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学与中原文学的关系

巴蜀文学具有自身的特征。特别是关于巴蜀山川的雄伟秀丽，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作者的遐想，更使巴蜀文学具有独到之处。但也无须讳言，巴蜀文学的迅速发展深受中原文学的影响，从而能从“蜀左言，无文字”的时期迅速发展起来，最终成为全国文化发达地区之一。这也是巴蜀文化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原因之一。

秦灭巴蜀之后，为了平息蜀族的反抗，加强对巴蜀地区的统治，曾经大批移民到巴蜀地区。最初的移民主要居住在成都、乐山地区。其后，秦又开始把巴蜀作为流放地区。《汉书?高帝纪》的注释中就说：“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而这种流放对象主要是朝廷官吏，其中就有相当一批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史记?吕不韦传》说：“诸?

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始皇本纪》也说;“?

舍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吕不韦不仅本人被迁入蜀，而且舍人也大量被迁入蜀。《史记?始皇本纪》记载：“不韦死，其舍人临者，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按照秦法规定，迁就是流放到蜀汉。在这些流放者之中，即有撰写《吕氏春秋》的知识分子，又有出谋划策的政客，还有阿腴奉承的食客。他们既带来了中原的文化知识，也带来了宫庭生活方式。只是因为这些人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受到朝廷的严厉监管，在巴蜀不会有突出的活动，在历史上也没有多少记载，很难了解到对巴蜀的直接影响。但商鞅的老师尸佼，在商鞅变法失败后，怕受牵连而逃入巴蜀。在巴蜀隐居著书，后由巴蜀之人流传的有20篇。这说明尸佼的著作在巴蜀有一定的影响，否则就不会流传下来。可见秦代的大量移民、流放，对巴蜀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汉代文学家的出现，与这种文化影响有密切的关系。

汉代对巴蜀的移民政策仍然在执行。由于汉高祖是自蜀汉出兵，统一全国的。汉代对巴蜀的建设也就更为重视。在巴蜀文化发展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汉初的文翁兴学。《汉书》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也许其赞誉有掌大，但其作用和影响是十分显著的。文翁是汉景帝时的蜀郡太守。为了提高蜀郡文化素养，他组织人力从外地采集石料，修建学堂。因而学堂取名为“石室”，即今天成都市石室中学。现代文学家郭沫若就是石室中学毕业生。这是巴蜀地区第一所由官府兴办的学堂，因而又称为官学。文翁为了大量培养有用人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官学的教学质量。首先，文翁派遣张叔等十多人到中原学习儒家经典，法律知识，学成后回蜀任教，保证了师资质量，同时也带回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其次，招收优秀人才入学，学员给予免除徭役的优待，并规定优秀学生可以成为郡县官员。最后，文翁在巡视情况时，总是要带上优秀学生见习，这不仅能使学生接触实际，了解情况，而且能提高学生的社会地位。这些做法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入学。《汉书》说;“文翁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蜀地学者比齐、鲁焉。”文翁兴学大大提高了巴蜀的文化水平。这不仅带来了唐宋时期巴蜀文学的繁荣，而且为唐宋时期巴蜀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是中原文学与巴蜀文学大交流时期。不仅有许多巴蜀文学家到中原地区活动，而且大量的中原文学家到巴蜀地区旅游、客居，对巴蜀文学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这一时期入巴蜀的文学家有岑参、王维、杜甫、薛涛，刘禹?、白居易、李商隐等等。他们在巴蜀地区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反映了巴蜀地区的风土人情，山川景色。特别是杜甫、薛涛，在巴蜀地区客居的时间较长，主要作品都是在巴蜀地区完成的，对巴蜀的影响就更大。人们常常把这两人视为巴蜀之人，成都草堂、望江楼公园由此而成为名胜。唐代的大交流一直影响到宋代。巴蜀地区的文学家、史学家也十分驰名，例如人称“三苏”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范祖禹，魏了翁等等。

总之，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巴蜀文学与中原文学有着密切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带来了巴蜀文学的繁荣，也促进了巴蜀文化的发展。从而使巴蜀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巴蜀历史中的文学家，就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中，在巴蜀的肥沃大地上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