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

指汉献帝建安至魏初30余年间的文学。它继承汉乐府民歌传统，并有创新，许多优秀诗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生活，抒发了诗人们祈求国家统一以及建功立业的抱负?感情激昂悲凉，语言刚健遒劲，而以诗歌成就最为显著。也有些作品表现出消极厌世的情绪。代表作家有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及女诗人蔡琰等。

汉末建安时期文学。建安乃汉献帝年号。文学史上之建安时期，包括建安至魏初，其文学主要成就为诗歌。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以其在政坛和文坛的领袖地位，奖励文学、招揽文士，聚集了“七子”、蔡琰等众多作家。他们都曾卷入汉末动乱漩涡，接触社会现实较广，生活和思想有较大变化，故不少诗作能继承汉乐府民歌优良传统，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歌唱作家政治理想和抱负，表现积极进取之时代精神。作品情调悲凉慷慨，风格刚健有力。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对后世文学发展有深远影响。这一时期，除诗歌之外，辞赋、散文等也都有所发展，形成“彬彬之盛”文学局面。

汉末建安时代到魏初的文学是为建安文学。因其俊才云蒸，“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故而在我国文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主要作家是曹氏父子(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刘桢)和祢衡、繁钦、杨修、吴质、蔡琰等。建安文学在诗歌、辞赋、散文诸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而诗歌尤为突出。它不但确立了五言诗在文坛的地位，也为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创作继承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反映了汉末长期战乱的社会生活，抒发了为实现统一而建功立业的壮志和英雄气概，表现了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形成了我国古代文人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述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之能。”这就是建安诗歌独特的风格，慷慨悲凉，笔力遒劲刚健。后世称为“建安风骨”。当时诗歌创作十分繁荣，如曹操的《韭露行》、《蒿里行》;曹植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的《悲愤诗》等都是名篇。而成就最高的当属曹植，其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诗品》钟嵘)，为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建安辞赋也很有成就，出现了象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这样的优秀之作。特别是小赋的创作，使辞赋的取材范围扩大了，从叙事向写景、抒情方向发展，出现了不少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优秀作品。因此曹丕对建安辞赋评价很高。刘勰称王粲、徐干为曹魏的“赋首”。此外，建安文学在文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文学批评开展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这方面曹丕最为突出。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讨论文学理论的专篇。他重视文学的价值，称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分析了文学特征、规律，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还品评了建安七子的创作，开创了批评作家、评论作品的良好风气，在文学批评史上居重要地位。建安文学的繁荣有三个原因。首先汉末的动乱局面持续了19年。战乱之苦，忧患之思是社会环境的刺激因素;其次，“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文心雕龙?时序》)，是领袖人物的带动因素;再次，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兴盛，又是一个引导因素。建安文学的崛起，使我国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堪与唐代相比美的黄金时期。建安风骨成为后世典范，唐初陈子昂大力提倡“汉魏风骨”，李白也有“莱蓬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其文学理论的建树，文学批评的开展不但带动了魏晋六朝文学理论的蓬勃发展，也标志着我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自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