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造纸史

巴蜀造纸业在生产技术上并无重大发明。自唐代开始兴起的造纸业，基本上是沿用了蔡伦造纸的传统方法，以麻为主原料造纸，因而巴蜀造纸业皆以蔡伦为祖师。唐代在大慈寺雪峰院修建了蔡伦庙以作祭祀。《笺纸谱》记载：“庙在大东门雪峰院，虽不甚壮丽，然每遇岁时祭祀，香火李李不绝，示不忘本也。恩足以及数十百家，虽千载犹不忘如此。”由此可见，巴蜀中心的成都，从事造纸业的达数千家之多。

巴蜀造纸业是以成都浣花溪两岸为中心。《笺纸谱》记载：“府城之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为二，皆有桥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涛，以纸为业者家其旁。……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然后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造。”浣花溪畔造纸业的兴旺发达，一方面是浣花溪水质优良，造出的纸张质地优异，自唐代就是名纸。资州刺史羊士谔就曾写道：“掷地好词凌彩笔，浣花春水赋鱼笺。”这里所说的赋鱼笺是印有水纹的名纸。晚唐郑谷也写道：“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可见，当时的浣花笺已和蒙顶茶一样齐名。由于蜀笺名贵，深为当时文人所喜爱，而蜀道艰难，蜀笺外运较少。所以蜀笺在中原难求。鲍溶就写了《寄王播侍御求蜀笺》一诗：“蜀川笺纸彩之初，闻说王家最有余，野客思将池上学，石楠红叶不堪书。”这充分反映了当时蜀笺的名贵。浣花溪畔造纸业发展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充分利用浣花溪的水利资源作动力，进行纸张生产。宋代，浣花溪两岸已经普遍使用水碓舂纸料和制浆，这不仅能节省人力，而且能提高质量。宋代薛田的诗就有“纸碓暮舂临岸游，水樽春注截河?。”的句子。陆游《剑南诗稿》中的《江楼》诗也说：“日依平野没，水带断槎流，捣纸荒村晚，呼牛古巷秋。”可见，造纸业普遍利用浣花溪水作动力，从而促进了浣花溪畔造纸业的发达。

巴蜀的另一个造纸中心是广都(今四川双流)，广都造纸业的产量大而著称。主要有两大类，其一是品质差而价格低的日常用纸。主要用于包装，扎制纸品。其二是质地较好的印刷用纸。这些纸张的用量都比较大，所以广都纸以产量高为特征。这与浣花溪造纸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中心。明代以后，夹江的造纸业也有迅速的发展，夹江竹纸成为全国的著名产品。

巴蜀地区出产的蜀笺品种繁多，不可胜数。浣花溪畔生产的种类就很多。《笺纸谱》记载：“笺纸有玉版，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玉版、贡余杂以旧布，破履，乱麻为之，惟经屑，表光非乱麻不用。”这是四种常见的笺纸种类。至于规格较为特殊的笺纸，该文说：“近年有百韵笺，则合以两色材为之，其横视常纸长三分之二，所以写诗百韵，故云”这是横幅较宽，可写百句诗的笺纸，以此为名。又说：“凡纸皆有连二、连三、连四售者，连四一名曰船笺。”所谓船笺就是在船形大木槽中杪制的纸，其纸特别长。最长的可达到50尺。其制作也比较特殊。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说：“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天举廉以杪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熏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这就是船笺的名称由来。除此之外，《笺纸谱》列举的蜀笺品种“又有青白笺，背青面白。有学士笺，长不满尺，小学士笺又半之。仿姑苏笺作杂色粉纸曰假姑苏笺，皆印金银花于上。”唐代李肇在《国史补》中列举的蜀笺主要品种则有：“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景焕在《牧竖闲谈》中列举唐代蜀笺是：“金沙纸，杂色流沙纸，彩霞金粉龙凤纸，绫纹纸”等。金粉纸则在纸上饰有金粉图案，富丽堂皇。由此可见，蜀笺品种是极其繁多的。但蜀纸的弱点是比较重。《笺纸谱》说：“蜀笺体重，一夫之力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贵川笺，盖以其远，号难致。”这里的番，是唐代纸张的计量单位。一番就是一张纸。由于蜀纸重而蜀道难，所以蜀笺较贵。但在巴蜀地区却是价格便宜。蜀笺的价格仅只是徽纸、池纸价格的三分之一。南宋范成大自淳熙元年(1175年)到淳熙三年(1177年)任四川制置使期间，所有公文只用蜀笺，为财政开支节约了不少的钱。

