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社群的产生

在沿海的海洋族群中，岛屿社群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中国沿海的岛屿构成来看，台湾岛和海南岛是中国的两大岛屿，比较大的岛屿还有舟山群岛和庙岛群岛。考古发掘证明，在这些岛屿上，很早就有了人类的活动，也就是说，岛屿社群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

(一)舟山群岛和庙岛群岛等群岛的社会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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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以舟所聚，故名。其旁小岛罗列，故称为舟山群岛。位于长江口以南，杭州湾以东，象山港以北，由舟山、岱山、大巨、泗礁、乘山、普陀山、桃花、六横、蚂蚁、滩许等大小1339个岛组成。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舟山群岛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居民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沿海各地。其中以浙江宁波、镇海、温州、台州等地为多，福建籍来舟山渔场捕鱼，陆续定居岛上的也不少。

舟山群岛的史前海洋文化遗迹所反映的岛屿社群状况已如前述。以下以山东庙岛群岛史前遗址遗物说明当时的岛屿社群状况。

庙岛群岛是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在黄、渤海交接线上南北向分布的一群岛屿，像一根巨大的链条把两个半岛连接在一起。

庙岛群岛历史上属于山东蓬莱县，后辟为长岛县，是神话故事中经常提到的海上仙山的所在，真实的历史记载反而不多。从20世纪60年代起，岛上陆续发现了一些战国时期的墓葬，后又发现了比较丰富的原始海洋文化遗存。在南长山岛的文化遗存中出土有大量海砾石、贝壳，以及网坠等，在北长山岛的文化遗存中夹存有大量牡蛎壳、贻贝壳等，大黑山岛的文化遗存中有大量红烧土、灰烬、牡蛎和螺壳等，砣矶岛的文化遗存中有大量牡蛎、贻贝和强刺红螺的皮壳、灰烬等，大钦岛的文化遗存中有牡蛎、强刺红螺、贻贝皮壳、海卵石锤子、鱼骨等。

调查表明，至少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这里就不断地有人居住着。从地理条件来说，这里虽是海岛，却像链环一样一个一个地连接着的。从蓬莱港出发，一直到最北边的隍城岛，可以有许多中间站。两岛之间的距离，最多不过十几千米。夏秋季节，大多数时日风平浪静，原始人完全可以用一叶扁舟来往于各岛之间。就是从隍城岛北往辽东半岛，水路也仅40千米，在当时并非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岛民可以受到南北两个半岛文化的滋养。

岛上多丘陵，一般海拔一二百米。背山面海之处往往有很好的港湾，有冲淤土和亚黏土。这些地方多是现代村落所在，也往往是史前村落遗址所在。

群岛是南来北往的候鸟临时停歇的中间站，周围的海域是鱼虾洄游的必经之地，环岛水位适中;礁石较多，盛产海参、贻贝、扇贝、鲍鱼、牡蛎和海胆等。岛上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2.1℃)，雨量适中(年降水量560毫米左右);无霜期长(240天左右)，适于多种动植物的生存，也适于原始农业的发展。由于具备这些条件，在岛上容易发展多种经济。在经过清理的一些遗址中，往往既有农业工具如石刀、石铲、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又有渔猎工具如网坠、石矛和箭头等;既有大量的猪骨，也有鹿骨、鸟骨、鱼骨，而更多的是牡蛎、贻贝等软体动物的皮壳。生活资源如此丰富，是原始居民能够在此生存和发展自己文化的重要条件。

这一时期的一些最精美的物品是否直接来自大陆，固然是个疑问，但至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一般的陶器肯定是在本地烧制的，因为在店子就有当时烧制陶器的窖场。对于其他的东西恐怕也可以这样说：一方面自己生产，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又有广泛的交流，包括岛与岛的交流以及海岛与大陆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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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珠海市淇澳岛东澳湾遗址的发掘材料提供了较多的海洋族群的活动遗存。东澳湾遗址在文化内涵等方面与相邻文化或遗存相比，表现出一定的共同之处，但也存在着较强的独特面貌。

第一，东澳湾遗址所发现的遗迹为烧土和石块组成，呈环状，中央有一条或两条火道，周围散布着较多的夹砂釜和陶支脚、箅形器等，所以，很可能是炊煮遗迹。

第二，东澳湾遗址的石器中，缺少适于农耕的大型石器，而多中、小石锛、网坠。

第三，东澳湾遗址的陶器中，以夹砂粗陶为大宗。陶器造型和装饰纹样简单;用于炊煮的陶器占绝大多数。正因如此，釜和陶器座的组合，可能是作盛食器之用的。

第四，遗址分布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它位于海湾，背山面海，附近有淡水，这对古代先民攫取生活资料是十分便利的，广阔的浅海滩涂，带来了丰富的海洋动植物，况且，此处位于珠江口西岸，咸淡水相交，适合多种鱼、蚌类的生存。另一方面，这种环境亦使农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综合上述，此遗址应当是一处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季节性活动居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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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些群岛上族群的生产方式是多样的，包括狩猎、农耕、家养畜牧业、渔捞和大量的水生动植物的采集在内，当然，渔业的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多处遗址反映的是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季节性生产活动内容，反映出海岛社群主要依靠自己特殊的自然资源而生存，可以说是生态适应性的生产方式。

