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业渊源

山西的商业起源甚早，可谓源远而流长。

早在晋文化形成时期，商业贸易已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晋文公入国继位，谋求称霸，即注意商贾在富国利民方面的作用，制定政策，“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国语?晋语四》)。后来叔向曾说：“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国语?晋语八》)当时晋国境内已有巨商大贾，生活豪奢，只不过政治地位很低。

战国时期，三晋的商业俱很发达，这从反映商品交换的货币关系中亦可窥见一斑。据王明阁《先秦史》中叙述战国时期城市铸币的种类，魏国大梁、安邑，赵国的邯郸、晋阳(今山西太原市)，韩国的平阳(今山西临汾市)，都是能够铸造货币的大城市。由货币上铸造的地名看，铸币的城市更多，如韩国境内的屯留(今山西长子县北)币、长子(今山西长子县)币、铜硖币、澄氏币、宜阳币、卢氏币;在赵国境内的晋阳币、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北)币、兹氏币、离石(今山西离石县)币、邬(今山西介休县东)币、中山币;在魏国境内的安邑币、垣币、皮氏币、平阳币、北届币、山阳币、梁币、蒲(今山西隰县西北)币，等等。从山西境内铸币的情况，不难看出那个时期商业繁荣的情景。《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大盐商猗顿，在河东盐池发家，竟“与王者埒富”。

历经秦汉、隋唐，直至宋元时期，山西商人在全国虽不占据突出地位，但营运贸迁，无时或辍;行商坐贾，代不乏人。汉武帝初年，对匈奴实行羁靡政策，“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今朔州市)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汉书?匈奴传》)。聂壹是当地土豪，既从事同匈奴的贸易活动，又为汉朝充当间谍。当时，山西境内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泽州(今晋城市)、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唐朝女皇武则天，原籍是太原文水人，她的父亲武士?“家富于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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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他年青时由经商致富，主要是做木材生意。武士?“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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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追随唐高祖晋阳起兵，担任的职务为行军司铠，是掌管后勤保障工作的，依然是发挥他善于经营筹划的长处。

宋朝时期，山西人善于经商致富的声誉开始出现，如有人说，“凡并人，其俗刚厚而勤啬，能节损以立衣食。诸来徙之户，初虽贫极者，居久而为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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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据此认为，占近世中国商业界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在宋代大体开始显出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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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辗转来到中国，看到太原“商业相当发达”，并说，“离开太原府，再西行(按：方向有误)七天，经过一个美丽的区域，这里有许多城市和要塞，商业制造业兴旺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过了这个区域，到达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市，叫平阳府(Painfu今山西临汾)，城内同样有许多商人和手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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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商业资本和商业经验的积累，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发展商业贸易的先决条件，恰如已经破土的禾苗，只要一遇甘霖，就会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