巴蜀广都纸虽然种类不及浣花笺那样多，但应用却十分广泛。《笺纸谱》列出的品种说：“广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荣，三曰冉村，四曰竹丝，皆以楮皮为之。……广幅无粉者，谓之假山南;狭幅有粉者，谓之假荣;造于冉村曰清水;造于龙溪乡曰竹纸。蜀中经史子集，皆以此纸传印。”从全文看，可能应为：三曰清水，四曰竹纸。广都纸对于巴蜀印刷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广都还出产一种纸，称之为双流纸。《笺纸谱》说：“双流纸，出于广都。每幅方尺许，品最下，用最广，而价亦最贱。”这是一种普及型纸张，大量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巴蜀地区是麻的主产区，产量大，质量高。所以能为巴蜀造纸业提供充足的原料。巴蜀地区的麻纸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优良。唐代就确定巴蜀产的麻纸为皇家用纸。宫廷中的藏书都是用巴蜀麻纸抄写的。据《唐六典》记载：“四库之书，西京各二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另外，《艺文志》也记载，唐代“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唐会要》对集贤书院的年用纸量有更详细记载：“大中四年(850年)二月集贤书院奏：大中三年(849年)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写完贮库及填阙书籍三百六十五卷，计用小麻纸一万一千七百七张。”可见巴蜀麻纸当时的供应量。宋代巴蜀也出产高质量的楮皮纸，大量用于印制纸币，当时称为交子。

巴蜀造纸业的发达促进了巴蜀地区印刷业的发展。唐代后期，巴蜀地区的雕板印刷已经十分发达。据《全唐文》引冯宿的奏章说：“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末奏颁下新历，其印历亦已满天下。”这说明，利用雕板印刷印制历书，已成为当时印刷的主要商品书籍之一。另外，《爱日斋丛抄》也引用了柳?的记述说，他随唐僖宗流亡成都时，“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虽然这时的印刷质量不高，有些字已无法辨认，但大量印刷民间读物，从而走上了商业印刷之路。后蜀宰相毋昭裔也主持了大规模印刷书籍的工作，为巴蜀地区的文学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十国春秋》记述说：“蜀土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到宋代，巴蜀印刷业已经到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巴蜀官刻刊印的《开宝藏》、《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对全国都有极重大的影响。眉山刊印的《七史》不仅当时印刷数量较多，而且以后朝代多次付印。原版保存了700年，后毁于大火之中。巴蜀刊印的重要书籍还有成都印刷的《鹤山大全集》、《六家文选》、《梅亭类藁》等。所以，《石林燕语》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巴蜀印刷业已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印刷业的迅速发展，印刷品的内容就难于控制。朝廷奏章，内外关系，讨论计划等国家机密，经常被刊印出来。宋代不得不严令禁止。据《宋会要辑稿?刑法》记载，宋绍熙四年(1193年)，“诏四川制司行下所属军州，……照见年条法指挥，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板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印刷业的发展状况。

现存宋代眉山程舍人雕版印刷的《东都事略》一书的目录后面，印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己申上司，不许复版”的牌记。这个牌记开版权所有之先河。也是宋代印刷业发达，为保证印刷者利益而产生的版权利益标志。以后的书籍就出现了“版权所有，不许翻印”的标记。这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巴蜀印刷业的中心在成都和眉山，唐宋时期，两地印刷的书籍最多。巴蜀造纸业中心则在成都和广都，与印刷业中心相同或极相近，反映了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密切关系。正是由于造纸业的兴旺，才带动了印刷业的发展。所以，通过印刷业的发达情况，也就能了解到造纸业发展的水平。由此可见，唐宋时期巴蜀造纸业已是极为发达的手工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