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越文化和汉族文化的融合

自西汉元封二年以来，皖南诸县与建业 (时称秣陵) 一直都是丹阳郡的辖地，相互联系十分密切。及至孙权定都建业，皖南诸县便成了东吴 “腹心” 之地。

皖南诸县位于江东地区的西部，在地理上属于江、浙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地带。其地北抵大江，南跨渐水 (今新安江)，“地势险阻，……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 《诸葛恪传》)，把江东分隔成相对独立的一个地理单元。皖南南部的黟、歙二县，地当丹阳、吴郡、会稽、鄱阳诸郡之间，东连三吴、南接豫章，是沟通江东与南方各地往来的枢纽; 北边沿江重镇芜湖，既是江东一带北上中原、西达荆湘的咽喉，又是控扼建业上游形势的屏障，故有“江东先有建业，次有芜湖” ( 《南齐书?州郡志》) 之说。因此，皖南诸县对于东吴政权稳定王基，开拓疆土和维系东南半壁统治，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山越人在此 “腹心” 地带的异常活跃，尤其是当地山越宗帅与境外势力不时联络，不能不引起东吴统治集团的忧虑。所以，孙策、孙权都在皖南讨伐过山越; 东吴名将也几乎人人都有过与皖南山越人交锋的经历。东吴征服山越人的战争，最早的战场在皖南，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战事也在皖南。

东吴对山越人的征服战争开始于建安三年(公元198)。是年，孙策在江东 “已定宣城以东，惟泾以西六县未服” ( 《资治通鉴》卷六十二)。于是，孙策亲自率众前往皖南讨伐“诸险县大帅”，经过陵阳、勇里 (在今泾县) 两次战斗，分别打败并收编了山越宗帅祖郎及 “大为山越所附” 的太史慈，完全掌握了整个江东。次年，孙策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迅速夺取庐江 (今安徽潜山)、豫章，占据了豫章以东的长江下游地区。

孙权统治江东 (公元200-252) 期间，几乎从未间断过征服山越的战争。其中以贺齐、陆逊、诸葛恪在皖南地区对山越人的讨伐影响最大。

建安十三年，孙权再次西征黄祖，为防止 “山寇复动”牵制前线战事的重演，遂遣贺齐 “讨丹阳黟、歙”。贺齐在黟、歙，“每当交战，官军……辄致不利”，因而改用了屠杀的方式，“凡斩首七千” ( 《贺齐传》 及注引 《抱朴子》)，才征服了当地山越人。在随后发生的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周瑜用来 “以当中国百万之众”的“江东六郡山越之人”(《周瑜传》注引 《江表传》)，当中，无疑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黟、歙的丹阳山越。

建安二十一年，“鄱阳贼帅尤突作乱” ( 《陆逊传》)，波及丹阳，“陵阳、始安、泾县皆与(尤)突相应”，且大有蔓延之势。此时，曹操正在北方积极准备南下攻吴。为了尽快稳定“腹心”，孙权立即派遣贺齐、陆逊二道齐发，“讨破 (尤) 突，斩首数千，余党震服”。事定，贺齐从被降伏的“丹杨三县”山越人中“料得精兵八千人” ( 《贺齐传》)。

建安二十二年春，曹操率兵南下攻吴，孙权筑濡须城 (在今无为东南) 拒守，双方在江北沿岸相持两月之久。期间，因江南“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吴军一度两面受敌。及至曹军北还，孙权鉴于“腹心未平，难以远图”，在遣使向曹操请降修好的同时，又令陆逊进攻费栈。陆逊击溃费栈后，继续搜捕 “山越宿恶”，“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还屯芜湖”(《陆逊传》)。经此一役，皖南沿江的山越人被消灭殆尽。

然而，贺齐、陆逊讨伐山越的胜利，只是 “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诸葛恪传》)，远远满足不了 “强者为兵，羸者补户” 的需要。为此，东吴政权又向皖南 “深远” 之地的山越人发起更大规模的围剿。

这次围剿，从嘉禾三年(公元234)八月孙权“以诸葛恪为丹杨太守，讨山越”开始，一直持续到六年十月 “诸葛恪平山越事毕”(《孙权传》)，是东吴征服山越的战争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场战事。为了 “禽尽” 山越，诸葛恪首先 “移书四郡 (即吴郡、会稽、新都、鄱阳) 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以切断山越人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然后 “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使之无法在山中继续生活下去。山越人“渐出降首”。结果，因为 “饥穷”，十万山越人被迫 “老幼相携而出”(《诸葛恪传》)。从此，皖南境内的 “丹阳山越”遂不见于文献记载。

东吴统治集团从皖南山区 “徙出外县” 的山越人，见于文献记载的前后不下二三十万。其中 “强者” 被编入军队，东吴十余万山越精兵半数以上来自皖南;其余“羸者”，不是补为屯田客就是赐与功臣充当佃客。

东吴的士兵，名义上是国家官兵，实际等同统兵将领的私有农奴。他们出战入耕，“江渚有事，责其死效” ( 《陆凯传》)，平时则为将领们种田服役，甚至 “浮船长江，贾作上下” ( 《孙休传》)。如江北边境一带，先后有孙权 “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魏书?满宠传》)、诸葛恪“自领万人，……率众佃庐江、皖口(今安庆)” ( 《诸葛恪传》)、“吴人大佃皖城 (今潜山)” ( 《晋书?王浑传》)等使用军队来种田耕地;至于内地，类似吴郡“诸顾、陆役使官兵” ( 《世说新语?政事》) 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

屯田客是国家的农奴。东吴政权采取了强制手段把他们束缚在国有土地之上从事农耕生产，以保证军队的粮食供应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此外，屯田客经常被指派到诸如穿渠筑路等工地上去突击服役。据 《吴书?诸葛谨传》 注引 《吴书》，“赤乌 (公元238―251) 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万人，会佃毗陵 (今江苏常州)，男女各数万口”。东吴“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 ( 《宋书?州郡志一》)，辖有今苏南的镇江、常州、无锡及其周围各地，是当时最大的屯田区。有学者推测，陈表、顾承二人率领“会佃毗陵”的屯田客，即此前诸葛恪讨平丹阳山越 “献戎十万” 的一部分。他们来到毗陵后，不仅仅只是种田耕地，还用作 “凿句容中道，自小其 (在今江宁) 至云阳 (今丹阳) 西城” ( 《孙权传》) 的运河破岗渎的修建。

总之，东吴与山越的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既是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矛盾的体现，也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反映。

东吴对山越的政策，无疑是很反动的。山越出山是在东吴统治集团的武力逼迫下实现的，这对山越人来说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山越人出山之后随即便陷入了 “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贺邵传》)、乃至弃子不养的悲惨境地。所以，山越人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反抗。直到吴末，还有“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起义，攻抵建业，“众万余人” ( 《孙皓传》)。

不过，随着山越人的大量出山及其与平原地区的人民更广泛的杂居，这对促进他们与汉人之间的交往和融合、加速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在客观上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正是由于包括山越在内的各族劳动人民在南方大地上的汇合与辛勤耕耘，造就了江南 “其四野畛?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锦” (左思 《吴都赋》) 的繁荣景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