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的正统性

川剧的正统性表现为不同于民间艺术形式的艺术特点。在内容上，表现了正统的儒家文化传统;在表演艺术上，是宫廷文化的表演方式。所以在曲调、道白等方面都和平民文化有区别。

首先，川剧剧本的主题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忠孝礼义的道德观念，因果报应的思想几乎处处可见。虽然在一些剧本中不乏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有贬恶扬善的内容，但基本上是从儒家文化的观点出发的。其次，川剧的正统性也体现在剧本有较高的语言修辞水平，不同于一般的口头语言。剧本不仅文字典雅，而且韵律、节奏明显，易于上口诵唱。有人甚至认为，川剧的唱段就是诗词，整个剧本就是一出诗剧。实际上，川剧的某些唱段、道白具有叙事诗的特征。这已脱离了民间平民文化的特点，走入了文人的欣赏范畴。最后，剧本的结构也有强烈的文学性。全剧的线索清楚，表现内容详略得当。因而既能有顺序地叙说事件的过程，形成完整的故事;又能构成具有复杂情节，人物较多的故事。这已不同于民间故事、传说。总的来说，川剧的文学性已经过正统文人的加工，迎合了宫廷文化的需求，因而不同于民间的文学艺术。

川剧正统性的形成是与巴蜀文化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它受到了巴蜀文化中正统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首先，川剧的正统性受到了皇家文化的影响。自秦汉开始，巴蜀地区就是宫廷要员的流放地，这些人进入巴蜀地区以后，广泛地传播了宫廷的礼仪、艺术欣赏的标准，皇家文化发挥了广泛的影响。唐代，由于中原的战乱，皇帝又曾三次“幸蜀”，中原大族随之入蜀;明清时期，皇太子多次被分封巴蜀地区为王。这些都大大强化了皇家文化对巴蜀地区的影响，模仿皇家文化已成为个人修养、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川剧为迎合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的欣赏要求，必然会走向正统化。高雅的表演，正统的思想，应运而生。

其次，川剧正统性是巴蜀文学艺术发展的结果。由于巴蜀地理环境的优越，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迅速发展。早在汉代，巴蜀地区就产生了全国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以后各个朝代，巴蜀文学家层出不穷。明代学者杨升庵就是著名的杂剧作者，他创作了众多的杂剧，剧本的文学性很强，因为他也是诗词、散文作者。他还在家中组织用巴蜀方言演出杂剧，这对于川剧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巴蜀地区的文化环境，使演员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许多演员都懂经史，提高了演出的艺术水平。从这个角度讲，川剧的正统性就是巴蜀文化先进性的反映。

最后，川剧的正统性也是巴蜀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交流的结果。秦汉以来，巴蜀地区就与中原地区有了频繁的交往，文翁曾派人到中原学习经典，提高巴蜀地区的教育水平。自唐以后，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走向鼎盛时期，全国有“扬一益二”之称，吸引了全国众多的文学家到巴蜀地区。他们带来大量的中原儒家正统文化，促使巴蜀文学艺术正统化的发展。川剧也不会例外。川剧的五大声腔中，有四种声腔明显受到其他地区声腔的影响，如弋阳腔、梆子腔、昆腔等。

值得指出，在川剧的流派中，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坝”受皇家文化影响最为明显，因而是川剧正统性的代表。因为成都地区历来是巴蜀地区的政治中心，又是皇家流放、分封的集中地，深受皇家文化的影响。因此，皇家的欣赏标准在成都再现出来。据《啸亭杂录》记载：“惟弋腔不知起于何时，其铙钹喧阗，唱口嚣杂，实难供雅人之耳目。……时京中盛行弋腔，诸士大夫厌其嚣杂，殊乏声色之娱，长生因之变为秦腔。”成都地区的川剧表演高腔较少，以胡琴戏为主。这正是京城中以文雅为主的正统性反映。所以，唐幼峰在《川剧杂拾》中说：“盖板来自陕西，即秦腔梆子，一称檀调。与皮黄戏合称丝弦戏。……以今日而谈丝弦，当以成都通行唱法为正宗。”这正是“川西坝”的突出之点。

清王朝实行文禁，将戏剧演出分成“雅部”和“花部”。川剧除昆腔列入“雅部”外，其余唱腔均被列入“花部”，明令禁止“花部”的演出。由于成都地处政治中心，文禁影响极为显著，列入“花部”的唱腔剧目被迫停演，迎合皇家欣赏水平的绦弦剧目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川剧的正统性也就显得更加突出。这种政治干预的作用，也是川剧正统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讲，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川剧的正统性有比较明显的表现。其中，宫廷文化、儒家文化则是正统性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