的建筑艺术上，就出现了建筑布局追求简朴、紧凑、严谨，而结构力求完善的特色。

随着对潮汕文化研究的逐步展开，人们对潮汕人的心态特征表现出浓厚的了解、探析兴趣。客观地剖析潮汕人的文化心态，是了解潮汕文化底蕴的一把钥匙。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潮汕人的开放意识和拼搏进取精神、顽强适应力和创业精神、凝聚力以及商品意识和经商才能。潮汕地区持续稳定的发展，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文化心态和较高的传统文化素质。同时，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亦是地区发展的基础。海外华侨更是促进潮汕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显然，地区发展的巨大潜质积蕴其中。

在介绍、探析潮汕地区(或旧潮州府属)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及其由来方面，潮汕有识之士已做了许多努力。

历代以来，潮汕地区文化历史资料的整理和保存，赖于地方官府主持的修志，此外，地方绅士、民间文人也凭自己意趣，注意观察地方风情，考释掌故，搜集地方文献资料并予刊行，如清代的《韩江闻见录》、《潮州耆旧集》等，均起到保存、传播地方文化的积极作用。进入本世纪，独特的潮汕民俗文化现象，也引起时人注意，有一些介绍、整理性的书籍出版，如杨睿聪的《潮州的习俗》、沈时聪的《潮安年节风俗谈》、金天民的《潮歌》，以及辑录《民俗》杂志上有关潮俗文章而成的《潮州的故事》等，均唤起人们探究潮地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近人地方文献整理家翁辉东对潮汕文化的整理研究，其成果如《潮汕方言》、《潮州文概》、《潮州风俗志》、《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潮风》等书，影响较大。

当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潮汕文化的整理研究日渐引起重视。潮汕地区各属方志办组织力量，对潮汕历史文化资料进行全面整理考订，编写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专集，如文化志、民俗志、文艺志等。同时，地方有识之士潜心研究，陆续出版一些研究成果，某些方面自成体系，产生较大影响，如郭马风之于地方风俗，林伦伦对潮州方言的研究，陈香白整理考订探究地方文献资料，庄义青、林生早之于地方教育史、洪松森之于地方经济史、黄梅岑考释地方掌故，等等。余如蔡泽民的《潮州风情录》、袁穆伦的《潮州杂谈》，皆可视为新时期的拓荒之作。汕头市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的《潮汕风采文丛》、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潮汕文化论丛》更是起到了显示群体研究成果的作用。令人振奋的是，有关方面重视潮汕文化的整理研究，在汕头和潮州分别成立了“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机构(分设于汕头市区和汕头大学、韩山师专)，并举办过数次有关潮汕文化的学术研讨活动。研究成果的推介方面，韩山师专学报出有数期“潮汕文化研究专辑”，并有专栏刊登;汕头大学学报辟有“岭东人文”栏目，发表有关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文章;《广州潮讯》亦时有潮汕文化文章登载。海外的若干潮人团体亦对潮汕文化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倾注了热情，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地都有一些潮汕文化资料或研究成果的刊行，在香港出版的《国际潮讯》发表过不少研究文章。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潮汕文化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已引起了普遍重视，研究成果日渐增多表明潮汕文化研究已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凡此等等均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参考借鉴。

需要说明的是，本卷中使用的“潮汕”一词地理概念，系指50―70年代原汕头专区所辖范围，也即今之汕头、潮州、揭阳三市范围。严格说来，“潮汕”一词的出现最早也不会越过公元1861年，此前汕头不过是无闻的小渔港，因《天津条约》的签订才使其成为通商口岸，发展至19世纪末才名气传开，经济的发展，港口城市的形成，遂成为潮地经济文化另一中心，足以与老府城潮州抗衡，估计，或许是本世纪初潮州――汕头铁路(即潮汕铁路)修成通车，“潮汕”一词称呼才成为约定俗成用于泛指现在地域的泛称，并被普遍使用。一般来讲，清代前即用指古代历史的行文仍应避免出现非历史概念“潮汕”一词为妥，而应称潮州。

本卷资料的搜集及某些观点的形成，除得益于上面所部分提及的以往研究成果外，尚赖潮州市方志办、汕头市方志办等单位和丁身尊、林经国、丁度庆、丁和平、倪俊明、陈荆淮、陈香白、黄梅岑、肖逸生、连建雄、许志远、陈耿之等同志的支持帮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