(二)台湾岛和海南岛的早期社会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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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岛和海南岛是中国的两个大岛，早在史前时期即有人类居住。在这两个岛屿上居住的早期社会群落，是最早开发海岛的居民。关于他们的族源、来源、构成以及文化遗迹，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

琼台少数民族的族源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学者关注的问题。琼台少数民族的族源，有些同属一个系统，有些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在同一个系统里面，也有不同的族群或者不同的部落，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地点迁徙进来，进入海南岛和台湾岛的地点也不一样，特别是他们迁徙的目的差异很大，有些是刻意而为的，有些是在偶然中迁移的，且登岛后定居和繁衍的方式，也都不尽相同。因此，我们探讨琼台少数民族的族源问题，应该用一种多元的视野加以观照。

海南岛的先住民黎族，他们的族源，除了润方言黎族是海南岛最古老的居民以外，其他如杞方言、哈方言、美孚方言和赛方言等四种方言的黎族，大多数是从中国大陆越过琼州海峡迁徙到海南来的。原先在海南岛生活的黎族，最早掌握和积累了关于季候风、海流等方面的自然知识，并且最早使用独木舟。他们跟南岛语系的先民进行交融，因此，这部分黎族和南岛语系的民族在史前时期就进行着血缘的双向互融。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分黎族，就含有南岛语系民族的血统。因此，黎族在远古时进入海南岛，也是多元的。

至于台湾的原住民族，本身也是多元的。马腾岳的《泰雅族文面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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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最近100年来中国和外国学者关于台湾原住民族群族源的研究观点。

其一，柯恩的中南半岛说(Kern，1889)。荷兰学者柯恩认为古南岛民族大概居住在占婆(Champa)、中国与越南交界处、高棉以及沿海的邻近地区。

其二，凌纯声的中国大陆说(凌纯声，1950、1952、1954)。中国学者凌纯声以东南亚的古文化特质如文身、缺齿、拔毛、竹簧片口琴、贯头衣、腰机纺织、父子连名制、猎首、灵魂崇拜、室内葬、崖葬等，推定台湾土著民族是中国古代越獠民族，并在纪元前迁至台湾。

其三，欧追古的亚洲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说(Haudricout，1954)。法国语言学家欧追古认为古南岛民族的起源地是亚洲大陆东南沿海一带，介于海南岛与台湾之间的区域，比柯恩所说的地域更北一些。

其四，戴恩的西新几内亚说(Dyen，1965)。戴恩以苏瓦迪士(Swadesh)所拟定的人类社会200个基本词汇，除去与南岛语族不适合或是不全的，比较分析，发现整个古南岛民族分布区域中，语言最歧义的三个地区为：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台湾;苏门答腊及其西岸岛屿。

其五，布拉斯特的台湾说(Blust，1985)。美国南岛语言学者布拉斯特认为古南岛民族的老家就在台湾，整个古南岛民族就是从台湾开始扩散的。布拉斯特的立论根据是：①台湾地区的语言占整个南岛语系的四大分支中的三支，语言最为分歧，也最有可能是原住地。②最新最全的语言资料显示，古南岛民族日常生活所接触的植物群，都见于台湾岛上的各种地形和气候。

其六，施得乐与马尔克的台湾说(Shulter和Marek)。施得乐与马尔克认为台湾是古南岛民族的发源地。原因有三点：①台湾烧山开林的时代最早，且有绳纹陶文化等考古证据。②傣、凯傣(kadai)、南岛共同母语起源于公元前1万年的亚洲南部，即华南与中南半岛一带。这个共同母语社会在公元前9000年时分裂，其中一支即古南岛民族向外迁出。施、马二人认为最有可能的迁居地便是台湾，因为台湾离亚洲大陆的傣与凯傣文化最接近，有地理上的最近相关性。③台湾是南岛语系、语言最纷杂的地区，语言证据显示台湾是古南岛民族起源地的最佳选择。

上面所列举的六种观点，有些是直接讨论台湾原住民族的族源问题的，也有一些是从探讨南岛语言系统的形成而说到台湾原住民的族源问题的，不管出发点和角度如何，实际上都是讨论族源与族群迁徙。我们把这六种理论概括成三类：

