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

清代最有影响的词派。始倡于常州人张惠言，故名。词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在两宋达到极盛，然后由盛而衰，在元明两代跌入低谷。明末清初，词坛再度热闹起来，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和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并峙争雄，各逞千秋。浙西派标举姜夔、张炎一派的清空醇雅，阳羡派推尊苏轼、辛弃疾一派的豪迈奔放。清朝前期，文网甚密，忌讳甚多，文人多噤若寒蝉，难以豪放，故浙西词派最为风靡，但后来逐渐流于枯寂，演为雕章琢句、审音守律的 “小道”。到清代嘉庆年间，文网渐开，士气复兴，反映到词坛上，就是常州派的崛起。张惠言早年治经学，而常州经学家多以今文经学 “经世致治” 的主张相号召，后来逐渐形成与擅长考据的乾嘉学派分庭抗礼的常州学派。张惠言以这种学风来衡量当时的词风，就不能不思变革。张惠言首先推尊词体，认为词与诗同道，绝非“诗余”，他引用许慎 《说文解字》对 “词” 字的解释： “意内而言外谓之词。” 来证成其说。既然词是“意内言外”，这就与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的古训打通了，词体也就变得尊贵起来。其实，《说文解字》 所谓 “词” 是词语之词，与歌词之词风马牛不相及，彼一“词” 非此一 “词”。这种思维模式和论证方式如果放在今天，自然非常可笑，不堪一击，但在张惠言的时代，却能令许多文人口服心服。然后，他主张词应该与《诗经》 一样，要有“比兴寄托”，即用 “风谣里巷、男女哀乐” 的歌咏，“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但是，词为 “艳科”，这有唐五代北宋词为证，张惠言要让人们接受他诗词同道的观念，就必须破除人们对词的成见。他于是编了一本《词选》，来印证他的看法。这本《词选》共选录唐五代宋词四十四家、一百一十六首，而以 “花间派” 宗师温庭筠一家最多，竟达十八首，仅此一点，就在当时及后代掀起了大波澜。温庭筠历来以 “香艳”著称，要以他来抬高词的地位和品位，无异于以 《金瓶梅》 来抬高通俗小说的地位和品位一样，未免有些滑稽。但张惠言的 “绝招” 就在这里。既然 “香艳” 如温词尚有 “比兴寄托” 之意，其他就毋须再说。张惠言以经学家注释 《诗经》 中 “男女之诗” 的方式来 “解读” 温词，如谓 《菩萨蛮》 (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为 “感士不遇，篇法仿佛 《长门赋》”。又以“花间派” 韦庄的 《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为 “述蜀人劝留之辞”。这样一 “解读”，温、韦的 “艳词”便有了严肃的意义。用张惠言自己的话说，就是 “以 《国风》、《离骚》 之情趣，重铸温、韦、周、辛之面目”。《国风》 有“男女之词”，《离骚》有 “香草美人”，这与后代的词有 “香艳”，同为 “寄托”。张惠言的主张通过这本《词选》 流行开来，响应者甚多，彼此鼓吹，形成词派。其代表人物之一周济甚至认为： “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并提出 “词史” 一说，以与 “诗史”并尊。直到近代，声势依旧不衰，被人称为晚清四大词家的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就是常州词派的后劲。

清嘉、道年间，内忧外患加剧，而词坛却全然是另一番景象，无病呻吟之作充斥，琐屑??之习盛行。于是常州人张惠言以风骚之旨相号召，一时董士?、恽敬、左辅、钱季重、李兆洛、陆继辂等人纷纷响应，遂有常州词派兴起。张惠言论词，重视内容的意趣，强调作词要“意内而言外”，寓意深刻，反对雕琢、靡丽之作。他大力提倡比兴，第一个明确提出以“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来填词，发扬诗骚批判现实的传统。故而后人推尊他为“词源疏凿手”(朱孝臧《?村语业》)。继张惠言之后，周济进一步发展了该派词论，他推崇周邦彦。提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认为词应反映时代盛衰，成为“后人论世之资”(均见《介存斋论词杂著》)，扩大了词的社会内容。其次，周济还把张氏提倡的比兴发展为寄托，主张“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要求作品以隐约迷离的手法，抒写士大夫的“身世之感”、“家国之忧”，从而使常州派的词论更加完备。该派的创作态度比较严肃，他们的作品格调沉郁，语言纯净，而意旨隐晦。常州派以较高的寄兴，一反形式主义时弊，而风靡于江浙等数省，成为清中叶之后垄断词坛的唯一词派，影响远及民国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