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方言的变迁因素

从“蜀左言”到“言语颇与华同”，再到今天的四川方言，巴蜀方言发生了众多的变迁，影响这种变迁的因素也是众多的。如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水平，等等。但是人口迁移所带来的文化的传播，语言的相互影响，则是最不可忽视的因素。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中说：“人口迁徙在促使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使语言发生很大的变化。方言是语言逐渐分化的结果，而语言的分化往往是从移民开始的。”因而，以巴蜀地区的移民史为主线，探讨方言变迁的因素，是主要的方式，从中也可以兼顾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秦灭巴蜀以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巴蜀地区移民，以减小蜀族的政治势力。并且秦汉时期，蜀地成都又是朝廷显要官员的流放地，凡涉及重要事件的官员及其食客、亲属，均要流放入蜀。于是，大量的中原地区人口开始迁徙入巴蜀之地，形成了许多移民居住点。在这些移民集中地区，中原地区的方言成为通行的语言。特别是因为中原地区的方言是当时的官方语言，移民数量又较多，在政治因素与生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大促进了中原地区的方言流行，形成了“言语颇与华同”的结果。以后四川方言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以当时的中原地区方言为基础。这使得四川方言成为北方方言语系的一支。特别是汉唐以后，巴蜀经济日趋发达，与其他地域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更要求语言上的一致，从而使四川方言中的词汇、发音与北方方言具有更多相似性，而“蜀左言”的现象也就日渐消失。

因为巴蜀方言的形成主要是政治移民、经济交流形成的语言一致性，那么，巴蜀方言的区域就与当时的政治范围、区域划分有密切关系。据方言调查，巴蜀方言区应当包括陕西汉中地区，甘肃的白龙江流域地区，云南、贵州在内。在这个区域中的语言主要特征基本一致。尽管我们现在已把云南、贵州语言与四川方言分别开来，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仍然较小，在方言体系中，仍把它们归为西南方言。对于甘肃白龙江流域、汉中地区讲，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属于巴蜀地区，在文化上属于一个整体，因而语言上的一致性就是必然结果。对于云南、贵州讲，历史上曾是南方少数民族集中地域，他们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巴蜀地区，要强化这种交流，就必须加强语言上的一致性，因而这些地区的语言明显受到巴蜀方言的影响。正是由于这样，才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巴蜀方言区，四川方言则是较具有代表性的方言。

四川方言是中原移民带来的语言，在四川这个特殊环境中，必然会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形成自身的一些特征。因此，四川方言虽然属于北方方言语系，但和其他地域的北方方言有较显著的区别，人们很容易就辨别出“四川话”。

首先，四川方言的语速较快，完全不同于北方语系的语速，反而与南方方言的语速相似。这对听惯慢语速的北方人来讲，很难听懂。 用“

舌”来形容南方方言，就是指语速过快，仿佛鸟叫，不容易听懂。实际上，只要四川人放慢讲话速度，北方人都能听懂。如四川人用自己认为的正常语速讲话，语速就显得过快，许多词汇就有发音不清的问题，所以北方人难于听懂。这显然与古巴蜀语言的发音、语速有关，受古巴蜀语言的明显影响。

其次，四川方言中的有些词汇是北方方言中所没有的，也是从北方方言的词义中难于扩展的，可能属于古巴蜀语言的词汇，在使用中保留下来，例如“煞果”(煞割)是一件事情的终了，结束。“扯把子”是指说假话，说谎话，开玩笑的话。这在北方方言中都难于寻求到根源。将蜻蜓称为“丁丁猫”，也应当是地方的习惯性称呼。

最后，四川方言中的某些名词与四川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要有一些特定的名称指明事物。例如，在北方地区“地瓜”与“红薯”是同一种植物，它们又称为“红苕”。而在四川，“红苕”、“红薯”是指同一种植物，“地瓜”则完全是另一种植物，与“红薯”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的农作物品种十分繁多，完全属于南方农作物区;语言却是属于北方方言体系，因而在名词的使用上会出现差异。这也是方言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虽然这不是古巴蜀语言的痕迹，却是地域文化的表现。

在巴蜀地区的历史变迁中，大量的中原地区移民带来了当时的中原文化，中原语言。既由于中原地区政治地位，也由于中原地区文化的先进性，中原语言成为巴蜀地区的主导语言。只是这种语言受到巴蜀地区居民发音习惯的影响，受到部分生活习惯上的俗语影响，产生了巴蜀方言。巴蜀方言除了在个别细节上具有地域语言特征外，在主体上与北方方言保持了较多的一致。这是外来语言演化成地方方言的典型例子。巴蜀方言的使用区域远远超出了巴蜀地区，有较大的复盖面，这就体现了巴蜀地区在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这也是四川方言成为西南地区官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