第一，台湾原住民族源的“西来说”，即所引材料的第一、二、三项。第一项所说的占婆，就是现在的越南西贡附近;中越的交界处和柬埔寨，指的是中国的南方。第二项笼统说是中国大陆，在他申述的时候，讲到文化特质，所列举的项目里面，如文身、竹簧片口琴、贯头衣、腰机纺织、父子连名和灵魂崇拜等，指的就是海南岛的民族。第三项就更加明确，说的是海南岛与台湾之间的区域。这样看来，“西来说”实际上就是指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更集中的是指海南岛。

第二，“南来说”，即所引材料的第四项，所讨论的是古南岛民族与台湾的关系。他所说的是原住民从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一带迁入的。中国学者吕思勉和翦伯赞也持这种观点。

第三，“台湾本土说”，即所引材料的第五、第六两项。所讨论的南岛语系是从台湾开始扩散出去的，这是讨论南岛语系的来源，那么，台湾原住民又从哪里来的呢?施得乐说得很明确，他根据考古学的绳纹陶文化来证明是从中国大陆华南传到中南半岛和台湾的。这样看来，他实质上也认为，台湾原住民的族源是中国的华南地区。

以上是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史前文化与原住民考证所作的论证，这六项材料，有五项都没有证明史前文化与今天各族的明确关系，正如海南省三亚市落笔洞本来是黎族居住地，但是落笔洞考古发掘出的人类遗骸作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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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是10600年左右，那么“三亚人”是否就是今天的黎族，目前还没有获得非常明确的证据来加以证明。上述的“西来说”是我们所同意的。我们认为，海南岛的黎族和台湾原住民族在族源方面是相同或者是相通的。正如台湾博物馆前馆长阮昌锐教授在1994年出版的《台湾土著族的社会与文化》和1996年出版的《台湾的原住民》中所指出的，至今约7000年前，绳纹陶文化传入台湾，4500年前，又有两种文化从中国大陆传入，一种是台湾龙山形成的文化，类似中国大陆的龙山文化，有各种形式的彩陶、黑陶，主要分布在西南沿海平原;第二种是园山文化，以台北盆地为中心，有各种形式的陶器和磨制的石斧。另外还有一种文化，是泰源文化，以巨石文化著称，在台湾东海岸和台东的纵谷，泰源文化和太平洋岛屿的巨石文化似有关联。有些学者认为巨石文化与排湾族有关，也有学者认为与阿美族有关。排湾族和阿美族也许是巨石文化的后裔。距今2000年～3000年前，有一种几何图形印陶传入台湾北部和西部临海地区，布农族和邹族到最近还能制作这种陶器。距今500年～800年，有一种坚硬、光面的无花纹陶器，分布在台湾东海岸和台湾北部，跟现在的凯达加兰、噶玛兰和阿美等族的陶器相似。大体上我们或许可以说，今天居住在山区的泰雅族、布农族等是早期的移入者，他们的文化比较接近大陆的系统，在6500年前到4500年前之间，自大陆迁入，可能与绳纹陶和龙山文化形成期有关。至于居住在平地的诸族，如阿美族、卑南族、噶玛兰族等迁入较晚，其文化接近南岛语系;然而，南岛语系的民族，经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研究，他们的祖居地也在中国华南地区。所以，无论是自中国大陆直接来台湾，或由大陆而南洋，再由南洋而台湾，台湾原住民的祖居地仍是中国大陆。阮昌锐先生的结论是：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确定，台湾原住民是中华民族的一支。我们在上面所列举的文化人类学和生活习俗的大量材料，也证明了这样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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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海南岛和台湾岛上的黎族和高山族同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虽然他们现在分属两个民族，每族内部又有多个分支，但溯本追源，他们主要是从祖国大陆迁到岛上的古越族后裔，后发展为两个不同民族和支系，即同源异流。他们与祖国大陆和其他兄弟民族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但有深刻的地缘、族缘、血缘和史缘根据，而且在民族文化的各个要素和层面上，都有表现。当然，也不能排斥其他地区的种族、民族或文化融入其中，但作为黎族和高山族的族源与文化的根源及主流，仍在祖国大陆。

