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经济思想

张之洞(1837―1909)对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初期曾表示支持并列名强学会，不久又专门写了《劝学篇》，对变法维新运动进行攻击和反对。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论点，坚持用封建主义“圣道”为统治人民的根本;同时在保持和巩固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学习一些西法，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来帮助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是张之洞从事洋务活动的一个基本准则，也是其经济思想的基本理论基础。张之洞的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书)。

1.张之洞坚持官督商办制度，主张对兴办的新式工业实行官僚垄断政策。他为了替官商制辩护，提出了“利权分开论”，主张将利和权分开，允许商民求利但不能有权，他说：“盖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商民专之者权”，“官无权则隐患无穷”，“况现值人心不靖乱党纵横之际，则此权尤宜慎重”。他认为权掌握在官的手里可以保障商人的利益。张之洞为了吸引商人投资，后又不得不对商权有所承认，提出在官督商办的企业里，官商之间的“权限必须分明”，“商权，官断不侵;官权，商亦不抗”。但随即又补充道：“官虽不干预其银款，而用款必须报知;官虽不干预其用人，而所用之人有不合礼法者，官亦可令公司撤换”。这意味着企业管理事务的决定权仍在官方手里，商有权只是一句空话。2.对工、农、商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较正确的论述。他强调工的作用，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同时，他又从市场角度论述工商关系，强调了商的作用。“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因而“是商为主，工为使也”。他还从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材料的认识出发论述农工关系。“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所运”。他认为工、农、商三者之间相互联系，故说“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3.为帝国主义国家凭特权在华投资开厂辩护。认为“洋厂所在，其一切物料必取中国，工匠必取之中国，转移闲民必资之中国。彼洋商所得者商本盈余之利，而其本中之利留存于中国者仍复不少”，故“有益于民生”、“国计”。他甚至主张，为了迫沙俄归还我国东三省并借外人、外资之力开发三省“地利”，“莫如将东三省全行开放，令地球各国开门任便通商，所有矿务、工商、杂居各项利益，准各国人任便公享，我收其税”。在腐朽怯弱的清王朝统治下，张之洞的“开门通商”主张，只能为中国的进一步殖民地化铺平道路。

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客观效果是明显的。他创办的带有官僚资本性质的新式工业，曾在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刺激和推动的作用。但是，作为洋务派后期的主要代表，张之洞的经济思想同早期洋务派一样，力主对兴办新式工业进行垄断。