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经济思想

康有为(1858―1927)的经济思想主要有富国养民说，大同说和救国论。

康有为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中提出了他的富国养民说。他指出：“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他认为采取这些措施可以使国家增加财政收入，“坐收千余万之款”。但实际上，这些措施是他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其本质是要建立近代货币信用制度和兴办新式交通运输业与采矿业，形成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他还指出：“养民之法有四：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这项主张除希望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事业外，还有推动雇佣劳动制度确立的意图。在经济形式方面，康有为坚决反对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的官办、官督商办等企业经营制度，他要求除货币发行和邮政事业仍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其余一切工、矿、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包括被洋务派视为禁脔的军事工业，都应该“一付于民”，“纵民为之”，国家只在培养人才、供给技术资料、减轻捐税、颁发专利执照等方面，给予鼓励和帮助。另外，康有为还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提出了发展工业化的主张。他认为，“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皇上应当“审古今之时变……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他的这种“定为工国”的主张比以前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前进了一大步，使他成为中国主张国家工业化的第一人。

康有为使用儒家的术语，结合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矛盾的了解，在《大同书》中提出了自己所理想的社会制度，即“大同”或“太平世”。他认为公有制是实现大同的最基本前提，因此在大同社会里，“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彻底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一切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企业，都由“公政府”经营。在此基础上按照近似于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消费资料的分配。大同社会中的生产由“公政府”统一规划和安排，做到“地无遗利，农无误作，物无腐败，品无重复余赢”。康有为设想大同社会不消灭货币和商品，劳动者仍通过领取货币工资获得劳动报酬和消费资料。大同社会里的人们过着极其丰裕和舒适的生活：“玉楼瑶殿……不可形容”，“裙屐蹁跹，五采杂沓”，“饮食日精，渐取精华而弃糟粕”，如此等等。

康有为从1905年开始写了三部经济专著，阐述他的救国论主张。在《物质救国论》中，他宣扬只有讲求物质，才能救国，先进思想是无用的，是“毒溺中国之药”。在《金主币救国议》中，康有为把造成国家贫困和危亡的原因，归结于没有实行金本位制。他说：“夫以五千年文明之古国，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所以致亡之由，不过为银落金涨之故。”因此主张“改金币而善图之”。在《理财救国论》中，康有为又主张救国必先理财，而理财的妙方则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银行网。他极力夸大银行的作用，认为“善用银行者，无而能为有，虚而能为盈，约而能为泰”。因此主张以种种措施鼓励金融业的发展，尤其鼓励银行的投机活动，来培植大富豪，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康有为的这三部著作，标志着他的经济思想由进步转向了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