第一，地理环境相类似。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且深刻影响到一个地区或民族文化的特质与风格。海南岛和台湾岛分别在中国的南部和东南部，被喻为祖国的两只眼睛，它们面积相当，同属热带或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中间山脉高耸，河流短促，沿海平原面积狭小，其土壤、生物、水文、地质构造和活动等也很相似。这成为原始居民摄取食物、营造居室以及其他为适应这种环境所采取的生产生活方式即原始文化相同或相似的自然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地史研究表明，海南和台湾都属大陆型岛屿，即原为大陆一部分，后因地壳下陷或海洋水面上升，才与大陆分离。海南岛就有过两次与大陆分合的历史，最后一次是全新世早期，距今约7000年，海面上升，海南再次脱离大陆，成为海岛，而台湾也在这个时期最后与大陆分开，台湾海峡和琼州海峡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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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是海平面下降时期，台湾海峡地区曾为平原或浅水区，方便大陆或南洋一些地区的原始人类往来，有可能陆行或使用独木舟进入两岛。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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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作为海南、台湾与大陆和东南亚连接点及交通枢纽的南海诸岛大部分岛屿露出水面的时间距今5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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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因为海平面较低，南海周边地区的原始人类与两岛人民交往也甚有可能。

因为海南和台湾脱离大陆的时间较短，从生物进化的原理观察，在一个狭小的岛屿范围里，不可能实现从猿到人的转变，所以岛上最早居民不可能是土生土长的，应该是从中国大陆或其他地区迁入的。类似事例已从两岛动物区系演化中得到验证。例如，因为老虎出现时间比两岛形成的时间要晚，而老虎又不能在孤立环境下形成发育，所以两岛从来无虎。汉初，登上海南的汉人见岛上“亡马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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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也有同样记载，清雍正年间黄叔?《台湾使槎录》说：“山无虎”，“故鹿、麇、獐、麂之属成群遍野，莫为之害，野牛最蕃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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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极利于畜牧业的发展，牛羊可以野牧，无须专人看管。明代海南“牛羊被野，无冒诏(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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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台湾无虎，平埔人的打鹿业在17世纪十分兴旺，“社社无不饱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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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两岛的畜牧文化多有共同性，与虎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匮乏，这不能不是地理环境特点所致。

第二，体质人类学特征支持黎族和高山族同源。

民族虽然主要由其文化特质决定其归属，但一个群体的体质人类学特征对于比较他们的来源也是一个重要依据。

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显示，黎族和高山族与大陆中国人一样，同属亚洲蒙古人种。据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曾昭漩、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等比较研究，海南黎族12项体质特征与我国华南汉族，也与台湾高山族的关系十分密切。

另外，民族学者选取包括高山族在内的国内9个主要少数民族15项头面部测量性特征与黎族比较，结果是“黎族与广西汉族最接近，其次与湖南汉族以及台湾省的高山族和台湾平埔族也都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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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料表明，黎族和高山族的起源和进化与中国大陆人一样，具有同一渊源，只是他们所处地理环境有差异，形成某些体质特征略有不同。正是后者，成为他们后来分属不同民族(系)的自然基础。

当然，也有研究指出，无论黎族还是高山族都有南方黑人某些特征。此说由来已久。近年有论者用聚类统计方法研究黎族指、掌纹，认为“与其他东亚、南亚的沿海居民一样，黎族的个别掌纹特征表明存在着黎族和某些黑色人种混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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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湾高山族为岛上最早居民自无可置疑，但其来源也流行不同说法，其一说“台湾最早居民中，一如菲律宾有小黑人存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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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黎族和高山族的来源都不是唯一的，可能有多个来源，这一说法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实际上，我国南方汉唐以来普遍蓄养“昆仑奴”，即南方黑人，其血统当然会融入汉人中。东汉杨孚《异物志》即载：从海外来岭南黑人“齿及国甚鲜白，而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婢”。广州、顺德、三水等地汉墓出土陪葬陶俑中作为“灯座”的陶人俑亦为南来黑人。所以黎族、高山族一如岭南其他民族(系)一样，具有黑人血统并不奇怪。但从人类迁移和历史发展趋势看，原始人类从中国大陆迁往海岛应是主流，上述“南来说”并不能改变这个总的方向，倒为这些民族多源说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三，考古发现显示黎族、高山族同源。

近年考古，在我国大陆南方、海南和台湾都发现旧石器和新石器文化。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内涵均属于大陆古越族之前的古人类和古文化，且组成一个完整的古文化系统，有力地证明了黎族、高山族与大陆古越族是同一来源。

