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人牲祭

炎黄祖先对天地的崇拜，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起源观念上打上了深刻的精神文化的烙印，后世出现的诸多建筑文化现象，往往可以从上古对天地的崇拜中得到解释。

比如，建筑人牲祭现象，在殷墟文化中比比皆是。殷墟第三期建筑遗址，“有一个 ‘奠基墓’，埋小孩1; 有‘置础墓’9，埋人1，牛33，羊101，狗78”，“乙七基址，埋人1，牛10，羊6，狗20; 七个 ‘安门墓’，埋人18，狗2，人或持戈执盾，或伴葬刀、棍之类”(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79―80页)。很显然，这些人牲祭，是在建筑物建造打基时进行的。

夯土台基的建造，也“经常用人 ‘奠基’。一般是在台基上挖一个长方形竖穴，把人用席子卷好，填入穴内，再行夯实”(《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25页)。

《诗经》 和 《史记》也记载了这种人牲祭现象。

《诗?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这里所言“良人”，即指奄息、仲行、嫘虎子三大贤人。此即秦穆公死而建陵，殉葬者凡一百七十七人的史实。而近期发掘的西安秦公大墓，虽然建造年代较晚，但殉人竟达一百八十二名之多。

关于这种建筑文化现象，历史学家以有无殉葬及殉人之多寡作为划定历史分期的一个重要立论依据; 社会学家从政治角度，愤愤谴责当时统治者的残暴无道，这都无可厚非。但若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起源观念看，这是天地崇拜 (尤其是地神崇拜) 在古代营造活动中的反映。

《礼记?郊特牲》云：“以天之高，故燔柴于坛;以地之深，故瘗埋于坎。”又云：“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达之。地示在下，非瘗埋不足以达之。”原始地神之祭典，是将祭品或人血、牲血浇洒于地，现当代以酒洒地，将骨灰洒在江河大地，实是远古祭地之法的发展。故所谓“以血祭祭社稷”实是对地神最隆重的祭典。这就不难理解，古代中国建房造墓，何以要殉牲甚至殉人了。其建筑文化的美学意义在于，人们既然对神尤其是大地之神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么，在神面前献出鲜血与生命，也是在所不辞的。因此，以有无殉人现象及殉人之多少去推断某一历史阶段是奴隶社会抑或封建社会，此未必持之有据。殉人的房主或墓主，未必人人残暴无道。而被殉者也并非个个都是冤魂，他们之中，也肯定有不少是含笑于九泉的。这雄辩地说明，在古代中国，那种与建筑文化起源观念相关的天地崇拜，是被当作审美来追求的。当然，这种崇拜，实在是一种虚假的审美，异化了的审美，是真正的历史的残酷。

总之，在建筑文化起源观念上，中国人一向具有一种强烈的“亲地”、“拜地”的文化意识，中国人对大地的亲情是由较早发达的东方农业文明培养起来的，也因为自古中华的宗教观念不够发达缺乏向彼岸超越的纯宗教的精神境界。这使中国人很实际地脚踏于东方大地上，大地是人间的乐园。在这一点上即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不大去向往彼岸的“天国”，认为建筑的起源，不是从“伊甸园”开始的，而是很现实的，就在自己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