在海南近年发现多处石器文化遗址，其中三亚落笔洞距今约1万年的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的石片石器，陵水大港村、石贡、旧县坡等距今6000年～7000年新石器中期磨光石斧、石锛、砺石和各种夹砂陶器，陵水古楼坡、文昌吕田坡、定安佳龙坡距今3000年～5000年新石器晚期的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平肩长身石铲、大石铲，以及板沿口釜、罐等器物，还有各遗址以云雷纹、菱形纹、方格纹和米字纹等饰物为代表的战国至秦汉几何印纹陶等，其风格与华南各省区出土的同类器物文化内涵相一致，属同一个文化系统，发展变化规律也相一致。在排斥了海南具有从猿到人进化的可能性之后，这些不同时代器物无疑主要是华南大陆古人类带到岛上或在岛上创造的。这些古人类即为后来的古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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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台南发现的古人类“左镇人”头骨化石距今约3万年，与北京山顶洞人同属旧石器晚期。又据日月潭孢粉分析，1.2万年前当地可能发生伐木和农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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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距今约5000年新石器遗址在台湾分布更多更广，如台北圆山、大坌、北部沿海土地公山、芝山岩、大直、尖山等数十处，出土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印纹陶、黑陶和彩陶等，质量和风格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同类器物相近。另在台湾中部和南部沿海、河谷发现与圆山文化同时代距今约4500年～3000年的凤鼻头文化各期(第1～3期)的陶器、贝丘、石斧、石锛等，亦与大陆东南沿海出土的同类器特有很多共性。人类学者林惠祥教授比较以上器物后指出，台湾圆山文化是由大陆东南传播过去的，传播路径以福建较有可能，因两地距离较近，中有澎湖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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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入台湾的古人类，主要应为大陆古越人。

海南、台湾新旧石器和陶器既与大陆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则说明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文化风格若有小异，应为古越族内部有不同分支所致。如福建为闽越，岭南为南越、骆越等，皆为古越族分支，他们进入海南和台湾，后发展为黎族和高山族，成为岛上最早居民。

第四，文化人类学特征显示黎族和高山族同源。

文化较之血统，对民族认同更为重要，而文化的个性和共性，是研究民族识别和民族比较的主要标志。语言、风俗作为较稳定、持久的文化要素，对比较黎族和高山族的文化人类学特征更具重要意义。它们的共同性或类似性，同样说明两族渊源于大陆古越族。

(1)语言比较。黎族和高山族在迁移过程中，语言会发生变异，尤其进入海岛以后，在与汉族交流接触中，也会失去自己一部分语言。但不管怎样，民族语言仍是语言主体，并与母语有千丝万缕联系。通过比较，可发现黎族和高山族语言颇多共性，皆以古越语为母语，后来才朝着各自方向发展，呈同源异流模式。

比较语言学表明，黎语和高山族使用语言(旧称番语)同为胶着语，有一字数音的特点，不同于汉语一字一音，而古越语也是胶着语。如“船”字，古越人称为“须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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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越语后随民族迁移，发展为不同分支，但作为底层语言仍保存下来，古今都在使用。海南黎族前称俚人，《隋书?地理志》载“俚人犹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无独有偶，台湾高山族也保留同样语言习惯。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记台湾高山族“呼民人为弥麟”;《隋书?地理志》则记高山族首领“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明末陈第《东番记》也说高山族首领被称为“大弥勒”，也一字数音;清代黄叔?《台湾使槎录》和《台湾府志》等史籍所记“番语”也列举一字数音之例。近人徐松石教授收集、整理了大量案例，如“头”字，台湾土语称“乌颅”，“目”称“麻撒”，“肩”称“歹一八”，“膝”称“希鲁盾”，“足”称“丁丁”，“死”称“马歹”，“水”称“喇淋”，“盐”称“几鲁”，“铁”称“麻里”，“海”称“麻翁”等。而“女婿”称“阿郎”，与广东北江瑶族，广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粤方言黎族对女婿的称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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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台湾高山族土语与大陆汉语有渊源关系。虽然黎族、高山族内部有多个分支，但语言的这种共性没有变化。如黎族“古称鸯舌者为南蛮，岐(黎族一分支)瑶诸种是也，若充类言之，则吴越无不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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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山族，林惠祥教授指出其语言“各族不同，一族之中复再岐分，故其种类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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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吴越有南蛮使用的语言，两地皆为古越人居地，即使用古越语。古越语至今仍残存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和民系语言中。如黎语则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与同一语族之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等有亲缘关系，但它们皆源于古越语。高山族语言既与古越语相通，当然是从大陆传播过去的。

(2)断发文身习俗。大陆古越人有断发文身习俗，这类记载和实例甚多。它具有多种文化意义，其中作为热带丛林中的保护色，是适应地理环境的一种方式。黎族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都有断发文身的习惯或残余。海南在先秦古籍中被称为“雕题国”、“儋耳国”，意即文身和戴大耳环。《左传》说吴越人“断发文身”，也包括后来黎族。 明顾《海槎余录》记“黎族男女周岁即文其身”。刘咸教授1924年在海南调查，黎族文身仅在面部和胸部图案就有37式，在手臂有14式，在腿部有13式，共6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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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仍在一些老年妇女中残存，这无疑是古越人遗风。

台湾旧称夷洲或流求，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记岛上“男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与汉人不同，与古越人断发相似。《隋书?流求国传》则说岛上“男子拔去髭鬓，身上有毛之处皆亦除去。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妇女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织斗镂皮并杂色

及杂毛为衣，形制不一”。 明陈第《东番记》也说岛上“男子剪发，留数寸，披垂”。清黄叔?《台湾使槎录》云：“水沙连北港女将嫁时，两颐用针刺如网巾纹，名刺嘴箍，不刺则不嫁。”1948年曾昭漩教授在台湾考察，见岛北泰雅族(高山族一支)盛行文身，男子文额，女子文面，被称为“乌鸦嘴”，南部各支文身亦相类。此俗长盛不衰，以致男子喜少恶老，头白也不留胡子，有一根胡子也要拔除，一些人外出也携带拔胡子工具。断发文身虽非黎族、高山族所独有，我国南方、东南亚、日本南部、南太平洋岛国都流行过此俗，但海南、台湾两地文饰及其文化内涵相同或相类，包括龙蛇、花草、树木、鸟兽等图腾或其他标记，反映他们有着共同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这显然是民族渊源和文化特色共同性的表现。

(3)崇拜龙蛇等图腾。古越族以龙蛇为主要图腾，崇拜有加，这见于大量史籍、传说和各类建筑、艺术品等。上述黎族、高山族的文身图案即反映了这种图腾文化。龙母庙或蛇神庙遍布岭南各地，仅广东德庆县盛时即有300多座，其中悦城龙母祖庙香火最旺，为当地带来可观旅游收入。古越人流徙各地，龙蛇图腾即随之在当地传播。海南黎族流行蛇祖传说，清陆次云《峒溪纤志》云：“相传太古之时，雷摄一卵至山中，遂生一女，岁久，有交趾蛮过海采香，与之相合，遂生之女，是为黎人之祖。”类似记载不胜枚举，有些地方至今仍保持禁吃蛇肉习俗。黎族一分支美孚黎文身花纹似蚺蛇，故被称为“蚺蛇美孚”。黎族中广为流传“蛇女婿”、“蚺蛇青年”等人蛇婚配故事，清楚地显示出黎族的图腾崇拜文化内涵。

台湾高山族也以龙蛇图腾崇拜至为突出，龙蛇在文身图案中居最显要地位。《隋书》记高山族“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明张燮《东西洋考》说鸡笼(基隆)、淡水一带高山族“手足刺纹为华美”。此风习传承至高山族各分支。泰雅人文身花纹模仿蛇斑纹，排湾人以百步蛇三角纹为文饰，并自称为蛇的子孙，建筑物和生活器具杯、桶之类皆雕蛇纹，过去甚至在酋长家里备一小房，作为蛇栖息之室，视蛇为保护神。在台湾历史文献所记习俗中，常见“虫蛇”、“鸟翼”等描写和与蛇祖崇拜有关的神话，实为高山族原始文化的折射。福建和广东潮汕地区旧为闽越人居地，对龙蛇崇拜尤甚。许慎《说文解字》云：“闽，东南越，蛇种也。”台湾多闽潮移民，龙蛇崇拜传入台湾，与高山族龙蛇崇拜相互影响，更加剧了此风习的盛行。

(4)自由结合婚俗。婚姻形态在风俗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反映了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古越人婚姻形式异于汉人，虽也经历了由群婚向对偶婚最后向一夫一妻制的转变，但这个进程毕竟比汉人晚，有较多性自由和自由结合婚俗的残余。后世黎族“不落夫家”、一夫多妻、早婚、“放寮”、男大女小等风俗盛行，皆为古越人婚俗的传承与变异。明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条引旧志云：黎人“男女未配合者，随意所通，交唱黎歌，即为婚姻”。而台湾高山族也一秉古越人婚俗。沈莹《临海水土志》记高山族“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与作夫妻，同牢而食”，“或男女相悦，便相匹配”。17世纪陈第《东番记》说平埔人牵手成婚，“宵来晨去”，18世纪才发展到男子“夜宿妇家，日归其父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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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间财，乏共有之例，为夫者不担任扶养其妻;为妻者如旧，与其一族耕种田园，自食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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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典型不落夫家习俗。又高山族也盛行与黎族一样的“入赘”制度，“既婚，女赴男家洒扫屋舍三日，名曰‘乌合’，此后男归女家，同耕并作，以偕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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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离婚、再婚等关系上，高山族与黎族一样享有较大自由，表现了共同文化特质。

(5)尚武强悍民风。古代海南和台湾生态环境恶劣，毒蛇猛兽横行，瘴疠充斥，疾病为患，人类生存困难，势必引起部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此也造就了黎族和高山族尚武强悍的民风。其实这也是古越人民性之一。许多文献都说“越人之俗，好相攻击”，直到中原文化传入，“粤(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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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作为一种民性，仍随古越人南迁带到岛上。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说黎人“平日执靶刀长鞘，多以竹为弦，荷长枪，跬步不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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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黎族中“生岐……弓矢不释手，虽父子，动辄持刀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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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风也盛行于台湾高山族，《临海水土志》说夷洲(台湾)“其王，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王，王有村，村有鸟丫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对立”，“国人好相攻击，人皆骁健善走，难而不耐创。诸洞各为部落，不相救助”。到明末，据陈第《东番记》，其人“喜斗而易动，疾战而轻解。起则两社相攻，休则亲戚不仇”。虽然类似记载也见于其他地区少数民族，但海南、台湾因为海岛，外来文化传播比大陆相对要迟，所以其民性变化也相对滞后。后世黎族、高山族反抗外来势力入侵至为激烈，绝非偶然，这正是古越人民性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张扬。

(6)嗜食槟榔。我国南方古为瘴疠之地。槟榔含多种生物碱，有消炎、逐水、除痰、灭菌等功效，与南方湿热地理环境相适应，故为古越人嗜好，且世代不衰。唐刘恂《岭表录异》明确指出“不食此无以祛其瘴疠”。此后槟榔又成为礼品，文化内涵有所扩大。古越人迁入海南、台湾，那里瘴疠比大陆更为严重，故食槟榔之风有增无减，实为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有其深层文化根源，而不仅是个人嗜好。唐宋以来的文献典籍，多记海南盛产和嗜食槟榔的风俗。宋人王象之指出，“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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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山悉槟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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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黎人是海南居民的主体，也是岛上槟榔的最大消费者，此风一直保持至今。

高山族同样嗜食槟榔。民族学者徐松石指出，台湾“土著人民喜欢嚼食槟榔，他们往往拿扶蒌叶和蛎灰一同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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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方式与黎族完全相同。现今台湾槟榔漫山遍野，消费量甚大，槟榔摊档至为触目，性感十足的“槟榔妹”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这绝不是偶然的，乃高山族槟榔文化传承和扩大使然。此外，两族喜欢饮酒唱歌、喜食酢制食物等习惯也如出一辙。

第五，共同地名文化渊源。

地名作为一种可视和可悟文化景观，其命名与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民族迁移有关，并且地名历史比文字还要久远，透过地名可了解很多历史文化现象。

黎族作为古越族一支，进入海南以后按古越语命名的地名颇多，现称为“黎语地名”。故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指出：“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地黎称洞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横大、陀横小之类，有四字者……”这种通名在前专名在后的地名，称齐头式地名，与汉语地名命名方式相反。在海南黎区，主要有抱(保、宝、报、包)番、什、毛、那、南(?)等为起首地名，有1000多个。在广东、广西也不乏这类地名，这已成为黎族源于古越人从大陆南迁上岛的有力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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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现今地名有一部分是番语，即按高山族人读音用汉字书写的。高山族语言既为胶着语，其命名方式、构词法和含义属古越语，应当为古越人迁入台湾在地名上的佐证。只是台湾经过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和日本侵占，汉人也大规模迁入，番语地名发生很大变化，保留至今的已成为台湾地名的吉光片羽，但仍可借助于地名对比分析，看出高山族的来源及其与黎族的关系。

埔，谐音有步、?、、埠、甫等，意为平地、津渡、码头之类，为古越语地名。广州有黄埔、增步、盐步、官禄，四会有华、罗、鹿等。 台湾有埠头、埠子头、后埠、老埠、新埠、埠塘等，部分为齐头式，部分前为汉语修饰语，谅是汉人到来对番语地名的改造所致。

圳，粤方言(广州话)指水沟。广东有深圳，广州有圳口，南海有梅圳，三水有圳东，德庆有圳边，封开有圳田、圳竹等。台湾有圳寮、圳头、横圳、深圳、过圳、圳岸、圳堵等。这不是偶然凑合，粤方言由古越语融合汉语等而成，台湾“圳”字地名亦应与古越人迁移有关。

南或?为典型古越语，作为地名与方向无关，意指水。据1982年地名普查，海南有这类地名255个。琼山有南渡江、?渭溪，定安有南远溪、?白溪，儋县有南建江，澄迈有?滚泉，临高有南定讯，陵水有南陵山，东方有南龙江、南浪村，以及南圣、南坤、南罗、南阎、南美、南头、南口、南丰、南阳等，遍及全岛，但以黎区居多。雷州半岛不乏这类地名，如海康即有50个，如南六、南畔、南田等，徐闻有南陈、南上、南洋等，当然个别南字可能指方向，但不改变它主要为古越语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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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也保存一些?字地名，如?子(云林)、?雅(新竹)、水?、?湖、大?、芦竹?(苗栗)、草?、??、?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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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名无疑是古越语地名遗存。

台湾多山地，“台(湾)地诸山皆从番语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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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只山名，普通地名也有不少属于番语。“多(哆)”字地名即为一例。根据安倍明义先生列举，即有哆?国(新营番社)，哆咯唧(原日月潭东边蕃社)，哆咯唧(花莲新城乡)，另“多阿科汉姆”山地今写成大科陷、大姑?或大姑嵌。在海南也不乏“多”字地名，如琼山有多佩、多贤，文昌有多寻，琼海有多坭、多异，万宁有多扶、多格、多萌、多辉，陵水有多味弓，乐东有多能，儋县有多美、多业，临高有多文、多莲、多瑞、多郎、多贤、多朗等。“多”字地名亦偶见于大陆，如廉江有多浪、多宝，吴川有多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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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半岛古代也是俚(黎)人居地，故不乏此类地名。又“多”、“都”音近，而“都”字也是古越语地名，广见于广东南路地区、广西东北部和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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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多”字地名把两广地区和台湾都联结了起来。

海南还有“打”字地名，且与“大”字同音，也属古越语地名。如儋县有打腊，白沙有打安、白打等。“大”字地名更多，如昌江有大安、大章，陵水有大宁，东方有大田，乐东有大安，儋县有大成、大域，琼山有大林、大坡、大宾，文昌有大山，琼海有大路，万宁有大茂，屯昌有大同，澄迈有大美等。“大”字地名在岭南为数在1000个以上，其含义有一部分表示大小之意，一部分为“地”之意，后者为古越语含义。又据徐松石教授研究，“大”字有时译作“都”字或“多”字，这样一相通，其分布更广，显示岭南土著文化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也延伸到台湾。“打”字地名在宜兰有打那岸(罗东)、在嘉义有打猫(凡雄)，高雄旧称打狗、打鼓，实也属于古越语地名。

此外，海南还有马、麻、过、美、武、六(鹿)等古越语地名，在台湾也不乏其例。如临高有马袅，台湾有马赛(苏澳)、玛?(礁溪);雷州半岛有麻章、麻一、麻二、麻三、麻四，台东有麻豆;海南保亭有六弓，台湾有鹿野、鹿寨。“美”字地名在海南甚多，琼山有美兰，为今机场所在，台湾高雄有美派。“武”字地名在海南也不在少数，如儋县有武教，临高有武来，琼海有武弄，澄迈有武田等，台湾屏东有武洛(里港)，意义为弓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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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不是汉语之意。以上地名几乎成对应关系，应是古越人迁移岛上在地名上的遗迹。

据上述材料可知，海南黎族和台湾高山族实为从大陆过去的古越族的两个分支，族源相同。但作为一个民族，无论文化还是血统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来源。在民族繁衍进程中，有其他民族加入是不可避免的。有关黎族和高山族的“南来说”即属其例，但事实如何，应进一步研究，不宜轻易肯定或否定。

不管怎样，今日黎族和高山族毕竟是两个民族。这是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产物。一是海南和台湾地理环境总有一定差异，古越人长期生活在其中，生产生活方式会产生变异，民族文化随而变化。二是古越族是个泛称，内分许多支系，迁入海南的以骆越、南越为主，迁入台湾的以闽越为主。他们的本根文化差异难免在以后民族发展中留下痕迹，成为黎族、高山族文化的基础。三是区域历史发展进程和水平差异。海南汉初就建立郡县，后来被放弃，唐宋以来重新深入开发，明清达到鼎盛时期。黎族汉化也同步发生，宋代以来即有“生黎”、“熟黎”之别，但直到近代，在五指山腹地仍保留一块带有原始社会性质的合亩制地区。又由于琼州海峡比台湾海峡容易通过，中国历史发展总方向是自北向南，海南恰处在这个方向上，受大陆文化影响较深，黎族文化也不例外。而台湾原始社会历程很漫长，南宋时澎湖才隶属福建晋江县，如果就此认定台湾政区建置始于宋代，也比海南晚得多，甚至到明代，高山族地区仍很原始落后。据陈第《东番记》记载，他们仍未摆脱原始社会生活方式，或者说仍处在文明阶段前夜。但台湾明末清初经郑成功父子奠基开发，清统一台湾以后深入开发，特别是光绪年间台湾建省后的近代开发，以及日本侵占台湾时的殖民地式开发，都在实际上改变了台湾社会经济面貌，台湾以后来居上之势远远超过海南。这都在文化的各个要素和各个层面上改变着高山族，使之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质。与此同时，海南黎族也按自己的道路和方式发展，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所以，他们走的是同源异流发展道路，是一母所生兄弟姐妹关系，其血脉根源和文化情结，无疑在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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